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董 倩嘉宾:于全兴 本期编导:张曦伯
[视窗·外景]
[短片解说词]
这是一组《天津家庭报》摄影记者于全兴拍摄的西部贫困照片,对于于全兴来说,2001年是他一生中难以忘却的年份。这年年初,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托,他只身前往西部,就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贫困母亲接受幸福工程救助情况和生存状态,进行为一期一年、行程五万公里的艰苦采访。
[栏目·内景]
主持人:老于,我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您开始这次拍摄贫困母亲之前,对“贫困”这个词你怎么定义它?在你的脑子里贫困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能叫贫困?
于全兴:对于我来说,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我所经历的那种贫困,无非就是家里头比如说:别人家里比如说吃白面、吃什么的,我从小生活在家庭当中,小的时候家里头比较贫困的情况下,无非就是说吃些个窝头、棒子面、一些菜团子 ,就是说买不起菜、去捡那些白菜帮子,我小时侯经历过的。我感觉贫困可能就是这样。
主持人:真的参与到拍摄贫困母亲的活动中去,拿起你的照相机的镜头去对准她们的时候,你接触到的那种贫困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贫困?
于全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到了青海的时候……
主持人:那是什么时候?
于全兴:那是2001年的1月初 1月2日我走的,我第一次见到贫困到那种程度,比如说家里头床也没有, 没有任何的物件,青海的那个地方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用牛粪来取暖、烧火,用一个锅、一个盆,吃的是糌粑,家里没有任何东西。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非常震憾!
主持人:家徒四壁?
于全兴:对!对!
主持人:我想知道你选择的第一个拍摄对象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
于全兴:就是在青海,第一站,在玉树州结隆乡杂年村里,有个叫才仁巴毛的贫困母亲五十二岁。
主持人:她是你第一个遇到的贫困母亲吗?
于全兴:她不是我第一个遇到的,但是我是第一个采访的。
主持人:为什么选择她?
于全兴:当时那个乡长带我下去,那个乡长是藏族叫达哇战斗,开着吉普车。我们下去的时候,在路边上,老远我们就看到一个土坯房,因为在那个环境当中,一户和另一户离得很远、很空旷,有一个土坯房。当时达哇战斗没有让我非要到那个家去,而且我每次采访之前,我也是有意识来避开一些政府安排。我看到一间土坯房,我就要求下来看看这家。
主持人:为什么这个土坯房引起了你的注意?是因为它很破旧吗?
于全兴:对,因为它相对来说非常的破旧。
主持人:就是比周围的还破旧?
于全兴:对,当时有一个小女孩倚在那个门口 ,下来之后我就见到那个小女孩叫巴青长仁,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她用手顶着腹部,当时因为她说藏语,我听不懂啊,我就问这个乡长,让他给我翻译。她肚子疼已经有三年了,九岁就开始疼了,因为家里一直没有钱,也没有看过病。好,我就决定要在这家采访。
主持人:今天能不能先给我们看一下她们的照片?
于全兴:这就是那个小女孩,就是那个小姑娘,十二岁的小姑娘。我进去之后,我首先被那屋里的情景所震动,有点懵了,没想到那么穷。等她母亲回来的时候,我一看,你看她的手,看到她的那种感觉,穿的衣服,她一辈子可能就穿这一套衣服,就这种感觉。而且吃饭,我说她家里什么都没有 ,吃饭就在后面一个土垒的一个小台,后面就用牛粪烧,吃饭就在那台上,就是在那个土坯的台上吃饭,没有一个真正的桌子,什么都没有。当时我就有一个念头,不知道从哪来的念头,就想帮助那个小孩。等我走的时候,我就带着她到了乡上,到了乡上又到了县里头去看病。因为这个小女孩从来没有出去过,她长到十二岁没有出过远门,甚至连乡里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就是在乡里的时候,我们要走的时候,我给她一个苹果,她咬了一口就装在袍子里头,我问你为什么不吃啊?她说我要带回去给我妈妈。
主持人:她现在好了吗?
于全兴:两个月以后,我好像是在贵州采访的时候,那个乡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这个小女孩的病好了。
主持人:你拍摄的第一对母女,应该说很大程度上震憾了你。
于全兴:对,震憾了我,也就促使我的一直要做下去。
[视窗·外景]
[短片解说词]
第一次西部之行,贫困母亲的生存现状深深震撼了于全兴,他甚至忘记了这次采访的目的。在拍摄了一些并不成功的照片之后,他回到了天津,经过近一个月的休整和思索,于全兴再次去了西部。
[栏目·内景]
主持人:我看到您的一个朋友对你第一次拍摄回来的照片有评价的,他是这么说的:作了一个肩荷了重任的摄影师,你第一次拍回了那些支离破碎的图像,仿佛是一些散碎无序的句子,它们只是零乱的堆积在一起,让我们无从看到这样一个大的救助工程之下,那些贫困母亲们的真实状态,同时我们也无法感知,你的激动到底是从何而来?
