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邀省市部门领导、专家学者、法律界人士、农民工、学校校长座谈

　　9月,让自己的孩子背着书包走进课堂,是目前许多进城农民工最大的愿望。

　　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来到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的建设者和见证人,他们的子女也不可避免地从农村来到城市。于是,农民工子女在中心城市入学就成为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对他们而言,接受教育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对政府而言,让他们接受教育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城市有限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经费又成为一道难题。这就是在新学年开学之际,农民工子女入学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的原因所在。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现状如何?怎样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如何对待民办学校?9月3日,本报编辑部邀请我省及成都市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法律界人士、农民工家长代表、民工子弟校校长代表等举行座谈会,就以上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报推出《都来关注农民工子女入学》专版,从政府、法律、社会等角度,向读者真实地呈现与会人士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困难与希望同在。令人欣喜的是,尽管全面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不能一蹴而就,但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下,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能得到满意解决。

　　———编者

　　观点交锋

　　为了农民工子女读书不再难

　　核心提示

　　“孩子读书大于天”,只有在此基础上超越现有体制和法规,才能找到一个大家都心平气和的共同点。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资源配置在农村,“二元”配置的不合理直接导致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难。

　　城市化进程必然带来“都市高度集中压力”,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不仅仅是中心城市政府的职责。

　　“民工子弟学校”提法欠妥,世俗歧视是客观存在,但制度的歧视绝不能容忍。

　　交锋一

　　法规至上还是孩子读书至上?

　　梅青(成都市教育局宣教处副处长):作为民办学校的办学者,其教育者的身份决定他们应带头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没有办学许可证的情况下,应按相关部门的通告停止办学。

　　法律法规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也是整个教育市场的游戏规则,尤其是办学中的安全、师资、卫生等问题必须符合国家规定,来不得半点马虎。

　　李广(成都子云路小学校长):法律应该遵守,但同时也应考虑法律的制定与现实是否协调同步。我们学校目前确实还未取得办学许可证,但作为办学者“罪不至死”。在当前公办学校无法全部容纳的情况下,民工子女要读书,只能“找个茅坑就急”,合情合理不合法,这也是无奈之举。

　　曹军(成都迪泰律师事务所主任):民工子女读书问题不可回避,但办学要遵守游戏规则,要通过合法途径和程序进行。但我国法律体系属于滞后法,往往是问题出来以后才来制定或修订法律,所以等法律制定好了再来解决问题并不可取。

　　谭舒(省社科院“民工生存状况研究”课题负责人):我们应回归到教育的本质,超越现有政策和体制来看问题。“孩子读书大于天”,保障孩子受教育是最根本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到一个大家都心平气和的共同点。教育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如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应对法律法规作出改进,这就考验到我们有没有勇气触动现有的部门利益和体制弊端。

　　唐萍(成都市教育局社会力量办学处处长):最近我们组织力量对全市民办学校进行了一次检查,一些学校的安全状况令人担忧,有个学样操场上空竟是一条高压电线,另一个学校天花板上的电线全是裸线,房顶盖的是很旧的石棉瓦,存在严重火灾隐患。作为政府职能部门,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每一个学龄儿童读上书,另一方面也必须依法规范社会办学行为。

　　交锋二

　　政府部门是否缺位失职?

　　郭虹(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传统的“二元化”体制造成农村和城市资源配置分割,由于政府的制度设计中没有针对进城农民这部分,农民工子女的资源配置在农村,因此城市教育资源中根本没有农民工子女的份额。这种“二元”配置的不合理是导致农民工子女读书难的重要原因。

　　纪大海(省教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城市化进程加快必然造成“都市高度集中压力”,这不仅仅是中心城市政府的职责,拉丁美洲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曾遇到类似的情况。省政府在这方面可考虑财政分担转移,江苏等地的“教育券”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让农民工户口所在地分担中心城市的部分教育经费压力。

　　唐萍:由于财政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成都市是按正住人口比例划拨教育经费。但成都市政府仍然尽力改、扩建公办学校,紧急新建公办民工子弟学校,相信在一两年内,问题会得到更好的解决,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帮助政府一起来想办法。是否应当在全省范围内试行“教育券”,以合理利用教育资源,平衡教育投资。现在已经出现了农村几家人合伙到广东打工,留一家专门在成都照顾几家孩子读书的情况。

