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与隐私权如何协调？

　　新闻回放

　　据报道，2010年前，上海将安装20多万个监控摄像头，全面建立起“社会防控体系”。这一消息引发上海市民议论纷纷———上海有必要装这么多探头吗？会不会侵犯广大市民的隐私权？为了威慑极少数犯罪分子，就得让广大市民走在马路上浑身不自在吗？

　　反对　装摄像头应经市民同意

　　任何一项决策产生前，有关部门都要估计它所需要的成本以及可以得到的收益，在安装摄像头这项决策上，可能的收益是提高治安防控能力、打击犯罪能力，有利于维护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形象。而付出的成本除了安装费外，还有可能涉及到公民的隐私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笔者认为，市民在公共场所的隐私权虽然比私人空间少，但并不代表没有，有关部门未经同意就“窥见”市民隐私，似有不妥。

　　因此，有关部门应该在安装摄像头的地段做上标记，提醒市民在这个地段注意自己的行为，这样一来，既可以保证了市民的知情权，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隐私曝光的可能性。(黄月琴)

　　赞成　公共场合装摄像头惹了谁

　　上海的监控探头安装在银行证券营业场所、商业场所、车站等公共场所，而不是安装在居民的家庭、宿舍或是公共厕所、更衣室等较容易触及市民隐私的场所。所以监控探头的安装只会增加上海市民的安全系数，而不会触及其隐私。

　　日常生活中，居民的隐私并不会暴露于公共场所。若果市民将隐私暴露于公共场所，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愿的。因为在公共场所里，我们的每一个举动本来就意味着会被众人所看见，那又何必担心给电视机前的监控员看见呢？

　　安装监控探头有利于打击犯罪、严密治安防控体系，增加市民的安全感，何错之有？(黎俊亨)

　　赞成　公共场合装探头利大于弊

　　任何措施的出台，相信都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权衡轻重问题。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关键地方装上摄像头，对公安部门打击犯罪分子提供了依据，对犯罪分子也有强有力的震慑力，对保护群众在公共场合的各种安全问题和维护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至于说侵犯个人隐私，则有些勉强。第一没有违反现行法规；第二既是公共场合，个人的行为自然会受到别人的注视。

　　因此，在利大于弊的情况下，公共场所装探头是比较好的选择。(何志粤)

　　支持　隐私权不能伤害公众利益

　　一些人忧心忡忡，担心以后暴露了隐私。这实在是杞人忧天了。尊重隐私，要看场合。某些场合，例如住宅，那里面有隐私，未经检察院许可，任何人不会去随便查看。街头、商场、车站、教室等公共场所，顾名思义，就是大家可以任意看、任意评头品足的。警方依据法律，对公共场所实行监控，维护社会治安，有利于维护公众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动不动就祭出“隐私”说事，是对“隐私权”的曲解。

　　警方在公共场所装了摄像头后，一部分视公共场所为自己家里、旁若无人的人可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这可以理解。但也无妨，在公共场所，你有你亲嘴的自由，他有装摄像头的自由，不能因为满足你而指责他。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严防抢劫等犯罪活动不再破坏人民安居乐业，也是为了使你的亲嘴能顺利进行，合理合法。(林轩俊)

　　第三只眼:公共决策应当降低成本

　　一些市民持怀疑态度：上海有必要装这么多探头吗？会不会侵犯广大市民的隐私权？为了威慑极少数犯罪分子，就得让市民走在马路上浑身不自在吗？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安装摄像头这一公共决策的“收益”是明确的，即有利于社会治安防控。而若要使其“净收益”达到最大化，必须要把这一公共决策的成本降到最低。

　　从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来看，公共决策的总成本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决策的外在成本，一是决策成本。

　　所谓外在成本，是指政府实行公共决策的过程中，一些不特定的社会个体所要承担的成本。外在成本随着公共决策的所需赞同的人数的增加而减少。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公共决策所需的赞同人数为1,独裁者将会按自己的意愿作出抉择，而这种意愿很可能会损害其他个体的利益，因此，其余社会个体将面临最高的外在成本；反之，如果当公共决策所需赞同人数为社会全体人数时，任何社会个体都不需要承担决策的实行而强加给自己的成本负担，故此时外在成本为零。

　　公共决策总成本的另一部分是决策成本，即决策单位为了获得公共决策所需要同意的人数而耗费的成本，它随着所需要同意的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例如，当公共决策只需一个个体做出时，决策成本极低，近趋于零；反之，当公共决策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时，公共决策耗资最大，成本最高。

　　假如上海市政府在作出安装摄像头这一公共决策时，刻意地把所有市民的意愿都体现在决策之内，这就造成了两方面的成本负担：一方面，为了制定决策所要做的民意调查、举行听证会、组织专家论证等所付出的成本；另一方面，这一理想化的公共决策根本无法作出，就算可以作出，其成本也将趋于无穷大。

　　由此可见，公共决策总成本的两大组成部分即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是相互矛盾的，这是公共决策的一个内在悖论。但是，如果能够在这两者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则决策总成本就可降到最低。这就需要决策部门制定决策的艺术和智慧。(彭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