于全兴:我当时下去的时候,忘记了我是一个记者。
主持人: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人?
于全兴:我觉得我看到她们那种贫困,我就想去帮助她们,忘了自己是一个摄影师或者是一个纪实摄影师,忘记了自己。我下去主要的任务就是拍摄她们,把她们真实的生存状态真实的纪录下来,这个(转变的)过程是漫长的,我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是我到了贵州的时候。
主持人:什么叫完全放开?
于全兴:完全放开就是说,一定要记住我是一个纪实摄影师。
主持人:因为纪实摄影师的目的不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
于全兴:对,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主持人:而是站在公众的角度。
于全兴:对,对。
主持人:今天我们演播室贴了很多照片,真的看起来给人的触动很大,因为我们从她们的眼神里面能看到很多说不清楚的东西,比如说你身后这张照片,我觉得他们母子三个人的眼光好像都有一种说不清楚,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里面好像有一种期待,一种期盼。您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于全兴:这是在云南的邱北我们下来的时候,也是在路边上,就是这个顾彩莲,她正好也是抱着孩子,就是在她的家门口。她的房子就是石头垒的,上面盖了些茅草,里面没有窗户。你进去之后,就是很窄很窄,要我目测的话,最多、最多就两米多。在门后就是一张小床,那床就是用石头上面搭着木板,这个母亲本身也是有病,生完第二个孩子之后,她胸口一直疼,而且也是经济条件不好。她靠编一些竹箩赚钱,她一年收入一百块钱。我说你为什么不拿钱给自己看病?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主持人:在您拍摄的过程中,可能贫困母亲贫困程度各有不同,所处地方各有不同,但你觉得她们身上什么是相同,什么是相似的?
于全兴:她们普遍存在一种对这种贫困生活的抗争,她们对摆脱这种贫困的欲望和期盼非常强烈。
主持人:我就看到你身后还有一张照片,那是一双手的特写,那是在什么情形下拍摄的?
于全兴:是在大巴山采访间隙当中,我们在一个村长家里头吃饭,在那个间隙当中我出来,我看到了一些母亲,就在那个院子里或场上,中午都吃完饭出来的时候。其实这张照片我是随意抓的,我就看到一个母亲抱着孩子,其实像这种母亲的手,在西部贫困地区是非常常见的。
主持人:您有没有统计过一共拍摄了多少位贫困母亲?
于全兴:大概有三百多位贫困母亲。
主持人:这三百多位里面现在,让你回想起来还能让你觉得特别感动、或者是最打动你的、最让你受到触动的、有吗?
于全兴:在重庆大巴山有一个叫覃纯菊,就是这个母亲,就是重庆大巴山城口县的,其实我们已经采访完了,然后到了乡里之后,乡里面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贫困母亲,把她的经历说了,我当时就决定立刻返回去。我们返回去的时候,已经六点多了,这个母亲和两个女儿正在稻田里头插秧,我们就跟她们回到家里头。在这之后,我通过采访,就知道她的生活状况,我非常感动,这个贫困母亲对于我来说,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主持人:为什么?
于全兴:因为在九年前,她的丈夫可能耐不住大山里头的贫困生活,就外出了,至今没有音信。男的先跑了,扛不住跑了。那时候她带着两个女儿,一直她拉扯着这两个女儿上学。因为她本身没有文化,她说:我多穷,我也要让孩子上学。但是我在去之前,半年前她唯一的一个小土坯房,因为山洪给它冲垮了。从那之后,她就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头,她自己住在那个,冲垮之后就没有了,就一个残壁,她就住在里头。她想到过自杀,我听一个村长给我介绍,在山洪之后,每到晚上这个母亲就在哭,那种凄惨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但是早上起来,天还没亮的时候,这个母亲就起来了又去劳作,因为她为了这两个孩子,又去劳作。县里头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可能给了她一些钱,不多,就两三千块钱,要好盖一所房子。那么两三千块钱盖不了一座房子,她就每天下到山下背沙子背石料,她自己往上扛,她带着两个女儿整整扛了不到两个月,一个多月,用自己扛上来的石料把这个房子盖起来了。我去的时候,那个房子快要峻工了。
主持人:提到女性时候,老是说女性是柔弱的,但是女性一旦成为母亲之后,她身上的那种力量决不是柔弱的。
于全兴:对,对,我非常有感触。
[视窗·外景]
[短片解说词]
母亲不应属于贫困。整个采访过程中,这样的念头一直深深地印在脑海之中。随着采访的深入,于全兴对于此行的目的也愈加清晰,就是通过自己的镜头,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特殊群体,关注“幸福工程”,帮助贫困母亲早日摆脱贫困。
[栏目·内景]
主持人:您在接触这么多,拍摄了这么多的贫困母亲之后,也能够感受到她们心里面对这个美好生活的一种渴望,您有没有想到或者说在这一年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一种方法可以使她们摆脱贫困,或者说多多少少让她们摆脱贫困?
