编者按：2004年8月22日是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本文为赵晓博士在和讯网就有关邓小平与中国经济遗产问题所进行的谈话改编而成，本报有删节。

　　邓小平最大的贡献就是解放了中国人，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身份。邓小平真正地把中国带到了一个伟大的复兴的新时代。

　　邓小平真正地把中国带到了一个伟大的复兴的新时代。如果要对这句话做解释，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小平同志解放了中国人。很多人都说小平同志的这个贡献那个贡献，但我个人坚持认为小平最大的贡献是解放了中国人，解放了中国人的身份和思想。

　　中国的改革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表面上这是一个土地制度的改革，但经济学家发现，其实带来的是一个家庭行为、决策模型的变化——一个农民，他的劳动不再是由别人来支配和决定，而是由他自己乃至他全家来考虑决定。这样全家就会考虑，究竟是种地好，还是打工好。留在家里好，还是到外地去好。所以小平所开创的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不仅带来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解决了中国的吃饭和温饱问题，而且解放了中国的劳动力。随后，在城市的改革，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所有的这一系列无不是朝着解放人的身份、让个人去自由决策的方向走的。

　　过去的中国人往往不敢自由表达，因为“祸从口出”，一句话说错，你这辈子就很麻烦了，你无处容身。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敢于自由地想，自由地表达，自由地去选择和行为，由此才有了全民族的人力资本的大爆炸，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最重要的根源。

　　有一个人讲“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做个体户”。这是一句非常精辟的话。邓小平从允许土地承包开始，允许人们做个体户开始，一句话，从允许私人产权开始，就第一次给中国人开创了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就引爆了中国人力资本的核能量。

　　第二个方面，邓小平把中国带回到了国际社会。在此之前，中国是一个封闭、孤傲、进步缓慢的社会。自从邓小平之后，中国开放的步伐一发不可收，一直到我们今天加入WTO，中国日益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世界也日益张开臂膀来欢迎中国。这种大进大出大开放，使得中国有可能利用世界上最优秀的资源、最好的技术、最好的管理经验，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最快地发展。

　　第三个方面，邓小平提出“不争论”，从而把一种务实和理性的精神带回中国，这种务实精神是邓小平之前的几十年所缺乏的。一般来讲，中国人总是热血多于理性，口号多于行动，现在也还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小平同志使得中国人能够以务实和理性的态度来推进自己国家的建设。

　　第四个方面，就是小平开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变革。市场经济表面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价格决定机制，其实是整个文明的变革。我一再向外国同行强调，中国迄今所进行的改革，只是我们真正要改革的一部分，所谓经济转轨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一定是宪政转轨和文明转轨。但是从小平同志开创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开始，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不归的改革之路，而这条道路也是中国唯一可能通向正确的繁荣与稳定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方向也是中国社会过去几千年所未曾有过的。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他给我们指引了这条道路的方向。

　　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或者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只是开了一个头，并且现在认真反思一下，一开始的时候也可能对某些方面忽视了。

　　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或者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只是开了一个头，并且现在认真反思一下，一开始的时候也可能对某些方面忽视了。比如小平同志说过，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不足是教育。有人算过，中国的初级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中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灌输知识、提高能力，却忽视了对人们的心灵教育。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迄今为止的取向，一直是致力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却忽视了人们还有精神的需要、心灵的需要。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始出现一些类似于癌细胞式的问题，比如说金钱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为求钱财不择手段，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对人心灵的教育，忽视了社会对于人们的道德引导。

　　再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生态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遭到了破坏，原因大家现在都清楚，就是与我们过度地注重了GDP的增长，忽视了平衡发展、科学发展有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家谈论很多的贫富差距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国际警戒线，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让大家共同富裕，而这个工作现在看来我们只完成了一半。

　　最后，就是腐败问题。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权力资本化的问题，腐败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可能演变成坏的市场经济，威胁着中国好的市场经济目标的实现，这个问题也需要引起格外的警惕。

　　解决改革开放面临的问题的迫切性变得非常清楚：如果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能够在广大的层面上被大多数人所分享，那么改革的成效就会打折扣，支持改革的力量就会发生动摇，改革的动力机制就可能出现障碍。

　　我倾向认为腐败、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不可否认，与我们当初对改革开放、对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不足、不全面也有一定的关系。现在这些问题造成的危害的现实性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也变得非常清楚。

　　这是因为如果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国经济的繁荣不能够在广大的层面上被大多数人所分享，那么改革的成效就会打折扣，支持改革的力量就会发生动摇，改革的动力机制就可能出现障碍。所以今天的中国应该很好地来直面两极分化的问题，很好地考虑中国改革的具体程序设计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不仅要看到方向的正确，还要考虑到我们程序的有效性，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平稳地往前推进。这也就是说，小平同志当年所强调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今天我们要更多地关注后半句话。

