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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岁的智障女孩景儿（化名）被智障男孩小高（化名）强奸，景儿的监护人将小高和北京慧灵家政服务中心告上法庭，索赔精神抚慰金8万元。原本在9月1日上午开庭的这个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却因故未能顺利开庭，“择日再审”。

　　有关社会工作人士认为，智障人士也有自己的生理需求，也渴望正常的家庭生活，但目前国内对于智障人士的性教育非常薄弱，“几乎没有”，这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有关人士认为，有效的教育和引导才是对智障人士面临困难的最终解决方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智障男强奸智障女判刑2年半

　　景儿和小高都是北京慧灵家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慧灵”）的学员，2003年6月，景儿被父母送到慧灵，由该中心负责景儿的食宿和安全保障，景儿家人每月支付慧灵600元服务费。

　　2003年7月，景儿告知慧灵和父母，小高曾在家政中心内多次抚摸其身体并发生性关系。景儿父母报案并且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004年5月10日，西城区法院刑事审判庭以小高犯强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以犯强制猥亵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小高不服提出上诉，2004年6月18日，北京市中级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在西城区法院认定的证据中，包括对景儿和小高的精神病司法鉴定，证明景儿“无性防卫能力”、小高“为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没有责任”，慧灵负责人孟维娜说，“我们管理上的确有责任，当班老师已经被辞退，我们几个人都受了处罚”。孟维娜说，慧灵已为此多次向景儿家长和全体家长检讨道歉，并在2003年8月向景儿家长支付了一万元的抚慰金。

　　“慧灵”申请公开审理遭拒

　　这起景儿家长索赔精神抚慰金8万元的民事案本定于9月1日上午9时开庭，当天早上8点多，陆续有旁听人员前往法院申请旁听，其中包括几位外籍人士。

　　9月1日下午，慧灵负责人孟维娜告诉记者，慧灵的22个工作人员全部去了法院，加上一些家长和外国专家以及媒体记者在内，“数了一下，去的大概有50来个人”。而记者从法院了解到，此案未发公告。

　　开庭前，孟维娜向法官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在‘大面积法庭’里（希望有50个座位的法庭）公开审理”。

　　孟维娜向记者出示了其准备好的一份文字材料，阐述了申请大法庭的四点原因：智障人之间发生性案件后如何取证是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新课题，其涉及的不仅是专业技术问题，更有人权的基本因素，因此此次开庭引起智障服务界、法律界专业人士的深切关注，很多人希望旁听；慧灵的工作人员和家长需要从案件的审理中吸取相关知识，希望旁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类似智障人士性案件审理方面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司法实践，而相对我国在这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特邀一些国外专业人士前来旁听，作比较研究，有利于促进我国在这方面的司法与国际接轨；新闻媒体也有兴趣采访。

　　但法庭拒绝了这个申请。

　　法官宣布案件将择日再审

　　随后，法官宣布此案“择日再审”，主要理由是：“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原告要求不公开审理；另一被告小高未到庭”。

　　法官宣布后，景儿的监护人和律师迅速离开法庭，并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孟维娜即向法官提出异议：小高已在狱中，“能不能到庭应是法院的事，怎么能作为庭审改期的理由？”但是法官未予答复。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何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此案涉及到当事人隐私，法官不公开审理“合乎道理”。

　　智障人士也有情感追求

　　慧灵负责人孟维娜认为，撇开案件本身不谈，此案也向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智障人士也有自己的生理需求，也渴望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这该怎么办？”

　　慧灵家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方玉祥讲述了中心里两个弱智人士的故事：有一叫小波（化名）的男孩，非常喜欢一个女孩，但是这女孩似乎没什么反应，小波很苦恼，经常找老师诉说自己的心情不好；还有一男孩喜欢上了中心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徐姨（化名），这男孩只要空下来，就帮徐姨擦车，徐姨对男孩说，“别擦了，车太干净了会丢的”，有人和男孩开玩笑，要他用黄瓜给徐姨擦脸，“这样能更漂亮”，男孩说，“不能擦，干净了徐姨丢了怎么办？”

　　方玉祥说，这些人都很单纯，都是“一个爱一个”的，他们大了，也都有自己的需要和爱情，“喜欢一个人是自然的反应，他们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追求”。

　　北京慧灵家政服务中心又名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以社区化模式为智障人士提供服务，培养智障人士独立生活能力，目前共有14岁至40岁年龄不等的学员45名。