于全兴:“幸福工程”其实就是这个概念,就是给贫困母亲一个支点。
主持人:“幸福工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
于全兴:“幸福工程”简单地说,就是帮助那些执行了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母亲们,至今还没有脱贫,给她们提供低息贷款,甚至无息贷款,小额的,给她们搞一些项目,通过她们自身的努力来摆脱贫困,幸福工程的目的就是这个。在这些照片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贫困母亲,比如说这位,你看她的脸上已经出现笑容了,而且她的眼睛里面完全能够看到希望了,很满足的神态。
主持人:这是在什么时候拍摄的?在什么地点拍摄的?
于全兴:在宁夏 ,这个就是通过“幸福工程”救助的贫困母亲,可能当时她说她能养羊,就给她三千块钱,通过一个项目,就是她能养羊,她就开始养羊,给她买了几只羊,她就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年以后下了小羊,之后又下,三年以后她就把给她的三千块钱还给了“幸福工程”。
主持人:她以前是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你了解吗?
于全兴:那当然了解了。她以前家里头也是非常穷困的,就跟我拍的那些贫困母亲是一样的,组委会每救助一个贫困母亲都要去考察,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她说她有这个能力,而且通过考察之后要签一个协议的,其实这个钱还回来之后,还到组委会,通过组委会给她一个支点,她摆脱贫困了,那么她把这个钱还了之后,这个钱又救助了别的贫困母亲。
主持人:她要还的吗,这个钱?
于全兴:必须得还。
主持人:老于,这张照片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
于全兴:在重庆,这也是一位母亲。
主持人:也是一位母亲?多大岁数?
于全兴:她也是三十多岁,好像38岁。
主持人:她的生活已经改变了?
于全兴:已经改变了,她以前也像所有贫困母亲一样,家庭条件非常的不好,一年的收入没有那么几百块钱,后来组委会、“幸福工程”在镇上搞项目点,因为她也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没有脱离贫困的母亲,当时给她的资助很少就一千块钱,让她去养蚕。她通过自己的努力之后,当年就有了五百块钱的收入,她就用这钱再去加大投资,再去做养蚕的项目,几年以后她逐渐、逐渐就摆脱了贫困。我去的时候,她已经把那间过去住的小土坯房经盖成砖瓦房,也就几年的工夫。她是在1997年通过救助的,我是2001年去的,四年多的时间,变化很大,她现在一年有三、四千块钱的收入。
[视窗·外景]
[短片解说词]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12号是“幸福工程”组委会所在地,从1995年到2003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9个省建立项目点300多个,投入资金2.1亿,受助贫困母亲已达12万多人。
[栏目·内景]
主持人:您在采访的过程中,在接触这些贫困母亲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障碍?
于全兴:在采访的过程中,要是从困难来说,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概念:我怎么能够调整我的心情?我怎么能够控制我自己?我想这个很困难。
主持人:你要控制什么?
于全兴:就是我控制我自己,就是说每次拍照之前,我一定要控制我的感情。
主持人:为什么要控制这种感情?
于全兴:你可能没去过那种环境当中,你到了那种环境当中之后,我想任何一个人有良心的人,肯定控制不住自己。我活了四十岁,我每见到一位贫困母亲的情况下,我都力争在控制我自己。我活到四十岁,我过去很少掉泪,但是我把我四十的眼泪都流在了西部,真的!我回来之后就是这种感觉对于我来说,你像生活方面的那很多困难,比如说吃,对于我来说无所谓的,我想最关键的对于我来说拍摄的困难。我极力在控制我的心态或者我的心情,能够让我尽量安静下来。
主持人:作为一个男性,你是四十多岁的男同志,你在拍摄看这些柔弱的母亲的时候,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
于全兴:一开始见到她们,就是想帮她们,就是一开始的概念,很本能的,就是人的本能。但是后来这种本能还是没抹掉,但是首先(怎么帮)?
