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镇宏

　　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本世纪头20年，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黄金发展时期”，又是“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在这个阶段，经济结构日趋多元，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多种信息交相激荡，公众观念取向多样，社会心理躁动复杂，矛盾纠纷层出不穷，维护稳定问题突出。能否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本世纪头20年，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黄金发展时期”，又是“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在“矛盾凸显期”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最主要、最普遍、最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能否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人民内部矛盾的凸显集中反映了我们执政能力建设的诸多问题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两个结果：有的跃起腾飞，有的盘桓不前。“东亚奇迹”与“拉美陷井”就是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例子。天壤之别的根本因由，就是能否正确应对“矛盾凸显期”这一“多事之秋”，能否保持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稳定社会政治环境。

　　在这个阶段，经济结构日趋多元，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多种信息交相激荡，公众观念取向多样，社会心理躁动复杂，矛盾纠纷层出不穷，维护稳定问题突出，形势严峻任务艰巨。以茂名为例，2003年全市共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14916宗，比2002年的8886宗增长了67.86％，人民内部矛盾呈明显上升趋势。这是各种因素长期积淀、相互交织、摩擦碰撞的结果，既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也集中反映了我们在执政能力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不强。对经济长足发展，进入新时期新阶段之后人民内部矛盾的普遍性、尖锐性、复杂性缺乏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对容易酿成大事端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缺乏“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见微知著之功。

　　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例如对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政企关系、国企改革、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城乡建设管理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缺乏完善的综合对策。

　　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不强。例如缺乏处理大规模突发性复杂群体事件的经验。

　　依法执政的能力不强。缺位、错位、越位、虚位现象并存。不熟悉、不习惯、不善于使法律武器为我所用。

　　总揽全局的能力不强。例如程度不同地存在包办同级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事务的现象，使党委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

　　基层党政组织管治乏力。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各种突发事件大多出自农村、困难企业和基层单位。当前基层组织尤其农村党组织承担繁杂棘手的工作任务与其拥有的调控资源、调控能力和手段很不匹配，再加上部分基层组织和干部面对新矛盾新问题茫然失措，“老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各种矛盾自然越积越多。

　　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趋多样化，群众思想和行为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越来越强，其影响因素和渠道也越来越复杂。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解惑释疑、凝聚人心、疏导情绪、化解矛盾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各类矛盾容易因此而“储蓄”起来。

　　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类型、阶段性特征、形成机理和运行规律

　　——主要类型

　　在经济领域，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产生于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各种经济成分内部。常见的有企业改组改制、国企解体破产、工人下岗失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农民减收增负、贫富差距拉大、建设项目征地、城建拆迁、非法集资、乱收费、乱罚款所引发的矛盾，以及各种劳资纠纷、经济利益纠纷、合同契约纠纷、邻里纠纷，等等。

　　在政治领域，突出表现为社会公众与党政机关、司法执法机关、公共机构及其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不良、执法不公、行政不当、为政不廉、假公济私、压制民主、欺负百姓、冷漠骄横、奢侈浪费等行为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生活领域，突出的表现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全面、可持续性不强引发的矛盾，俗称“×腿长×腿短”、“×手硬×手软”的矛盾。例如，人们提高社会生活质量的要求与公共环境、社会建设滞后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的矛盾，等等。

　　在思想文化领域，突出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文化与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糟粕和精神垃圾的矛盾，新思想新观念与旧思想旧观念的矛盾，社会发展变化与传统观念转变滞后的矛盾。比如在农村基层，因计生问题、殡葬改革引发的矛盾，其深层原因之一就是文化观念冲突。

　　——阶段性特征

　　群体性事件增多，组织化程度提高。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往往是群体利益，在有共同利益的人群中极易产生“连锁反应”，规模扩大，时间拉长，诱发和积聚起很大的社会破坏力。目前，群体性事件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聚、散、进、退有序，并开始呈现内部问题社会化，经济问题政治化，相关问题连锁化，行为的违法性与要求的合理性相互交织等特点。

　　对抗性因素明显增强。以往的群众上访，情绪比较温和，一般是以反映情况为主要目的。现在则多是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突袭上访，乃至动辄封桥堵路、冲击机关、要挟政府，甚至暴力抗拒执法，殴打公务人员，有的还演化为“打砸抢”事件。

　　物质利益性矛盾凸显。随着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的日益多元化，在资源分配、市场占有、生产经营、劳资关系等方面，经济利益矛盾由幕后到了前台。

　　社会影响异常敏感。由于通讯便利、媒体发达、互联网普及、信息快速传播，使得哪怕是行业性、地区性、局部性的矛盾事件，也会在瞬间传播开去，产生“放大效应”和连锁反应。

　　干群矛盾表现尖锐。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往往由干群关系紧张所引发。在一些基层，干群关系已由“鱼水”蜕变为“油水”(油浮水面)甚至“水火”(不相容)关系。干群矛盾成了人民内部矛盾汇集的一个焦点。

