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是一种复兴的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新兴的政治模式。这一理念已被国际社会提出并广泛接受。

　　最经典的总结来自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的乔舒亚·库珀·拉莫。他在今年5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全面理性地思考与分析了中国20余年来的经济改革成就，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

　　“北京共识”之所以变成国际焦点，是因为它很可能取代盛行于19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这个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经济发展道路的主张，在近10年里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和2002年的阿根廷危机便是最好的注脚。

　　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华盛顿共识”的身体力行者，其贷款是有政策条件的———借款国必须采取能够纠正其国际收支问题的政策———这使国际社会对其坐视危机发展的表现和霸道的干预风格有些不满。

　　8月21日，第一副主席Anne　Kruger（安妮·克鲁格，以下称“克鲁格”）应邀在哈佛亚洲商业会议发表演讲，本报记者围绕“北京共识”的焦点话题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

　　“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并不对立

　　记者：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广泛展开，人民币的国际作用越来越凸现，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是国际金融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国际上曾经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有所低估，主张人民币应该升值，甚至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IMF怎么评价人民币的汇率？

　　克鲁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宗旨之一是促进国际金融的稳定。但促进国际金融的稳定，并不专门指汇率的稳定。关于人民币，我的建议是，逐渐让汇率有更大的自由浮动的范围，这对中国经济是有好处的。当初在亚洲金融风暴时，IMF也对东南亚一些国家提出类似建议。

　　记者：但是对IMF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危机中的表现，经济学界的批评之声却不绝于耳，发展中国家或许很难适用资本自由化的模式，那往往给它们带来可怕的灾难。请问IMF对此问题有没有过反思？你自己对此有什么看法？

　　克鲁格：“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不是对立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个对不同经济环境的学习和认识过程。由于资源的限制，发展中国家无法像发达国家一样，有效运用资本和市场化手段调节经济中的不同问题。以中国来说，它在最初发展时期遇到的很多问题和西方国家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所以中国应该认清自己独特的地位，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也是不一样的。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于其他国家都有借鉴意义，中国变得越来越开放，中国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往来的依赖越来越强，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适应这种变化。

　　赞同中国－东盟加强自由贸易

　　记者：你对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很深入。在自由贸易区里，成员国以区域内生产的产品为代价而达成彼此间更多的交易，叫做贸易创造（trade－creation），但这也造成了来自非成员国的产品和服务丢掉了它们的市场份额，这些市场份额被成员国有时不是很有效的产品和服务所代替，这叫贸易转移（trade－diversion）。你在1999年发表论文，阐述在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内部找到了贸易创造的证据，但同时也发现了从欧洲进口的大幅度下降。2001年，中国与东盟达成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你对此怎么看？

　　克鲁格：中国与东盟之间有很多贸易往来，贸易关系逐渐加深，这种趋势是很好的。

　　记者：这个合作将来会是更多的贸易创造还是贸易转移？

　　克鲁格：中国与东盟之间更多的是贸易创造而不是贸易转移。据我所知，中国与东盟之间目前并不存在最惠国贸易关系，如果没有特殊的贸易合作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区别对待，不太可能有贸易转移。

　　记者：去年以来，在中国南方出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以广东为首的9个省份，加上香港和澳门，简称“9＋2”，正在谋求一个更紧密的内部区域经济合作，由于靠近东南亚的地缘关系，也将谋求更多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克鲁格：东盟的关税比较低，只有在关税很高、并且有特殊待遇的情况下，才存在贸易转移；香港没什么关税，所以也不存在贸易转移。经由香港谋求与东盟的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我对这个正在开展的合作的具体细节还没深入研究，但通常来说，随着关税的降低，只要持续开展贸易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多角度的贸易合作对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本报记者　柳剑能

　　（新华社记者季明、复旦大学的沈国麟、杨鸿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