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并没有前往靖国神社进行参拜，而是向相隔600多米的“千鸟渊战殁者墓苑”献花。小泉表示，日本在二战中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他代表日本国民表示“深刻反省”，同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但国际舆论普遍对小泉的这番话表示怀疑，因为同一天，小泉内阁的4位内阁成员以及58名国会议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何况小泉解释说，因为已经在今年元旦参拜了靖国神社，所以才不会在战败日再次前往，并宣布明年还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在“终战纪念日”寻找心理平衡

　　其实这种在历史问题上捉迷藏的做法早已有之。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1995年8月15日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让亚洲政界另眼相看的“不战决议”。“但是，一个不留神，日本文部省就迅速通过右翼主导的新历史教科书，将刚刚列入历史教科书内的‘慰安妇’问题封杀得一干二净。”

　　“8·15”在日本被称为“终战纪念日”。然而，日本方面在这一天中常常做出让人感觉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的姿态——既要体现出对当年战争给别国人民带来损失和痛苦有所认识；又不忘慰祭给别国人民带来损失和痛苦的那些人。在外人看来，日本人这样做就是在为自己的历史罪责开脱。

　　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曾景忠研究员认为，首先就是军国主义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另外，“民族主义的思想在很多日本人的心中都是挥之不去的，日本人总有一个‘东山再起’，找回过去辉煌的情结，这一点更广泛地存在于普通日本人的脑海里”；而且“如今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军事大国的日本正在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它正在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日本不断美化自己的形象，一方面弱化曾经的“侵略史”，洗刷自己的罪行；一方面强化自己也是二战的受害者，骗取国际社会的认可”。

　　寻找“终战心理”的历史源头

　　热海市位于东京以南近百公里的静冈县伊豆半岛入口处，距市中心不远的伊豆山上有一尊“兴亚观音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曾赴此地实地考察。

　　据蒋立峰介绍，此像建于1940年2月，发起人为日本二战甲级战犯之一、当年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1938年3月松井回日本后，提议使用带回的南京大场镇的红土，烧制成一尊合十观音立像，立于伊豆山腹，并起名为“兴亚观音像”，并表示此像“容目温和，面向南京”，体现了“以此功德永远回向怨亲平等”、“祈仰东亚之大光明”之“本意”。

　　距观音像不远处建有一观音堂，堂内祭坛正中观音像前的白木匣内摆放着记有松井部下战死者23104人的名册，两侧则分别立有“支那事变日本战殁者灵位”和“支那事变中华战殁者灵位”，以此表示对日中双方战死者的祭奠。据介绍，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被放置在祭坛上的突出位置，祭坛两侧陈列出许多与松井石根有关的实物，被一些日本人视为“小靖国神社”。

　　对于为什么要建立“兴亚观音像”并摆放日中双方战死者的灵位？蒋立峰认为，这绝不是松井看到了大屠杀血腥残酷的场面而萌生了恻隐之心，“松井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骨干分子，不可能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感到丝毫忏悔，他只能以此种方式掩盖其指挥大屠杀的罪行，躲避国际道义的谴责，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鸣冤叫屈。战后，日本在冲绳的和平公园建立了一组纪念碑，将冲绳战役中美日双方战死者的姓名刻在碑上以供凭吊，其用意显然是欲以此等方式模糊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被侵略的界线，从而‘名正言顺’地把日方的战死者奉为为国捐躯的‘英雄’。”

　　据蒋立峰考察，在距“兴亚观音像”不远处还立有一块“七士之碑”。“七士”即指被判处死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他们的部分骨灰被盗出，秘密埋葬于“兴亚观音像”旁。1959年在骨灰埋葬处立碑。1978年，其信奉者又从此处取出少量骨灰，于爱知县幡豆町三根山顶建“殉国七士墓”。同年，包括松井石根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被塞进了东京的靖国神社。随着日本战争认识问题的日益模糊，松井石根的“暧昧”也注定会以新的形式体现出来。

　　日本人在战争认识问题上的缺失

　　曾担任《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责任编辑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社长韩继海认为，不排除一些参与过战争的日本人在自我开脱和自我安慰。该书实为日本《朝日新闻》一个名为“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栏目读者来信的汇编。作者上至当年战争亲历者，下至十几岁的中学生，所以此书被视为日本人对待战争主流意识的一个缩影。据该书中译本介绍：“《朝日新闻》从4000封信中选择出2000封信结集《战争》一书，立即轰动日本。美国在此基础上选出400封信同名出版，又成为美国各大媒体图书榜的畅销书”。

　　“从整本书来看，每个作者的的经历不同，对问题认识程度不一样；但不管站在什么立场，都表达出作者对战争的痛苦、厌恶的感觉。”韩继海这样概括此书作者们给他留下的整体感受。但韩继海也感觉出，“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相当多的作者无意识思索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只是表达对战争的感受。”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反思历史问题时“正义性观念”的缺失，在外人看来，使得反思者始终有谢罪不够之嫌：“日本人对于自身在战争中经受的损失和伤痛记得深刻讲得真切，远胜于对于他们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犯下的罪行、造成的损伤”(选自《战争》跋)，给人另一种“暧昧”的感觉。(来源：国际先驱导报，作者：韩轩、及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