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们乘坐飞机离开沈阳。

　　1942年10月6日，日本“鸟取丸”轮载着几千名盟军战俘驶离菲律宾马尼拉港，11月8日抵达了朝鲜釜山港。接着，日本人把战俘们押上了通往中国奉天（今沈阳）的火车。

　　11月11日，战俘们来到原中国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战俘营里除了美国战俘外，还有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的盟军战俘，他们来自东南亚战场，共1500多名。

　　第二天早晨6点，日本人开始点名。战俘们必须学会用日语喊出自己的战俘编号。

　　战俘营里的二号人物石川上尉满脸横肉，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公牛”。在奉天战俘营里，几乎每个战俘都领教过“公牛”的凶暴。英国陆军忠诚团第二营列兵瑞莫尔的下巴被“公牛”狠狠地打了几拳，理由是，他给日本人鞠躬时没把手中的煤筐和铁锨放下。

　　在饥饿和寒冷的威胁下，疾病开始袭击战俘了。战俘们得的病很多都有传染性，所以病菌在营房里迅速传播，患病人数一度达到800人，超过战俘总数的一半。第一个冬天就有200多名战俘死去。

　　与日本人抗争

　　1943年7月，奉天战俘营司令松田大佐突然宣布了一个意外的决定：战俘营要搬家。战俘们的“新家”位于当时的奉天东郊，是一个新建成的专用战俘营。

　　条件的改善使战俘们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让战俘们感到惊奇的是，有一天日本人突然宣布要给他们发钱，前提是他们必须到新战俘营西边的工厂去劳动。

　　于是，约600名战俘开始到一家名叫“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的工厂上工，生产和加工机械部件。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但终于有一天，平静被打破了。据美国战俘格罗凯特回忆：一次，他和许多接受过机械培训的美国陆军和水兵被安排到工厂劳动。日本人交给他们一些图纸，要求他们按照图纸的要求去完成。战俘们打开图纸一看，大吃一惊：日本人要他们生产的，竟是战斗机起落架上用的齿轮。此时，战俘们终于明白，日本人是要让他们去生产武器，而这些武器即将被用来与自己的国家作战。

　　战俘们决定反击，但他们清楚，如果采取极端手段，日本人肯定会对他们施行残酷的惩罚。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当格罗凯特拿来图纸后，他们把左侧的那套图纸扔进炉子。本来要加工左右各64套战斗机起落架齿轮，结果做的全是右边的一套。生产的齿轮只能全部作废。

　　初次反击的成功给了战俘们极大的鼓舞，更多的抗争无声地展开了。英国战俘克里斯蒂说：“虽然远离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过着艰难的生活，但我们每个人仍然在同日本人战斗！”

　　接着，战俘们又开始打起日本人车床的主意。他们生产出的产品总是不符合要求：不是螺丝拧不上，就是尺寸不对。

　　战俘们的反抗，日本人并非没有察觉，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太多的理由来惩罚，更何况他们还得依靠战俘来生产更多的产品。

　　1944年11月，美国战俘格罗凯特的一位中国朋友突然告诉他：100架美国轰炸机轰炸了日本皇宫西北仅16公里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厂。格罗凯特明白，盟军已将战火烧到了日本本土。

　　日本人策划屠杀计划

　　1944年12月7日，奉天战俘营里突然拉响了凄厉的警报声，天空出现了黑压压的轰炸机编队，美国战俘一眼就认出来，那是自己的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

　　这时，一架轰炸机突然飞临奉天战俘营上空，紧接着，3枚炸弹投到了战俘营。尽管有17名战俘丧生，但战俘营的人们没有抱怨，他们终于看到了结束自己噩梦的希望。

　　这次轰炸让日本人感觉自己即将失败。不过，日本人并没有消极等待失败的降临，他们制定了一个绝密的计划。

　　1945年4月，奉天战俘营陆续押来许多盟军高级军官战俘，其中包括帕克少将等26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将军。由于日军在东南亚的溃败，他们将这些原本关押在那里的重要战俘陆续转移到中国东北。据说，在菲律宾被俘的美国最高军事长官温赖特中将也被转移到了这里。