　　曹军:蓉德实验学校从违规建校到招生直至最后被拆除,应该说政府部门没有尽职尽责。教育部门的责任不仅是告知,如果及早到国土、规划和建设部门举报,相信不会造成最后学生失学和社会财富浪费的严重后果。在办学方面,政府如果主动出面协调土地、师资和建设等问题,相信比办学者单打独斗的效果好得多。

　　钱莉(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教育三科科长):对任何一所存在的民办学校,不管其有否办学许可证,我们都要定期下校检查、指导和培训,并要求各校上交安全月报,我们是抱着对每一个民工子弟负责的态度,尽职履责。

　　刘小龙(成都红花小学政教主任):我们是成都市第一所政府投资的民工子弟学校,目前共26个班,接收了1455名民工子女,应该说政府在尽力解决这一难题。

　　交锋三

　　四川民办学校门槛太高?

　　李广:我在广西、上海、武汉办的民办学校都领到了办学许可证,感觉四川在民办学校的准入标准上较为严格,而且很多办学者对民办学校应该达到的具体标准并不清楚。

　　唐萍:即便按照省教育厅关于民办学校的简易标准来办,目前成都市也没有哪一所民办民工子弟学校能达到。不管标准有否调整,但安全、卫生和教育质量这三条始终是底线。我们在检查中曾发现一些没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一所学校的教学楼楼梯竟然只能容单人上下,这样的学校谁敢颁发办学许可证?

　　周志(乐至县来蓉农民工):由于公办学校费用高些,班额也太大,所以我把娃娃送到民办的兴华实验学校,这所学校也没有办学许可证,但我觉得学校各种设施还是可以。政府的门槛不能太高,否则民工子女读书就更难了。政府可不可以先规划一些土地,公示办学标准,让民间资金进场办学。

　　交锋四

　　“民工子弟学校”提法欠妥?

　　纪大海:“民工子弟学校”提法欠妥,将孩子分为三六九等既违反人权,也不利于农村来的孩子更快地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容易造成儿童人格分裂。世俗歧视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制度的歧视绝不能容忍。

　　唐萍:成都市所有民办学校的校名都没有“民工子弟学校”这一称谓,教育主管部门也从未在正式场合有过这种提法。因此希望媒体不要动辄就用“民工子弟学校”这一称谓。

　　谭舒:实际上,农村小孩和城市小孩同校学习更能相互弥补,各取所长。我们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小孩越早进入城市,和主流文化的交融性就越好。与成人文化环境相比,儿童很少有来自家庭、财富、地位等方面的偏见,农村孩子的初始社会化要容易得多。

　　声音

　　农民工孩子看“进城”

　　今年4月,省社会科学院和成都市巴蜀学校联合对就读于该校六年级的农民工子女进行了一次调查,以《进城后的变化》为题,让孩子们作文,描写进城读书的变化。从以下几位同学的作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子女对老家和成都的真切感受。

　　廖申萌:我的老家在重庆永川的一个小乡村里,我爱我的故乡。老家的感觉可真亲近,每天都有一大群小孩来找你玩,可到了成都,这种感觉就消失得无踪无影了。我感觉自己好孤独,好寂寞。

　　我的爸爸叫廖天志,今年39岁了,他整天都忙着挣钱,在成都拼了四五年,却什么都没有。要是在老家,爸爸靠包鱼塘、包瓦场、卖猪肉也可以维持生活,可爸爸的志愿很大。他说等他找到很多钱的时候,还要在这里定居。我的妈妈在成都天天搓麻将,也不煮饭,不像以前那样关心我了。我来到成都变化就更大了,在老家我是一个斯文不爱说话的小姑娘,大家很喜欢我,可来成都后开始说一些脏话,经常跟妈妈顶嘴,乱花钱,我也想改掉这些不好的毛病,可怎么也改不了。

