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景山后街有一所小院，从1977年搬进小院至今，邓小平的最后20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如今，他们家仍然居住在这里，每年的8月22日，全家人仍然聚集一堂。在邓小平百年诞辰到来的前夕，记者来到这里，对一向低调的邓小平的家人们进行了采访。

　　邓小平和卓琳建立的这个家庭开始于1939年的延安，那一年，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结婚之后，这对夫妻一共养育了邓林、邓朴方、邓楠、邓榕和邓质方5个子女。作为与邓小平最亲近的人，家人们与邓小平一起度过了艰难岁月，同时也见证了各种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过程。

　　记者：改革开放的标志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记住了四项基本原则，记住了你父亲的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老百姓先富起来。

　　邓朴方：当时大家都说上层很积极，群众很积极，中层堵塞。过去旧的思想框框束缚着我们很多干部的头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能突破旧的体制呢，所以他一直强调解放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老人家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都是很实实在在的东西。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尤其是改革开放阶段，留下了许多朴实准确而又形象生动的语言，这些语言是邓小平理论的点睛之笔，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数那句“猫论”：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后来，原话中的“黄猫黑猫”被演绎成“白猫黑猫”广泛传播。

　　邓榕：是在一次共青团的代表大会上讲的，他讲的是“伯承同志说的好，不管是黄猫还是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句四川的民间谚语，刘伯承在指挥战争、制定战略战术的时候，经常用这句话。

　　记者：后来怎么会跟改革开放联系起来？

　　邓榕：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只要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智慧，我们都要应用，这些成果我们都要运用。

　　记者：他说出的这些话都很幽默，而且一针见血，很有特点。

　　邓榕：四个字，言简意赅，也没有那么多深奥的理论，他的话就是特别实在。

　　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方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中国，大平正方问邓小平，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邓小平回答说：国民经济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算个小康水平。从此，小康目标，这个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几十年的新概念就提出来了，中国老百姓体会自己的生活，也有了一个亲近朴实的说法。

　　邓朴方：“小康”这个词实际上是解放之后并不多见的词，当然古代先秦的那些典籍里面有“小康”，但是一般到后来就不是说的那种“小康”，而是说的“家道小康”，但是老爷子熟悉这种词汇，所以他肯把这种词汇形象地用在我们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上。这是中国一个大的历史进程，他用这样一个形象的词汇来表现。

　　记者：学生游行时曾打出口号“小平您好”，您父亲看到过这个标语吗？

　　邓朴方：当然了，他就在现场。

　　记者：他喜欢吗，他说到过吗？

　　邓朴方：我觉得这是对他最大的奖赏，群众对他的奖赏是最大的奖赏，我想，他也会认为这是大家对他最大的奖赏。

　　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是全方面的，对于港澳台问题，邓小平同样是持一种开放的心态。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就反复筹划着如何解决祖国统一问题，邓小平说，“实现祖国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记者：我们说“一国两制”很有创意，但是在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大胆的一个创意，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邓朴方：其实也在情理之中，香港那样的社会你能变成社会主义吗？反过来想不可能。你既然要收回，你让它还是资本主义存在，（好像）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事情。问题不是这个事情在不在情理之中，问题是敢不敢于做这样的决断。

　　邓榕：这一点表现出他处理问题的一种灵活性、务实性的眼光，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当时谁敢提出“一国两制”，允许在中国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特区，没有一点政治的魄力和政治的决断是作不出这样的（决策）的。

　　记者：有没有跟你们谈过这方面的想法？

　　邓榕：没有，他在家不谈工作，对于香港问题的解决，我觉得我父亲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怀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他盼望着他能够活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亲自踏上香港的土地，他说哪怕停一分钟也好，坐轮椅去也好。

　　邓小平热爱自己的家庭，同家人们在一起，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得以彻底放松身心。

　　邓榕：我父亲这个人是家庭观念极重的一个人，他特别爱他的家。

　　记者：为什么有这样重的家庭观念？

　　邓榕：这是他的个性，有一个北京老百姓见到我，跟我说，他说按照我们老北京人的说法，你父亲就是一个全乎人。什么叫全乎人？上有老，下有小。四世同堂，又特幸福。自己的身体又好，又长寿，就叫全乎人。

　　邓榕：正因为他爱他的家庭，爱他的妻子，爱他的子女，爱他的孙子孙女，爱每一个人，所以这个家庭才这么幸福美满。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小平就基本上处在半退休的状态。1989年正式退休之后，邓小平更是像一个普通的老人一样，过着恬静的退休生活。

