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随当教师的父亲回农村老家。行进在田边小道，父亲一指左边竹木掩映的青瓦小院：“这里出了个伟人，现在被打倒了。”然后就嘀咕“他怎么就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他是好人呀。”我问：“他是谁？”父亲稍稍提高声音：“他叫邓小平，是我们邓家的骄傲。”后一句当时我不懂，就过去了。在院后的水塘边，父亲拉我洗手，“小平可能在这里游泳嬉戏过。”又走了好一阵子，快下山了，父亲说：“你个子小，钻进左边大石头往上看。”我刚钻进去，父亲急着问：“看到了什么？”“石块、青苔。”“往左右看把细些！”“看见了，右边有个大大的手印！”“对了，这里是佛手山。他还会掌权的。”

　　第二次直接和这三字的联系，是我心中永远的痛。那时我正读高中，大约是1976年刚开学不久，胖胖的班主任叫我写一副标语，内容五个字，犹犹豫豫地写了，又犹犹豫豫地贴了，贴出不久就被人撕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发愧疚，虽然那事只发生在偏僻的丘陵学校一隅。

　　第三次联系着邓小平的名字，是我和一大批老少青年命运乃至民族命运的根本转变。历经十年动乱，国家第一次恢复了高考，我和大批根本不可能继续升学的学子一道圆了大学梦。国家走上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之路。

　　第四次写邓小平三字，我已经上了大学，探家时听了乡邻告诉邓家院子的铁树连开三年，我写了一篇习作《铁树开花》，老师斧正之后，上了系里的文学板报，虽然我自己和看过我原稿的同学对老师的大刀阔斧极为不满，我还是暗自高兴了几天，毕竟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与邓小平有关的文字。

　　第五次与邓小平“联系”在一起，有点莫名其妙。我新到一个工作岗位，主动要求到基层锻炼，退休了的老父不知究竟，冒失给我所在的市委写信，内容我不清楚。突然被单位领导召回，几个领导在办公室等着我，十分严肃地要我说明白：究竟和邓小平同志是什么关系？我随口答：你们和他什么关系我就什么关系。“一把手”打断我的话：现在是组织和你谈话。我正经说了：我有幸和他同乡同姓，没有亲戚关系。我深知，小平同志很重亲情，但决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对他的亲舅舅淡以兴，也没有要求当地政府特别关照，只是自己寄钱贴补老人的家用；他舅妈要为儿子谋个公职，小平也没答应。以小平的为人，即使真有特殊的关系，也不会允许打他的牌子升官发财。其实，我受他老人家的恩惠已经很多了，学着他一点点，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所贡献，不给姓邓的抹黑就踏实了。

　　老人家去世后，我回家乡时专门到邓家小院默祭。我因了他而骄傲、自豪，愿意学着像他那样为人、行事，愿意把他永远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