　　李志强:我是2003年8月到成都的,这里的环境很不好,没有树木,空气污染严重,和我老家比那就大不一样了。我老家是树木多,空气清新的一个好地方。我在老家学习和生活都不怎么好,自从来到城市后,我的成绩好起来了,经常考90多分。在这里,我可以天天吃肉,生活美满,但也有一些东西渐渐失去。在老家我很少生病,在这里我经常发高烧,我的抗病能力也不行了,体重也减轻了。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和别人打上一架,好活动我的筋骨,因为我很久没有打架了,我的身手也不敏捷了。

　　何丽:这儿的学校比我们老家那个学校好多了,这里有乒乓台和篮球架,而我们那里却没有。这儿的绿化区太小,而我们那儿,2/3都是绿化区。自从进了城以后,我的变化是最大的,我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说起了普通话,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杨川:记得在我三岁时,就来到了成都。我一走进成都,一座座高楼大厦呈现在眼前,太阳照射在上面,还有些刺眼呢!在家乡,房子全是瓦盖的,下雨时,有些房子还漏雨,一不小心有可能房子还会垮。

　　在老家,爸妈一整天忙着地里,到头来,还是只能维持生活。自从来到成都,爸妈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爸爸卖羽绒服,妈妈做皮鞋,一个月可以挣五千多元,每天都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反正比老家强一百倍。

　　说起环境,也比老家强。在成都,街上一点灰尘都没有;在老家,那些人穿旧的衣服和垃圾都往山上倒,时间长了还发出难闻的味道。现在我明白了:如果落后就无人知道这个地方。现在,就让我在这美好环境下好好学习吧,将来做个有用之人,把老家打扮得更漂亮。

　　周小文:我在农村的时候环境是好,可是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读书学到的知识也很少,就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想去看看书、买些书都要走很远的路,想买点生活用品比如杯子、水瓶、肉、衣服,也都要走很远的路;妈妈爸爸穿的衣服大多是坏了的,吃的也不好,又挣不到什么钱。

　　现在我到成都见过大世面,读书学的知识也多了,买东西不用走远路;妈爸穿的变好了,吃的变好了,一月能挣几百上千。但我还想到更大的城市去看看那里的生活、环境,见更大的世面,还希望我爸妈每天不要累着了。

　　现状

　　成都:教育经费缺口上亿

　　据统计,目前流入成都市的外来人口约150万人,其中六城区就有100万左右。流动人口中80%是来蓉务工的农民,而他们带来的子女,粗略统计不少于7万人。

　　7万人的就学问题,给成都市带来了严峻考验。经费困难是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初步估算,一个孩子义务教育阶段政府的成本是2000元/年,7万多的涌入成都的农民工子女造成了该市每年教育经费高达1.4亿元的缺口。其次是师资问题,我省对教师的编制是按照各地的户口规划的,据此成都市仅有3000多名教师编制,目前却远远不够。再有是学校严重缺位,通常每个班应该只安排45-50名学生,但现在大多超出标准,城郊结合部的小学甚至一个班60多人。根据成都市教育局统计,如今约有5万人的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另外两万人就读于民办学校,其中1万人分散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民办学校。

　　为解决这些问题,成都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今年6月出台了《成都市解决民工子女入学办法》。同时,将现有的公办学校扩建增容,把原来的会议室、办公室等改建成教室,为5000多名农民工子女提供了读书机会。政府还投资在各城区修建了简易公办学校,专门招收民工子女,同时积极扶持和规范民办学校。

　　故事

　　周志:孩子学习太重要

　　“只有三天的报名时间,又要求几证齐全,对我们这些打工的来说,临时去办这些证件,时间太短了。”干装修的周志深有感触地说。从家乡乐至县出来打工已经11年了,周志干的大都是没有务工证的那种活。

　　因知识少吃过亏的周志深知学习的重要。今年,不顾老人的反对,周志决心把自己12岁的小孩从老家带到成都来念书。“语文才考50多分?凭他的脑袋瓜儿,不可能。”说起儿子的学习,周志很懊恼,“虽然我们经常打电话回去过问他的学习,但终归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管不住。”

　　周志起初准备让孩子去读公立的成都市40中学,即使每年要交2600元的借读费也认了。但听说去40中的学生太多,一个班有70多个学生,周志打了退堂鼓。“我也读过书,班上人太多影响教学质量。”