　　涉法不服法，上访“要说法”。一些当事人不走正常法律途径，不相信司法公正，不服从法律裁决，抓准了各级领导珍惜安定力保稳定的心理，专挑敏感场所敏感时期上访滋事，施压要挟。

　　——形成机理

　　社会转型期“浮躁病”。浮躁是社会转型期一种消极的社会性格和失衡的社会心理，也是一种容易泛化和蔓延的“传染病”。其抑制和治疗要靠社会利益调控体系的调适到位，要靠社会价值体系和精神家园的重建，要靠社会信仰的重塑及文化导引。

　　政治性缺陷。有的改革措施不配套不完善或运作过程出现异化，使部分社会成员利益受损而产生不满和对立情绪。有些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基层实际和可行性，上边要求高，下面事难办，难办也得办，只好弄虚作假变相变通耍花招穷应付。有的是上边只出精神不出钱，下面没钱走了样，出现执行情况与上级精神的偏离。这样的事多了，必然造成群众对具体执行政策的基层党政组织的信任危机，认为“上面有好经，下面念歪经。”

　　经济利益驱动。部分群体在利益格局调整中预期利益得不到实现，一有人挑头，就会以聚众闹事、集体上访等方式“要说法”。如有舆论导向失当，就更“火上加油”。

　　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引发。干部队伍中程度不同地存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腐败现象，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引发各种矛盾和事端的导火线。

　　某些势力插手其中。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惟恐天下不乱，总是千方百计暗中插手、幕后操纵矛盾纠纷，处心积虑挑起事端，激化社会矛盾。

　　——运行规律

　　矛盾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三化”：成因复杂化、矛盾主体多元化、多种矛盾交织化。

　　矛盾的时代特点体现为“三增”：公开化程度增强，群体性行为增加，向对抗性矛盾转化的因素增多。

　　矛盾激化的表现形式有“三型”：暴力行为型、扩大影响型、聚众闹事型。

　　探索化解矛盾的新途径

　　近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冷静应对，多方探索，积极化解，初有成效。2003年排查出的14916宗矛盾纠纷，大部分被解决在基层。今年1－7月，群众到县、市两级上访与去年同期相比，批数和人次分别下降15.6％和16.8％；到市委、市政府的集体上访同比批数下降30.3％，人次下降10.3％。在全省19个地级市中，我市人口排名第一，而在今年上半年全省县以上党政机关信访部门接待群众集体上访量统计排名中，我市排名第18位，上访量仅高于中山市。

　　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努力做到“七个坚持”：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谋求更快更好地发展，增强化解矛盾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市“工业立市”等一系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举措初见成效。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今年1－7月增长24.6％，增幅在全省各市中排第4位。地方财力的增收增强了我们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物质基础。

　　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固本强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近年来，我们全面实施固本强基工程，涌现出全省十大模范党支部——水石村党支部等先进典型，基层组织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和战斗力，为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多办利民安民的好事实事。近年来，我市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告别泥砖房”工程为例，茂名原有30多万户农民住在泥砖房。两年多来，我市通过党政推动引导、住户自筹为主、各级资助一点、“先富”人士捐助一点、邻居帮助一点的办法，共投入资金39.64亿元，改造泥砖房13.89万户。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八个弄清”，不同的矛盾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弄清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弄清是一般矛盾还是特殊性矛盾；弄清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弄清矛盾存在的条件与解决矛盾的条件；弄清是思想是非还是利益冲突；弄清是工作中的不同意见还是方针、政策分歧；弄清是德行问题还是违法问题；弄清是误会问题还是积怨问题。

　　坚持“四宜四不宜”，掌握“五项处置原则”：坚持“宜疏不宜堵、宜散不宜聚、宜解不宜结、宜顺不宜逆”的方略，按照“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的基本要求，把握和遵循预防为主原则、力争主动原则、关心群众利益原则、教育疏导原则、民主法制原则。

　　坚持“四个强化”，多管齐下，综合应对。强化各级领导责任制，落实“一把手”维稳负总责；强化基层基础工作，落实防范措施；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密切干群关系；强化齐抓共管、综合调处机制。

　　坚持信访工作“三性”、“两到”、“一下移”。信访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重要、最常用、最有效的制度和工作。我们在信访工作中力求保持工作的超前性，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防患于未然，克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保持协调的广泛性，整合各方面力量解决复杂疑难问题；保持渠道的畅通性，使群众有方便的说话之处、诉苦之处，使信访成为释放社会矛盾之途。健全信访工作网络，使其“横到头、纵到底”；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努力实现“重心下移”。

　　作者系中共茂名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