　　而从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我认为主要是通过完善改革程序，特别是建立起公平、公正，透明的改革程序，尽量遏制权力资本化，实现初次分配的公平。同时还要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所得税机制，实现二次分配的公平。最终使中国从目前类似“丁字形”的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结构，过渡到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的收入分配结构。造就一个庞大的、能够在社会中担当主体的中产阶级，这是中国当前重要的任务，是“为万世开太平”的事业。

　　事实上，中国的大的改革方案的推出、改革政策的出台都是在发展比较快的时候进行的，而发展又因为改革的动力，因为体制能量的释放而得以持续。

　　目前中国正进入新一轮的黄金发展时期，我们所担心的问题不是增长上不去，发展上不去，而是增长速度太快，经济走向过热。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就是中国改革的良好时机。政府应该抓住这个良好时机，推动方方面面的改革，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两极分化、腐败、环境污染、心灵荒芜等方面都可以考虑推出比较大的改革措施，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而抓住这一轮黄金发展时期，大力进行改革，又将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良机。所以我最近一直强调宏观调控的下一步要回到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来。

　　中国的情况很特殊，国外经济过热了，采用的是宏观调控、参数调节，但中国可以采用市场化改革的办法，用改革来为增长降温，同时又为下一步的增长打下基础。

　　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难以得到保障。现在的腐败盛行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有关系的。经济改革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求政治改革的配套，而政治改革的滞后会导致程序上的问题发生，会造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会使得权力僵化、两极分化，从而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丧失。因此抓住时机，启动政治改革，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希望国家领导人会在小平同志的遗产上，更进一步完成未尽的使命。

　　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市场的转型，我们还将经历宪政转型和文明转型。中国历史上不缺乏经济增长，但缺乏财富的保障；不缺“大治”，但缺乏稳定持续的长治久安。现在看来，如果三个转型顺利到位，中国完全有可能打破治乱循环，跳出历史上的周期律，迈入新的文明形态。

　　对于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比较，在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在国际上也存在着广泛的争议。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比俄罗斯更成功，比东欧更成功，但是也有人认为俄罗斯的改革障碍都已消除，改革潜力更大，两国的比较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我们回到中国本身的改革，大多数人的评价都是积极的。世界银行有一个评价，说中国用二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二百年的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阳光下没有新鲜事，但是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却是阳光下的新鲜事物，因为打破了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在增长最快时期的纪录。小平同志所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主要经验就是考虑了中国国情，找准了方向，同时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战略关系的把握上做得非常成功。

　　在邓小平去世的时候，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应该说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们为追求民族复兴赴汤蹈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只有邓小平把我们带到了改革开放的正确发展道路，带到了解放人的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务实、理性，融入到国际社会这样的方向性非常清晰的正确道路上来。

　　什么叫民族复兴？首先是国力的强大，中国经济总量在国际上已经排名到第六、第七，在并不遥远的将来，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其次是人民生活水平，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越过1000美元。再有一点，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架构的变化，也就是宪政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就是中国人思维、价值、文化或者说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市场的转型，我们还将经历宪政转型和文明转型。中国历史上不缺乏经济增长，但缺乏财富的保障；不缺乏“大治”，但缺乏稳定持续的长治久安。现在看来，如果三个转型顺利到位，中国完全有可能打破治乱循环，跳出历史上的周期律，迈入新的文明形态。

　　股市今天的困境提醒我们，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是有条件的，在有些领域不能“摸”，而是要从一开始就有比较全面、完整的制度架构。

　　邓小平支持创办股市作为改革的试验，但股市发展到今天，股民成了改革的成本承担者，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股市今天的困境提醒我们，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是有条件的，在有些领域不能“摸”，而是要从一开始就有比较全面、完整的制度架构。我们的股市是从摸索中开始的，但是制度非常不健全，所以才导致了今天一系列的问题，要往下改困难重重。有人说推倒重来，但是推倒了未必能够重来。重来，是不是一定要推倒？这些问题需要很高的智慧。不管怎么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今天，值得我们好好反思，这里面的教训很多。

　　在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精言妙语中，我最难忘的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和“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表明发展这个方向最重要，中国必须发展。“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表明能够实现目标的手段很重要。

　　定了发展目标，白猫能实现，那么这只白猫就是好的，黑猫能实现，黑猫就是好的，不要问姓“资”姓“社”。

　　但是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对这个“猫论”做过一点研究和讨论。那是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我认为“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很好，但如果花猫要一起来抓老鼠，也应该允许，乃至小狗愿意来抓老鼠也可以，这样我们社会的平等性才可以建立起来。平等性是最重要的，但现在看来在某些领域这种公平性还不多、不够。

　　有人认为，现在回过头看我们改革开放走过的路，是不是最优的选择呢？是不是也可以达到类似现在的目标，而不至于面临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问题？以我自己而论，对中国这20多年的发展，我认为已经可以打90多分了。很难做到比这个更好，也很难想象能有人比小平做得更好。

　　作者简介

　　赵晓博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中国大陆目前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企业改革以及市场制度的变迁。主要论著：《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挑战》、《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1998－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