　　慧灵家政服务中心对智障人士一直推行的是社区化服务模式，方玉祥说：“让他们有一种开放型的生活方式，大家在一起玩，一起学习生活，但是现在我们都有些为难了”。

　　孟维娜告诉记者，此前对中心里的智障学员，通常都会对他们进行性教育，要求他们掌握一个度，但不会过分限制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但是，“现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一看见好像有些苗头，就马上制止”。

　　方玉祥说，现在中心很紧张，尽量避免学员之间亲密现象的发生，很多时候在放学时，都让男女学员分开来走。

　　家长回避智障子女的情感问题

　　裴丽霓（Jane Perini）是英国籍的社会工作专家，去年曾在慧灵担任过半年多的总干事。裴丽霓（Jane Perini）说，“在中国，现在有的家长特别欢迎（性教育和开放生活模式），有的家长特别反对，两个极端”，她说，可以理解一些监护人，尤其是女孩子的监护人，他们害怕受到伤害。但她表示，应该从教育、指导和支持的态度来帮助社会和帮助智障人士来解决这一问题。

　　裴丽霓说，目前国内对于这种现状，“是在忽视和逃避”，很多家长和社会人士都担心，如果把这一问题揭开，“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非常紧张，”但是这实际上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George Young先生来自美国，曾经从事过社会工作，出版过如何帮助残疾人的指导书籍，他提出了自己对于此案的观点：最重要的目的是怎样教育其他的智障人士好好相处，而不是用惩罚的办法。

　　智障人小金今年已经22岁，他妈妈告诉记者，“孩子也有这方面的倾向，平时喜欢摸摸女孩子的头发什么的”，但家长只能“想办法分散他的注意力”。小金妈妈说，肯定不会让小金结婚了，“好的女孩不会跟他，同样智障的我们养不起”。

　　小金妈妈说，事实上，自己也很茫然，在这方面怎样教育孩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慧灵工作人员方玉祥认为，相对而言，一般女方家长更回避这一问题，主要是担心孩子受到伤害。他说，中心里原来有一对男女学员非常好，但是女孩家长知道后，就把孩子关在了家里，“女孩经常打电话给那男孩”，“每回都哭哭啼啼的”。

　　“过度的保护其实就是一种约束”。方玉祥说他的女儿28岁，也是智障人。

　　“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不过分干涉’，”她也有‘对象’，我知道“，方玉祥笑着告诉记者。本版采写本报记者王海

　　专家观点：教育和引导是最终解决办法

　　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马廷慧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的婚姻法对智障人士的婚姻没有限制，因此轻度的智障人士可以结婚。

　　马廷慧认为，有效的教育和引导才是对智障人士面临困难的最终解决方法。目前主要的还是应该加强对包括公众在内的教育和宣传，“让大家都知道智障人士也是人，也有自己的需求”，同时应该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和交流，予以指导和支持。

　　在马廷慧的学生中，有不少已经结婚，而且找的配偶都是正常人。马廷慧说，结婚的学生大多数是女孩子，其中有一个男孩，有一份浇花的工作，“生了两个孩子，现在的日子很幸福”。

　　慧灵负责人孟维娜说，如果智障人士结婚，的确有很大困难。不过她反问记者：你看过《肥猫正传》吗？那部电视剧就很清楚地介绍了香港对于智障人士的社会工作程度。在香港，社会工作者会从专业的角度教会智障人士怎样承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不仅仅是性方面，还应该有很多其他的”。

　　孟维娜介绍说，很多国家对于智障人士能否结婚，都有一个现成的评估问卷，通过这个问卷来分析某个智障人是否能够结婚，成立家庭，是否具有能力和责任感等，之后会由专业人士根据不同的评估结果对监护人提供建议以及开展不同的针对性教育。

　　马廷慧认为，目前国内对于智障人士的性教育非常薄弱，“几乎没有”，几乎完全是靠老师以及社会工作者的个人行为和个人认识来提供教育。

　　在一次中国残联组织的修改《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座谈会上，马廷慧提出，目前的残疾人权益保障法没有涉及到性教育、性侵害以及自我保护意识等内容，应该加上。

　　她告诉记者，目前国外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相应的教育和法律已经比较成熟。

　　马廷慧说，这不仅仅是法律和教育方面的问题，应该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很多智障人士确实有潜在的能力，是生产力，但是需要正常人来辅助他们排除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