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15日，北京的《北京晚报》，广州的《羊城晚报》这两家在“文革”初期被迫停刊的兄弟晚报，在十四年之后的同一天复刊了。令人鼓舞的形势也在呼唤着尚在沉睡中的《新民晚报》。

　　当市委终于为《新民晚报》平反的消息传来后，老新民报人心情激动，奔走相告，多年来各散东西不曾联络的同事又联系上了。大家十分自然地认为，平反必然带出复刊的结果。一些老编辑满怀热情地研究报纸版面和专栏，在心里设计、描绘着《新民晚报》复刊后的模样。

　　晚报老读者也纷纷给中央、市委、市政府和人民日报社、解放日报社写信，表示：“我们要看《新民晚报》”。这种呼声在海外报纸上也有反映，要求《新民晚报》尽快复刊的人民来信有一千多封。有位老读者这样说：“读晚报、剪贴晚报，是我的嗜好。现在每天下午原该买《新民晚报》的时候，却不得不花上两个小时排着‘长蛇阵’去买《北京晚报》或《羊城晚报》看，这实在让人触景生情，无可奈何。我们盼《新民晚报》盼煞哉!”还有位读者说，他从读中学的时候起就看《新民晚报》，现在一停十多年，他的儿子已经上中学了，只能给他读自己从小剪贴下来的《新民晚报》贴报本。有的读者提议，筹备期间出一份“筹备简报”，“看不到报纸，看看报纸的筹备情况也是解渴的。”有些读者得知《新民晚报》连社址都还没有着落，提出了一个“预收订报费，筹款买房子”的建议；有两位读者分别来信，表示愿意将他们家的私人住宅拆掉，腾出空地，让《新民晚报》造一幢现代化的报业大楼。他们的宅基面积有五百多平方米，如果不够，他们愿意帮助报社动员周围邻居拆迁。

　　还有一位家住安福路的老读者，在市委批准《新民晚报》复刊前夕就给赵超构写信，说：“《新民晚报》停刊十几年，令人感到生活极其枯燥，现在只见满街扑克牌，不见晚报，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写了首打油诗责问报社：“新民夜报，夜饭吃饱，三四点钟，按时送到，两分一张，老少都要，内容新鲜，消息可靠。

　　等了十年，不见夜报，请问赵老，可还办报?……老夜报人，怎不办报。群众需要，你可知道?盼看夜报，等着心焦。”读着这样的批评信，赵超构不能不为之感动。历经磨难的《新民晚报》，真是古诗中所说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无数次的倒下去又站起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的根深埋在泥土之中，它生命的源泉就是上海俗话说的“草根民众”。现在大家都看清了，《新民晚报》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修正主义的。它是人民的报纸。正因为能够把报纸办给广大老百姓看，深入群众，所以它才受到了群众如此喜爱。

　　1980年5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重新恢复《新民晚报》建制，批准《新民晚报》复刊；指定原社长赵超构、原党组书记、总编辑束纫秋等人负责筹备复刊事宜。同时被批准的复刊筹备小组成员还有朱守恒、钱章表、王玲、孙立功(孙因故未来晚报报到)。

　　但是，在最初的日子里，赵超构并没有对晚报的复刊表示热情。他对《新民晚报》在“文革”中遭受的灾难记忆犹新。

　　束纫秋此时正忙着旧版《辞海》的修订、出版工作。作为这部大辞书的副主编之一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负责人，他忙于参加有百多位各科学者专家参加的浩瀚繁复的终审、校订工作。对晚报的复刊，束纫秋也有另一层顾虑，“文化大革命”中，《新民晚报》内部派性很严重，职工分成了两大派，加上被打倒的、挨整挨打挨斗的，搞得四分五裂。如今要重搭班子，那些人还走得到一起来吗?

　　不久，新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陈沂由北京来到上海。他带来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指示。胡耀邦要他到上海后关心与上海市民关系密切的两件事：一是恢复《新民晚报》，二是恢复“大世界”游乐场。胡耀邦是从大量的群众来信中了解到这情况的：上海老百姓对这两大“上海地方特色文化”有迫切需要，希望能够早日恢复，满足人们的要求。总书记把《新民晚报》复刊与“大世界”游乐场重开的问题放在一起处理，很可能是考虑到了广大群众起码的文化需求，而恢复这两项文化事业，在他看来应是不难办到的。

　　陈沂是在亲临赵超构家去看望老同学时说的这番话。他俩曾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同学，赵超构在大学部学经济，而陈沂当时是预科生。为使《新民晚报》早日复刊，陈沂请赵超构“出山”。赵超构思前想后，讲了一句笑话：“我们的晚报，原来是个美貌的小姑娘，一旦复出，已是一个面如鸡皮、形容枯槁的老太婆，读者还要看吗？”那些日子上海正在演出歌剧《睡美人》，他是由此而联想到自己报纸的。

　　可见此时赵超构已在心里给《新民晚报》画了句号。在辞书出版社工作的日子里，这位老报人对报纸毫无兴趣，编辑室里订的几份报纸，他一概不看。但如果赵超构在《新民晚报》的复刊中不出场，那这张报纸还有什么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