主持人:是一种怎么帮?
于全兴:对,怎么帮?首先我要把我的任务完成,把我拍摄的东西做好,我还是说那句话,靠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主持人:所以我也能理解您为什么要压抑住自己的那种冲动了,如果压抑不住的话,可能帮的是一种,只能是你对她的帮助;而你压抑住了之后,很可能是通过你而获得更多的人去对她们的帮助。
于全兴:后来就是有这种想法了,真不容易这些贫困母亲。
主持人:我们只是从照片上看就觉得,真的都是人,就是因为生活环境不一样。
于全兴:对,所以说我后来有时自己想,感觉上帝不公平,没有更多的人去帮助她们的话,可能永远她们会处在那样的一种状态。
主持人:所以会加倍让我们去反思,我们到底应该为她们做些什么?比如说您经历了这么多贫困的地方采访之后,等你回到天津,回到大城市,和你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妻子在吃饭的时候,您会想到她们吗?
于全兴:当时我第一次下的时候,因为是采访三个省市,因为当时快过年了,我到了甘肃的时候联系不上了,人都放假了,我第一站被迫中止了。回来的时候我爱人和孩子为了等我回来,晚上没有吃饭,晚上回来的时候已经十点多钟,当时孩子要吃麦当劳,当时孩子很小,八岁,我走的那年她八岁,吃麦当劳,我对这种洋餐一点兴趣也没有。
主持人:大人没几个爱吃的。
于全兴:对,对,我就看着她在那吃,真得我看着她的时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主持人:你在想什么?
于全兴:我看她的时候就想到十二岁的巴青长仁,就是在乡里,就是我带她看病的时候。
主持人:你就会想到那个苹果?
于全兴:不是苹果,当时乡里头为了送我走,简单的炒了两个菜,我就给那个小孩吃的时候,那个孩子说从来没有吃过米饭和那种菜,当然她也不会用筷子,用手扒,就是那种感觉,我想我的孩子会不会想到那十二岁的小女孩,后来等她快吃完的时候,我突然间说了一句话,我说好吃吗?孩子说好吃,我当时那种心情确实很难过,那个孩子可能这辈子也吃不到麦当劳。
[视窗·外景]
[短片解说词]
整个采访结束回到天津,于全兴发现虽然自己人回来了,可精神和梦想依然留在了那片贫瘠的土地上。2002年5月和7月,于全兴在北京举办了两次《走近贫困母亲——“幸福工程”西部行纪实摄影》展览。
[栏目·内景]
主持人:那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拍摄的(照片)应该说费了很大的劲拍摄到的这些照片,怎么能够打动别人?怎么能够打动像您自己孩子这样的小孩?还有更多的人,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的人,比如说我通过展览,通过做画册、出书,通过媒体这种宣传,你觉得有这样的力量能打动他们?
于全兴:有,因为我2002年在北京做展览的时候,我接到了很多电话,我接到了很多信件,都是他们通过媒体知道的。《大众摄影》像《中国青年报》那些媒体都发了很多,包括有三个整版都发了。2002年下半年我几乎什么也没做,都是在接电话,在信件来往,他们都要求,他们看了那报道之后,要求捐助谁、谁、谁。那么在2002年年底的时候,那个邱北县我说的那个顾彩莲,顾彩莲本身她已经接到了六、七千块钱,老百姓自发给的钱,有的就让她去买牛,有的让她给孩子什么、什么……
主持人:还是有力量。
于全兴:有力量,所以我也很感动,我感觉我们的社会善良的人还是很多的,我心里也感到很欣慰。
主持人:你还会继续关注他们吗?
于全兴:作为我来说我还会的,因为我拍完这个之后,我过去在报社,我今年调到一个大学里头去教书,但是我想利用八年到十年的时间,我一定会把这个工程做完。我要跟踪这个贫困母亲,跟踪这个“幸福工程”,我还会要做的。
主持人:你曾经拍摄过的那些人……
于全兴:我要跟踪。我这次做的主要是西部,因为“幸福工程”是一个全国的一个范围,包括城市的,那么城市也有贫困母亲,贫困是相对的。
主持人:老于,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为这些贫困母亲所做的一切。
[视窗·外景]
[短片解说词]
当母亲需要帮助时,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为母亲做了什么?我们还能为母亲做些什么?让我们关注母亲的贫困,关注贫困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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