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孟雷 江西报道
“南巡”中的不同视角
在南巡中，在江西，小平的目光或者已经投向了即将开始的第三次松绑
1992年1月30日，邓小平“过境”江西。
之所以用“过境”这个词，是因为相对于刚结束的广东之行和下一个安排返回上海，小平在江西的驻足，短暂且不引人注目。但是，与南下途中一路大声疾呼、全力推动的开放搞活、思想解放、现代化、工业化不同，小平的视角在这里转了一个弯，他在这里停下来，专门要问问——农村现在怎么样。
1月30日下午3时40分，邓小平的专列进入江西鹰潭车站，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早已在这里迎候。见面后，邓小平就关切地问：“江西去年的年景怎么样﹖”
毛致用说：“年景还好。1991年农业全面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5．5％，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4％，财政收入增长10．3％，实现收支平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02元。改革的步子是这些年来迈得最大的一年。”
邓小平听后很满意，连声赞许说：“那好，那好”他对农民增收感到欣慰：“农民收入702元，那不简单。”
接着，邓小平又关心地问，去年遭灾了没有﹖
“遭受到比较严重的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所以仍是一个丰收年。”毛致用回答道。
吴官正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压库严重，库存有140亿斤，其中在库外露天堆放的有40亿斤。”邓小平说：“在粮食问题上，江西是作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你们有这个权利。对江西，中央要照顾一点。”
邓小平思路清晰地说，“改革从农村起步，刚开始时，有些人想不通，存有疑虑，有的人还害怕是搞资本主义。但我们等待，既不给他们戴帽子，也不搞批判，做出成绩让他们看。后来认识逐步统一了，几年就都执行了。这些年经济上得快，是个跳跃。农民收入多了，电器也进了农户，农村盖了许多新房。要看到这个作用，没有这个跳跃，治理整顿不会这么顺利。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
在整个南巡的过程中，专门停下来了解农业、农村、农民情况，这恐怕是惟一的一次。
“改革从农村起步、放得更开一点”，邓小平既是在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又是在对它的发展作了一个判断。
在邓小平的改革规划里，农村从来是不可或缺的两翼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给农民松绑是80年代初期，允许农民“分田单干”，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问题； 80年代中期第二次松绑，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它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结束了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农民也先富了起来。在南巡中，在江西，小平的目光或者已经投向了即将开始的第三次松绑。果然，在他历史性的南巡之后不久，中国农民有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松绑”——允许、鼓励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在地区间有序流动。“农民工”成为一个新生的专用词汇。一亿多农村劳动力的异地就业，“蜂拥”着进入从机电到制鞋的各个厂房，这使中国沿海劳动密集性产业带突飞猛进，大城市经济圈就此开始高速扩张。
“农村”江西的城市化之路
去江西，说农业，小平的选择自有深意——一直以来，江西就是中国的农村
就一个省份来说，中国恐难有比江西更适合过小日子的地方。更适合作为农耕自然经济典型的地方，早在南宋期间，从这里运出的漕米就占了全国的1／3，上缴朝廷的粮食和赋税居全国第一位。
建国后，江西则是惟一一个保持粮食净调出的省份。即便在 “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的年月，江西的粮食仍然能源源不断地调出，供养着吃不上饭的其他地区。不久前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还在一个论坛上说起1961年周恩来总理来江西视察，连干三杯酒，请江西增加外调粮食3亿斤的事情。
但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至时，当广东人、浙江人、江苏人乃至湖北人、湖南人都已经搭上快速增长的列车，江西人便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落伍，并且在历史上第一次感觉到了生存的危机——江西的年轻人正日益向四周移动——它长期引以为傲的农村、农业开始“空巢化”，在家的基本是老弱妇孺，土地开始抛荒；从1998年开始，江西历年高考在前1000名的学生很少愿意留在江西、回到江西；也没有人再像当年的浙江人、江苏人、湖南人、湖北人、河南人那样逃荒来到富庶的江西。
2001年，现任省委书记孟建柱到江西之前，江西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水平不但在中部地区垫底，而且在全国也成为了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在中国31个省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的排名上，处在27位，全国倒数第五。对江西的介绍中，“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基本不会再被提起，代之以“江西是中部欠发达省份，2／3的人口在农村”。
但是，这种长期的“农村”状态，似乎在2001年起开始出现一个彻头彻尾的变局。
从上海调来担任省委书记的孟建柱和他的团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一些东西。他的新班子搭建起来之后，思路与以往显然不同，江西省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基本方针，基本不再被提起，代之的是“以加快工业化为战略核心，以大开放为主战略”，打造沿海产业转移承接基地、“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新鲜思路。
摆脱开只坚持做好农业大省的惟一“立身之本”，江西的工业化、城市化变轨，似乎产生了一个“奇迹”。
经过2001年的重新布局，江西经济先于全国摆脱了增长迟缓的局面，当年ＧＲＰ增长8．8％，在2002年则首次达到10．5％的两位数增长。而在2003年，尽管有非典、局部洪涝灾害、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仍继续加快，ＧＲＰ总量2830亿元，增长率为13％，在中部六省中无论是增长率还是上升幅度，均居首位。
城市也开始像城市了，前年南昌市拿出500万元在中山路搞了个“亮化工程”，这在别的地方本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事，亮灯的当晚，却引来了几万人摩肩接踵、热气蒸腾、争睹灯亮的盛况，据说当时就让地方首脑掉了眼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为政者心酸的现象？因为“九五”期间，省会南昌市几乎没有大的市政工程，老百姓拿这个当了不起的稀罕景来看。
均衡之辩
老实说，你可以让它有点距离地呆在后面，但不能不管不顾地自己往前跑，拉得远了，后方就会变成真的累赘
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最怕的一是污染，以牺牲生态环境而发展工业；二是农村经济萎缩。如果这两件事情江西没有回避或者制止，那么工业化就是失败的。
江西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经济并没有萎缩，去年江西农民人均增收102元，出现了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相应增长的比较协调的局面。
这既有农村税费改革、一号文件出台等整体性“政策利好”的功劳，也与江西虽然改换门庭“工业立省”，但并没有放弃农村相关。第一，单一的农业大省即便不想作了，但全国商品粮基地的定位不是自己可以随意拿掉的，这既是国家任务，也是“红色江西”的荣誉；第二，毕竟江西的工业化城市化刚刚起步，仍然是“2／3人口在农村”，只有一个百万人口城市的境况，确定了城市与工业的带动作用依然有限的现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了江西还绝对不可以忽视农业、农村、农民。这既是快速发展的后方，也是稳定、和谐、均衡发展的需要。老实说，你可以让它有点距离地呆在后面，但不能不管不顾地自己往前跑，拉得远了，后方就会变成真的累赘，中间是有皮条连着的，反作用力就会把你一下拉回来，让你很被动。
在连续三年的工业化、城市化“突击”后，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对“科学发展观”再三强调和本次对经济过热宏观调控之后，江西似乎开始把更多的关切重新给予农村，这在地方首长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江西一定要城乡统筹发展中体现无遗。发展与均衡的问题，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的问题，在现阶段，应该仍然是经济已发达地区容易妥善安排，对于江西，以及与它大约相类的中部、西部急于摆脱农业省份称呼的地方来说，达到“均衡”恐怕会有多一些的路要走。均衡当然是必须的，但对于均衡的实践标准，他们不会放弃可以试探一下的机会，毕竟他们穷的时间太久，憋的时间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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