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有利于标准指“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第一条，是从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重大贡献；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第二条，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应该得到不断增强的高度，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既是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高度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贡献；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第三条，是从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高度，指出了社会主义人民性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一切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综合高度，言简意赅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是生产力标准。

　　1920年，邓小平同志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留影。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指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三步发展战略目标。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指出：“总的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毕竟我们只是开步走。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

　　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是制定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哲学基础。这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把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从经济目标中分阶段地体现出来，使人们从经济成果中深刻地体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此目标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角度来描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的发展过程，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人民利益观和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邓小平同志接着谈到这一目标的发展状况时说：“现在我们可以说，第一步的原定目标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步就很容易。看起来，第二步的目标也能完成，但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已经过去的8年多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11月26日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文中提出的重要论断。

　　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打破了过去那种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论断。这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杰出贡献。

　　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指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这里，邓小平同志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

　　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不但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而且指出了我们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

　　邓小平同志还于1986年9月2日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一文中提出了“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问题。指出：“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综上所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说我们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的道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不是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通过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的，这里面体现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作用。

　　此外，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两个紧密相联的概念，邓小平同志于1986年12月30日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在上述定义中，邓小平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走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及防止两极分化，看成是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的五大条件。而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用五句话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对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总之，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物质基础；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说明了发展生产力的成果属于人民。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与小康

　　社会主义与小康指“在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才能形成”。

　　对此，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6月30日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讲道：“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1979年12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同你们相比还是低水平的，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现在有10亿人口，到那时候12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9月5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中提出的重要论断。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各条战线的整顿，指导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对经济和科技的破坏，就以马克思“生产力中包括科学”的论述为依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立即提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论点，并阐述道：“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30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

　　1988年他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继承了马克思，又发展了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概括，是从当代科学技术急剧发展及其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这个事实中概括出来的。

　　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新的革命形势，我们要实现经济的振兴，必须把科学技术作为战略重点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只有坚定地推动科技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基本路线要管100年”是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重要论断。他讲道：“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实践证明，党的基本路线符合中国的国情，反映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因而，我们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邓小平同志于1987年8月29日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1987年3月11日在报给邓小平同志的《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中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初级阶段”这个提法，在党的文件中已3次出现，但都没有发挥，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说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邓小平同志3月15日对这个设想作了批示：“这个设计好。”

　　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避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出现“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例如避免出现以前那种“20年进入共产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左”倾错误。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邓小平同志于1985年3月28日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提出的论断，他阐述道：“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为什么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呢？邓小平同志于1985年9月23日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阐述道：“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因此，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体现的是量变，而“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讲的是量变中的部分质变。可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量变中有部分质变的过程。

　　实践证明，许多重大的改革的成功，如在农村实行责任制，搞包产到户，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体现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论断的正确性。

　　如何才能完成好这第二次革命呢？邓小平同志于1986年9月2日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一文中指出：“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志又在《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真正地搞改革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

　　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是邓小平同志1957年4月8日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一文中指出：“过去的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现在的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

　　那么，党如何才能领导好呢？邓小平同志以他的丰富的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指出：“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学习得好就可以避免犯大错误，就可以少花一点钱办很多的事；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革命当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在建设中如果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也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会使我们不能达到勤俭建国的目的，会使我们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搞好建设。”

　　由此可见，党要领导好我们的各项事业，是有条件的，而不是说，只要执政党的地位一确定下来，就一劳永逸了。党要领导得好，必须善于学习，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党要领导得好，关键在于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做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一国两制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在谈到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构想时阐述道：“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

　　“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一国两制”的构想，得到了海峡两岸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拥护。祖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矛盾同一性理论的运用与重大发展。香港和澳门胜利回归祖国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完全正确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一国两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存在形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