　　他又把孩子带去了民办的成都市兴华实验学校。周志充分考察过,校舍质量还可以,聘请的老师也都有师资证,而且每年880元的费用也比40中低多了。“即使费用差不多,我也宁愿在兴华读,毕竟它一个班只有40多人。”

　　给孩子报名后,周志专门把家租到了学校附近。“过去这里的房子每月租50元都租不出去,现在有了这个学校,已经涨到了每月130元。”

　　可就在兴华实验学校准备开学的时候,却因安全设施不规范被教育主管部门紧急叫停。虽然教育局后来要求学校边整改边开学,但周志的心始终就是悬掉掉的。他弄不明白,既然学校不合法,教育局为什么不早点查办,偏要等到开学了才来处理,弄得家长措手不及。

　　严浩宇:我想去上学

　　跟着农民工爸爸到川报编辑部开会,6岁半的严浩宇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拘谨。这个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小男孩坐在座位上,静静地听着大人们讨论着那些他还不太懂的问题。怕小浩宇坐着难受,郭虹研究员专门给他找来了纸和笔。小浩宇便自顾自地在纸上画开了。

　　严浩宇的爸爸严文俊在某单位当门卫。这位来自南部县的农民工到成都打工已经有10年了,开始是他一个人,后来妻子也来了。严浩宇就是在成都出生的。

　　今年6月9日,严文俊从报上获悉了成都市放宽农民工子女入学条件限制的政策,他很兴奋。“我打听过,外地的孩子在成都上小学,6年读完大概需要多交2000至3000元钱。我和妻子决定省吃俭用也要让儿子在成都上学。”

　　但事情并没有严文俊想的那么乐观。6月14日,严文俊带着儿子到锦江区教育局指定的入学登记点登记报名。登记的老师看到孩子户籍本上的年龄已经8岁半了,说孩子已经过了入学年龄不能登记。“我们院里的大爷们都不相信,说年龄不够有可能读不到,哪有年龄大读不到书的?”第二天,严文俊和妻子又去了报名点,向老师解释孩子户籍本上的年龄写错了,保证两天之内从家乡办好新的手续。“我妻子都哭着求他们了,但他们还是不同意。”严文俊说,这两天其他孩子都上学去了,只剩下儿子一个人孤零零的,很难受。

　　座谈会后,大人们传看着小浩宇的画:天上飘着白云,地上长着小花,太阳露出笑脸,两个小孩子手拉着手高兴地走向学校。“你看到他画的房子上的钟没有?”郭虹研究员爱怜地说,“孩子真是度日如年啊!”

　　小浩宇告诉我们,他不想成天被关在家里,他想和小朋友一起出去玩,一起上学。

　　李广:15万办所小学

　　投入15万元,就敢办学招生,成都子云路小学校长李广的胆量确实让人惊讶。

　　自述公办教师出身的李广十分推崇陶行知先生的平民教育思想。考察了国内100多所公办、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李广对农民工子弟教育的社会效益和市场前景都有了清晰的认识。在帮朋友办学取得经验和资金后,李广在南宁、上海、武汉都举办了拥有合法办学许可证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和南方相比,四川对办学的要求要严得多。”李广的第一所农民工学校办在南宁,校舍是当地的一个菜市场简单改装而成的,总共投资30万元,由于没有操场,孩子们的课外活动只能在楼顶上进行。武汉学校的校舍是原来的一个村委会办公楼。只有上海的学校最近从租用的厂房迁到了过去的厂办子弟学校。

　　“孩子读书不能等”,李广以此解释他的“明知故犯”。当了解到金牛区茶店子居民由原来的500户增加到现在的1.5万户,周围的花照小学和茶店子小学早已满员,大量的农民工子女无处读书的情况后,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李广在当地租下旧厂房改造成教室,招聘了18名老师,以每生每年600元的收费标准对外招生,到9月开学时已有300多孩子到校上课。

　　对金牛区教育局检查发现的学校的围墙和教室墙体严重不合规定,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教室采光严重不足,未能达到办学的基本条件的问题和整改要求,李广答应尽快整改。

　　李广说,如果有更好的学校,农民工子女不会来我们这里,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收费低,能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个体化的服务。我们每生每年收600元,在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基础上还有一点收益。“我就弄不清楚,我们收这点钱都还有盈余,公办学校怎么会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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