　　消息被截获后，美军决定筹备营救计划。5月，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李奇抵达中国昆明，接受跳伞训练。

　　1945年8月6日，奉天战俘营里的日本人突然变得疯狂起来，他们见人就打。日本人把战俘们集中到操场上宣布：今天谁也不用去工厂，都站在这里，谁要是站歪了，马上拉出来枪毙。原来，这天上午8时15分，美国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巨大的火球在瞬间就摧毁了广岛60%的城区，有近20万人死亡。这其中就有沈阳战俘营里日本人的亲属。

　　日本人决定实施那个绝密计划。战争结束前一周，战俘们都收到了日本人发放的鸡蛋般大小的14个小土豆。他们被告知要离开，这14个土豆是他们3天的粮食。原来，日本人是要把他们带到一个煤矿，并在那里将他们全部处决，美国战俘已知道，日本政府曾下过指令，如果美军进犯日本，他们就杀光战俘。

　　营救盟军战俘行动

　　1945年8月16日，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凌晨4时30分，一架B—24“解放者”轰炸机从中国古城西安起飞，机舱内有6名背着伞包的军人，他们就是美军派往奉天执行营救计划的行动小组。

　　李奇回忆说，翰西尼上校是我们的组长，拉马尔是医生，斯塔特上士负责通讯，乙藤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负责日语翻译。经过5个半小时的飞行，营救小组抵达奉天上空。10点20分左右，营救小组人员依次跳出飞机。

　　营救队员着地后，开始询问战俘营的位置，一名中国人主动给他们带路。这时，从前面的一条小路上过来一伙日本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半跪在地上。李奇身边的医生掏出枪，准备射击。这时，李奇让他告诉日本人，战争已经结束了。随后，营救队员们被带到日本秘密警察的所在地。

　　第二天，营救队员来到奉天战俘营司令官松田大佐的办公室。松田不习惯有这么多的美国人坐在自己的周围，而且也没有向他鞠躬。营救队员说要见战俘营里的最高长官。过了几分钟，美国将军帕克被带了出来。

　　营救队员在奉天战俘营的名单上没有找到温赖特将军的名字。后来，他们从松田那里得知，温赖特将军被关押在离奉天240公里外的吉林省辽源市战俘营，那是他们下属的一个分战俘营，在那里还关押着41名盟军高级将领。营救小组决定，第二天由李奇带着医生前往辽源。

　　火车行驶一天一夜后，李奇等人来到了辽源战俘营。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营区，位于一个被树木掩盖的半山坡上。当营救队员见到温赖特将军时，发现他被日军折磨得瘦骨嶙峋。

　　战俘们终于回国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8月20日，苏联红军解放奉天，接收了日伪机关，控制了机场、铁路等重要目标，其中还有奉天战俘营。

　　战俘们又一次被集合起来，在他们的对面是日本军官和士兵。一名苏联红军少校以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解除日军武装，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些战俘被挑选出来，一对一地站在日本哨兵的面前，接过日本士兵交出的枪，并转身成为了持枪的哨兵，而原来的日本看守则成了俘虏。

　　一周后，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温赖特将军等41名高级军官也顺利到达奉天。9月2日，被日本人囚禁了3年多的温赖特将军和英国的帕西瓦尔将军，在日本东京湾停泊的“密苏里”号战舰上，参加了日本投降协定的签字仪式。当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签署完受降书后，转身把刚刚用过的钢笔交给身后的温赖特将军。这一颇有意味的过程被在场的摄影记者记录下来，成为了永久的历史瞬间。

　　在奉天，由于苏联红军提供了交通的便利，战俘们终于开始踏上他们的回家之路。1945年8月24日，第一批29名急需救护的重患战俘乘坐飞机离开奉天，随后，1583名美英等国的战俘也陆续乘火车前往大连。他们分别搭乘美国海军的“救援”号医疗舰和当时最先进的APA-145型运输舰离开大连。在经过40天的海上航行之后，美国战俘们终于抵达了他们久违的国家。（文字和图片由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