　　记者：一般几点起床？

　　邓林：他七点半到八点钟起床，洗漱、喝茶后就开始吃早餐，早餐以后略加休息就开始看文件。

　　记者：吃什么呢，跟你们一样？

　　邓林：应该差不多，但是略微给他调剂一下，比如今天喝粥，明天喝牛奶，后天给他放一点咖啡，再往后酪糟蛋，这些给他轮着，再有一天给他吃油条，给他轮着来。

　　记者：你父亲爱吃四川菜，跟你们怎么协调？

　　邓榕：我们全家都爱吃四川菜。我父亲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他不是说要吃一样东西就天天吃这样东西。他的饮食风格就是换，南方、北方，凡是好吃的东西，都要换着吃。

　　生活中，邓小平一直保持着爱看书的习惯，邓小平的阅读面很广，就连对武侠小说也很感兴趣。

　　卓苒：他特别爱看武侠小说，除了以前说他很喜欢看《资治通鉴》，看《毛选》外，也喜欢看很多史书，但是这些是他作为一种工作或者是查资料来看，他休息的时候，尤其在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定要看武侠小说，古龙的看完了，金庸的全部小说也都看完了，没的看了又看梁羽生的，这些人的小说没有一部是落下的。

　　邓小平一直喜欢孩子，他对孩子有一个可爱的比喻：“小玩具”，与他的四个孙子在一起，邓小平尽情享受着身为爷爷的天伦之乐。

　　记者：是您给您父亲带来第一个孙子的？

　　邓楠：对，我每天就把小孩放到我父亲身边，拿个椅子，两个椅子一对，然后铺上褥子就睡在他旁边，父亲就经常去看。孩子一哭，他就忙着叫我来端盆、端水。

　　邓楠：我们家的特点就是谁最小谁就跟着爷爷，所以在比较早的时期是我的女儿眠眠，再过一段时间就是我姐姐的孩子萌萌，老是跟在身边，后来就是羊羊，最后是我弟弟的孩子，小弟。

　　记者：你父亲不嫌闹吗，小孩跟在身边？

　　邓楠：不嫌。小孩在他身边怎么样都行，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弟弟妹妹就是当他在办公室办公时，他们就在桌子底下钻，他都听不见，也没有感觉，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的工作。

　　1997年2月19日，93岁的邓小平停止了呼吸，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邓小平的夫人卓琳率领全家为老人送行，并按照邓小平的遗瞩，将他的部分器官捐献出来，供医学临床和研究使用。

　　记者：到最后捐献角膜，遗体解剖这些决定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

　　邓朴方：这是他一贯的想法，他对生死非常达观，他这个人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就跟我们讲，我要是死了以后你们不要给我建纪念馆，我的骨灰全部撒掉，一点不要保留。我们说给他撒在大海里，他说你们不用去撒，你们就放在抽水马桶里冲了就完了，彻底唯物主义。

　　邓榕：在他去世以后，进行了遗体解剖，他把他的遗体捐献给医学，进行了医学解剖。他把他的角膜捐献。

　　记者：用上了没有？

　　邓榕：那一定是用上了。他把他身体全部奉献出来。

　　邓榕：他的遗体火化了以后，大都是很细的粉末，就是有这么一块结晶一样的东西，白色的，有两立方厘米这么大，扁扁的一块。我妈妈当时在骨灰盒里撒骨灰，一拿就拿到这块东西了，她拿到以后想，夫妻这么多年了，很悲痛的情况下，她真的不想把这个给撒了，后来她想了很久，父亲的愿望是要一点都不留，全部回归自然，所以后来我母亲还是把这个撒掉了。

　　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前夕，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邓小平的故居，邓小平故居陈列馆正式开馆，另外，一尊邓小平铜像也坐落于此，从16岁就离开家乡的邓小平又回到了他故里。身着短袖衫、军便裤的邓小平面带微笑，一如他过去的亲切、质朴和睿智。

　　邓榕：当时我们家属的意见就是说，老爷子是反对给他修纪念馆的，他明确地说，不要修那些钢筋水泥的东西。多种树。不要占活人的地。因为中央也定了，地方对这件事情也很积极，我们也就同意了。最后建筑面积是2000多平方米，实际上展出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米。他也不让给他立铜像，这次他故乡立了一个铜像，我们不允许它超过3米，这是我们家属定的，是我母亲和我们一起决定的。

　　记者：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

　　邓榕：我觉得我父亲家乡的铜像，是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们不喜欢人到那儿去，是去膜拜他，瞻仰他，到那儿举行仪式或者给他鞠躬，不是这样一种概念，人们到那儿，到邓小平的故居去，是去看望邓小平，去他的家乡看望他的。去故居看他的人，和铜像之间的关系是人对人的关系，我们希望尽量地符合我父亲一生的追求、他的人生的信仰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