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继新 采访报道

　　2004年8月12日，时大鲲第一次来到四川广安，和吴仪及一众中国政府官员参观了邓小平故乡。此时距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已是19年。1985年，这位现任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当时只是一个旅游者，而邓小平这时也被《时代》周刊评为当年的全球风云人物。

　　时大鲲对邓小平没有多少记忆，但是他对当年中国的情形记忆犹新。如今的沿海高收入地区在当时和今天的西部状况差不多：大连街头理一次发还只需要五毛钱，最好的宾馆里一周也只有一三五才供热水。

　　所以时大鲲对西部发展的未来充满信心。这种信心和当年时大鲲在中国各地看到的一样。“每个人都有理想，每个人都相信将来的日子会比现在更好。”每个中国人对当时的生活都不满意，这是时大鲲的发现。但他同时也吃惊地发现，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这种生活，而且每个人都坚信努力工作一定就能改善。

　　邓小平主张的“先富”理论，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受到不同的解释。但时大鲲相信，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兼顾各层群众的利益并不等于实现绝对平等。月收入1000块钱，尽管不能享受月收入10000块钱获得的选择。但月收入1000块钱，在地方上也很好，因此这要视环境而定。

　　“美国的一个问题就是，全国统一规定了公司员工的最低收入必须是多少。一个人收入多少，应该依靠系统的自我调控来实现。中国也有最低收入，但是美国的最低收入是保障你能过上舒服的日子，而中国的最低收入是保障你能存活，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时大鲲并不认为改革开放的速度还不够。“中国本身的经济就是世界的缩影。”时大鲲认为，在中国，可以找到纽约，可以找到印度，找到东欧，找到伦敦。

　　“我们可以彼此学习的地方很多。很多人觉得中国贫富不均，其实不是坏事。这是整个价值链的构成。日本市场太统一了，在东京、在大阪、在北海道、在九州，什么都一样，吃的也一样，用的也一样，统统一样。这是不好的，这不能刺激经济的成长。中小企业都赚什么钱？都被大企业卡死了。而在中国，擦鞋也可以有好日子过，在工厂打工也能过日子。所以说，沿海和西部收入不均，却造成了一个‘Ｗ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的景象。比如说长虹，黑白电视也能卖，也能赚钱。日本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个可以总结的经验。但时大鲲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没有太多不可测的事情。”

　　“虽然我们一直这么说，也一直这么担心，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发展，产业一直在发展。学者不断地会有很多想法出来，比如说不合某种理论、学说、模型。可我们就在创造中国自己的模型，而这是以前所不曾有的。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早就是不按牌理出牌了。没有什么可比的，没有任何经验可循。”

　　一切又回到信心上来。为什么摩托罗拉这家在华跨国公司的榜样对中国这么有信心？“因为摩托罗拉在中国已经十八年了。”时大鲲说，“十八年来我们一直成功到现在。”

　　这与中国人对自己的改革开放的信心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