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首部公映影片《世界》将于11月面市。10年走来，终摘掉“地下”标签的贾樟柯将如何面对艺术、官方、市场“一仆三主”新的困境

　　本刊记者/李径宇

　　“每拍完一部电影，我就会大病一场。”在开门迎进记者的时候，贾樟柯病恹恹的自嘲。尽管是白天，贾樟柯处于半地下的工作室里面仍亮着灯。那种类似上世纪农村生产大队的铁皮灯罩，给灯下的桌子周围聚拢了一圈昏黄的光晕。

　　墙上，并排张贴着他的前三部电影的海报。对于中国大陆观众，这三部电影和这个工作室的处境一样，被称为“地下电影”。也正是这三部“地下电影”，奠定了贾樟柯“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的地位。

　　而眼下，贾樟柯在重获电影局批准的导演身份后，用72天的时间拍摄的第四部电影《世界》，已经全部制作完毕，并入围今年威尼斯电影节，11月左右将在全国公映。

　　“关于《世界》：每一个导演在所有的电影里总要保持一些基本的东西”

　　贾樟柯介绍说，从1993年到北京10多年，一直想拍一部关于城市这个空间里面的人的故事。而去年在深圳时，演员赵涛向他聊起自己在深圳“世界之窗”工作一年的经历，当时她在那儿做舞蹈演员。贾樟柯发现“世界之窗”恰好给其带来一个观察城市的视角，而且是讲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里的故事。

　　在《世界》里，男主角是保安，女主角是舞蹈演员。人物都不善于表达自己，而是通过舞蹈，作为沉默的表达，能把内心世界解释出来。

　　其实在贾拍的四部电影里，都有歌舞的元素，他说他特别喜欢用歌舞的形式来表达人物的情感和情趣。

　　新闻周刊：《世界》的风格，比前三部有什么变化？

　　贾樟柯：《世界》的表现手法、叙事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叙事结构，这次也是新的实验。

　　这次我们用了大量的主观配乐，而且用了我以前没有尝试过的电子乐形式。

　　另外，影片中用了6段flash动画，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结合起来，这样一种跨媒体的影像风格，是以前电影里没有的。

　　新闻周刊：6段flash，是剧情需要，还是商业需要？

　　贾樟柯：剧情的需要。我的电影里，没有因为商业的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新闻周刊：对你一贯的风格，在《世界》里有多少变化？

　　贾樟柯：我觉得，每一个导演再变，但在所有的电影里总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要坚持的。

　　虽然《世界》里我的风格有些变化，但我对中国当下生活的观察和对普通人的关照不会变，我热爱的人群，还是以小人物为主。

　　新闻周刊：这是你第一次和上海电影厂合作，能得到什么？

　　贾樟柯：公映。

　　新闻周刊：这是你的第一部大制作的电影，也是你第一次直面中国大陆的市场，投资方有没有给你压力？

　　贾樟柯：他们刚开始计划投资800万，后来追加到了1000万左右。但投资方并没有给我任何压力。他们主要做一些行政管理，创作的事不干涉。这是我的一个条件：请我拍电影，一定要给我100%的创作自由。后期制作完后，上影很满意。

　　新闻周刊：你如何考虑你电影的市场？

　　贾樟柯：独立不等于没有市场。我以前平均每个电影都销售到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只可惜到这部才到大陆市场。为此，我们准备了一个很好的针对大陆市场的方案。

　　新闻周刊：你的“御用”演员赵涛和王宏伟，好像没有和其他导演合作过？

　　贾樟柯：王宏伟也拍过别的电影，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裁缝》。赵涛基本不接别的导演的戏，她自己有工作。

　　“地下导演的阻力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能走多远是我个人的选择”

　　新闻周刊：你的剧本都是自己写的？

　　贾樟柯：都是自己写的。我才拍四个故事片，正好都是自己心里想拍的东西。写剧本时最苦，是一场孤独的长跑，没有人能帮我。

　　新闻周刊：你的电影一直在国际获奖，这带给你什么好处？

　　贾樟柯：它让投资者对你的电影产生了信任感——这是获奖后惟一的好处。其它的只不过是片刻的欢乐，不能吃，也不能喝。

　　新闻周刊：如果有人让你拍投资很大的商业片，你会去拍吗？会影响你的风格吗？

　　贾樟柯：我不是那种订货式的导演，我有自己的拍摄计划。

　　我刚拍完的《世界》，算是一个大制作。接下来，我会拍一个投资非常小的叫做《静物》的纪录片。实际上，我规划自己的电影，总是一大一小。这也是长期投资我的投资方比较接受我的一个制片节奏。

　　新闻周刊：你以前拍的电影，都以自己在山西的成长环境为背景。你觉得，更多的是你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你的电影，还是学校的电影理论？

　　贾樟柯：最主要是生活。

　　一个人表达的愿望和创作的冲动，很少是从电影到电影，而是从生活到电影。我觉得电影是自己惟一的爱好，我喜欢这种表达方式。

　　新闻周刊：现在很多人担心，走到地上之后，你的风格还能走多远？

　　贾樟柯：我明白你的这种担忧。其实，相关部门对电影宽松的认识，还有整个社会对电影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阻力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愿不愿意继续走下去、能走多远的问题，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

　　“观众与‘第六代’导演间有10年的落差。他们要接受和适应这样的电影，需要时间”

　　新闻周刊：你的电影的主人公们，通常是一种焦灼和挣扎的状态，他们更多的是生存方面的挣扎，还是内心精神方面的挣扎？

　　贾樟柯：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吧。当然，人最深层次的痛苦，首先还是生活表面的东西，值得关注。对普通人来说，生存的压力、钱，这些都是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中国大陆导演逾越这个层面，直接进入到精神层面，是非常不客观的。

　　新闻周刊：现在一些人在说第六代导演时，觉得你们总是通过小人物承载的故事来表现很边缘性的价值观。你认同吗？

　　贾樟柯：我不这样认为。边缘化是当代中国很重要的社会现实，它是将大量的原来很主流的人群变得非常的边缘，比如工人。所以你很难说，什么是边缘，什么是主流。

　　对普通人的观察，它不等于是一个边缘化的观察。

　　新闻周刊：这两年，许多人都在讨论地下导演转到地上之后“见光死”的问题，你怎么看？

　　贾樟柯：我觉得这跟电影质量的关系不大。因为，独立电影有10年的历史是不被公众了解的，我们创作的方法，观察中国的角度，对观众来说是陌生的。

　　我喜欢用“时差”的说法——10年里面，这些年轻导演所探询和寻找的东西，没有与观众同步。要接受和适应这样的电影，对观众来说需要时间。

　　但是有一点，就是在大部分年轻导演的电影里，有一种真正的民主性。这种民主性表现在没有强加给观众一个观点，让观众被动的接受。我觉得这是现代电影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志。问题是，这样一种电影的精神，普通观众还没有习惯来接受。他们都会问，你在说什么，你究竟要告诉我什么？

　　同时，我们市场经验还不是很多。大部分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是在这一两年才被允许在国内公映。

　　我们不像上世纪80年代初的导演，整个文化、整个国家进取的方向，都在推动他们的事业。今天，我们完全是在一个经济运动里面，去做一个文化事业，这是很吃力的。这种吃力，不单是电影的吃力，所有的文化的部门都非常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