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这个词出现两千多年了，可真要做到“从容中道”恐怕很难。这是我看了几则报道产生的想法。9月10日《半岛晨报》报道，辽宁师大国际交流中心的外国留学生宿舍“不许中国人入内”，据说是留学生丢了东西；9月11日《京华时报》报道，香港62岁的女商人王笑菊在雅宝大厦被殴，据说也是因为她进入了“不为中国人服务”的摊位。这些事引得舆论哗然，将有关单位和人员指斥为“洋奴心态”者有之，骂为“汉奸”者有之。有人还把这些事与一些机场为外宾开设的绿色通道、北京故宫为外国游客设置的入口、三里屯一些酒吧设置外国人专用厕所等现象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国人自轻自贱，丧失国格。
这些批评虽然不是毫无道理，但不能一勺烩，因为每件事的背景不同，各有具体原因。像王笑菊被打事件，就首先是侵犯人权问题，其次才可能涉及其他。现实生活中，也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切身感受，国人对待洋人和对待自己人有显著不同。对洋人是热情过度，对自己人则是冷漠有加。今年有位美国访问学者跟我读唐诗，他的妻子是华人，闲聊时谈起她在北京问路时常受冷落，而她的女儿问路时往往受到极热情指引的事。我问：“您不生气北京人势利眼，看不起自己人？”她说：“我不这样想，也许中国人太多了，十三亿，每个人都问他一次，他还受得了？而洋人来中国的毕竟是少数，很难碰到一个洋人向他问路，好容易碰到一个，热情点儿也是人之常情。”我很赞赏她这个回答，这不仅是善于自解，不生闲气，也表现出她从善意的角度来推度对她不太礼貌的人。
热情接待远方来客是国人的好传统。《论语》开篇就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历代与外国交往，多是邻近的国家，也多属于汉文化圈内。中国处在强势地位，对外国人热情一点，冷淡一点，国人都没有不必要的心理负担。然而近一百五十多年来中国弱了，受到列强的侵略乃至瓜分，洋人中的一些不良分子在中国胡作非为，又享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于是，如何对待外国人，在国人中就成了敏感问题。那时，“官怕洋人”，正直的人、洁身自好的人，如果没有必要，一般不愿与洋人交往。我小时候（上世纪四十年代）住在西河沿，后街住的就是日本人。尽管他们多是小商人、小职员，中国人也不愿与他们往来，小孩子见了面也常打架。可有些势利小人、或惟利是图的人却去巴结日本人，结果就受到邻人的鄙视。
那段受侵略、受欺侮的历史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上留下重重的阴影，至今仍不能完全抹去，一遇到与洋人有关的事就会表现出来：一是过度热情，对洋人特别优待（这种优待往往与对国人的慢待形成巨大反差）；二是对这种现象的义愤。过度热情者是有多种原因的，有求利的因素，也有争面子的因素（如认为我们的条件差，自己人可以忍，不能让洋人受罪），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人的势利眼的因素。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这些现象都是令人讨厌的，但把过度热情者都骂作“洋奴”、“汉奸”也是反应过度，没有能够多从善意的角度看待他人。
现在外宾日多，以后会更多。国人对专做洋人生意者要谅解，不能遇“洋”就分外敏感，以大帽子压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关键是对内对外，一律平等，要不卑不亢，从容中道。这才是我们的待人风范。
王学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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