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编辑部流行一首顺口溜：“抢新闻不要手软，‘我找它’不要偷懒，补新闻不要气短”；横批是：“不要熟视无睹”。这说明晚报采编人员对“抢新闻”从一开始就很有意识。晚报是下午出版的，“今天”的消息可谓唯我独有。在日报早上出版后到晚报的中午截稿时间段里发生的新闻，巧打“时间差”，是晚报采编人员追击的重点。当时报社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凡是上午发生的新闻，我们没有见报，而第二天日报见了报的，就算是我们失职。尽管没有制订处罚条例，但记者编辑漏了新闻，比受处分、扣奖金还难受。

　　《陆家嘴轮渡今晨发生惨祸》，是抢新闻不手软的佳作。1987年12月10日，弥天大雾封锁了黄浦江，也锁住江上的渡轮。数万要摆渡过江上班的人滞留在黄浦江两岸，进退两难。上午9点，迷雾才开始散去，渡轮终于起航了，等候已久的人们争先恐后拥向渡轮，前面的闸门已经关上，后面的人流还在向前冲去，终于酿成十一人死亡，三十余人重伤的大祸。《新民晚报》一位记者也是过江人群中的一员，亲眼目睹惨状，他脱险以后，马上赶到报社，与在浦西采访的文字摄影记者合力，抢出这篇当天新闻。

　　美国总统里根在沪活动的报道，也是一次精彩的“新闻竞赛”。当天，里根上午10点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抵达上海的时间定在中午12点半左右，晚报平日此时已经压版付印，但报社同仁们一致认为这条新闻是非抢不可的。报社为现场采访记者配备了当时十分稀罕的无线电话，记者在充分准备之后拟定了初稿，为争取时间，飞机刚刚离开北京地面时就把版面拼好了，当记者在上海虹桥机场看到里根走出机舱时，晚报排字房内的机器才迅速压版。

　　1984年1月18日，24辆到上海后方基地迎接近千名职工回沪过年的车辆，被大雪围困，在皖浙边境进退维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组织大力抢救。 1月19日午夜起，记者已经守候在岗位上，20日凌晨2点，运救车队通过长途电话传来“亲人脱险”，即将安抵上海的喜讯，本报记者立即报道：《一支“失踪”的车队找到了》。汪精卫留下过四年余近四万字的“投敌日记”，将由收藏者捐献给上海档案馆。授奖仪式举行的上午，本报记者已早早地坐在会场里，事先已经看过日记的部分内容，再来个“目击记”，写了《汪精卫投敌日记今日上午露面》的报道。

　　报社还特别鼓励“我找它”的新闻。只有多一点“我找它”，才能做到“人无我有”，报纸也才能给人生气勃勃的感觉。当然，独家新闻并不可能都是晚报的，很多时间新闻发生的时间落在日报手里，这就要求晚报的记者千方百计“变着法儿”，去补人家的缺陷，找独到的角度，找人家没有想到的某一个侧面，写得比人家更详细，即所谓“人有我补”、“人抢我详”战术。《环卫工人日夜出动／铲除垃圾山》就是一则“我找它”的好稿。正是酷暑天吃西瓜时，环卫局长为处理瓜皮而疲于奔命。女记者施捷获悉，“市区一昼夜，瓜皮三千吨”，再加上平日就有的每天近五千吨垃圾，怪不得，找环卫局长也成了难事。这篇新闻的价值，在于客观地表扬了环卫局长和工人的干劲以后，又提出各种“硬件”如不跟上，“仅仅拼命干，能否根本解决垃圾问题?”把一则表扬新闻推向深层次，以促进解决市区的垃圾堆积问题。

　　《郁达夫被害真相大白》是“后手”胜“先手”的一盘棋。文艺记者林伟平参加的是一次学术研讨会，前来揭开中国作家郁达夫40年代在南洋被日寇杀害真相的日本学者，这天下午才能赶到会场。第二天，新闻自然落在所有的日报手里。本报记者后发制人，在那天晚上请了翻译一同与日本学者聊了一夜，从容地掌握了比日报记者多得多的郁达夫被害经过材料和日本学者调查情况。此外，还订正了日报记者的错讹，做到后来居上。

　　1986年的《杨飞飞隔铁窗与儿子同台唱戏》是在一次法制文艺会演中挖出来的新闻。法制文艺会演是一条普通的消息，沪剧老演员杨飞飞在矛盾的心情中接受邀请，与正在服刑的儿子同台上演一出反映失足青年跳出泥坑的沪剧，却是这次会演中的一个亮点。采访这次法制会演的所有记者似乎都没有重视这个新闻中的感人故事。本报记者俞亮鑫却在节目单上发现了这个有价值的线索，敏感地觉得有一条“晚报味”的新闻将要产出。演出活动结束后，俞亮鑫突然返身回去，采访了杨飞飞。第二天，各报都发表了法制会演的获奖名单和闭幕新闻，而本报的《法制文艺会演昨出现动人一幕——杨飞飞隔铁窗与儿子同台唱戏》一文，在大街小巷引起了轰动。这篇报道接连获得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上海市好新闻一等奖和上海法制好新闻一等奖。十多年中，俞亮鑫一直是全报社发稿最多的记者之一，平均年发稿量400至500篇，在上海文化记者中名列前茅，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1987年，他被上海市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95年，他获得中国记协“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

　　《新民晚报》在贯彻自己办报方针的实践中，创造了一种“晚报味”的稿子，多年来一直在有意识地探索。复刊以后年轻人多了，思想活跃，更加甩开了大步，走得又欢又快。

　　《小学生书包有多重?七斤半》的新闻是这样产生的：两位老妈妈经过抽样调查，得出一个“小学生书包重七斤半”的结论。过去称当兵的扛枪为“七斤半”，现在，小学生每天就扛着“七斤半”上学。这是要让每一个晚报的订户家庭都不能不议论的“晚报味新闻”。上海县妇女朱萍萍在1990年1月1日凌晨0点30分分娩生下一个重3735克的女婴。据上海各医院的不完全统计，从这天的0点到6点相继有20多个小公民“叩响了上海九十年代的大门”。这条《与九十年代同时诞生，多幸运!》的新闻也是读者茶余饭后谈论的“晚报味新闻”。《七份电报竟被抛入废物箱》批评了一个不负责任的邮递员，竟将七份电报丢进了废物箱。以中国传统的手工艺爆了洋玉米花，冠以“哈立克”这样的洋名，竟然风靡上海。《上海的爆玉米花，哪去了?》发问很及时。一个老妈妈把六斤“废铝”卖给了废品回收站，回收站让银行鉴定，此废铝竟是纯白银，再去追问老妈妈，她却说是从垃圾箱里拣来的!……这些都是一对一的“晚报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