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医院现象”系列评论之六

　　近段时间来，媒体对自称“国内规模最大、医疗水平最高、治愈率最高”的北京新兴医院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质疑，其中，一些明星因涉嫌为新兴医院做虚假广告事件也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8月19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表公开信，建议明星提高社会责任意识，不做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

　　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权威部门来认定唐国强、解小东为北京新兴医院所做广告的性质，但纵观媒体调查和披露的情况，从民众的视角来说，虚假性是不容置疑的。这一事件所透视出的，正如消协公开信所称，是一些明星（涉嫌做虚假广告的远不止唐国强、解小东二人）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有的甚至已沦为“只要赚钱，别的都可以不顾”金钱至上观念的奴隶。

　　对明星而言，一方面，因为其占有的社会资源比一般百姓要多得多，所以他们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从古至今，社会始终对明星存有一种期待，就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对社会进行道德教化，建立诚实信用的社会。其实，明星在广告中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权力，只不过既非公权力，也非私权利，而是横亘于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第三种权力——社会权力，其不单纯是明星的“赚钱”工具，在更深层次上说，社会性是其根本属性，必须注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调和，最理想的，是既保障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又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如果一个明星仅仅为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失去理性和社会责任意识，“富”得只剩下钱了，那无疑也是很可悲的事情。

　　而且，在现代社会，社会责任是具有广泛适应性的社会公德，尽管每个公民在社会中扮演的社会角色各不相同，但承担的社会责任却是共同的。我们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利益，同时也不能忽视个人在社会领域中的公共利益，同理，在社会生活中，个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同时还要对社会负责，这就是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的相互依存关系。

　　此外，明星社会责任意识的缺乏，固然有自身素质的问题，但社会良性秩序的维持，无论如何不能仅仅依靠明星的自觉，而应建立在法律和规则的基础上，任何道德的确立都是需要制度作为支撑的。

　　通过新兴医院事件可看出，目前明星们从社会获得的利益太多了，而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则太少了。这样的现实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道德和世俗的法律“失灵”的结果，而要改变这一现状，仅靠消协的呼吁是远远不够的，公众（媒体）的压力、明星们的反思和法律的完善，三者缺一不可。

　　□本报特约评论员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