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
王佩云为了写长篇小说《郑和》，曾经到郑和的家乡云南晋宁采访。在离郑和旧居不到10公里地的抚仙湖，他看到了一种鱼，当地称为“抗浪鱼”。湖面哪儿的风浪大，这些鱼就向哪儿游，一直钻到风浪的最深处。“当时我一下子就知道，我要的感觉找到了。郑和就是一条抗浪鱼，这就是整个书的基调！”
9月12日，这位原《中国海洋石油报》总编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起“抗浪鱼”来还显得很兴奋。
他显然熟悉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抗浪鱼”和他们的传奇。
“观落叶以为舟”、“见窍木浮而知为舟”的先民是最早的“抗浪鱼”。在位于浙江钱塘江口的河姆渡，考古发现了船桨以及鲸鱼的椎骨，这记载了六七千年前，先民乘独木舟或木筏漂洋过海的传奇。
在北太平洋，有两股洋流可以帮助他们跨越太平洋。一条是北太平洋暖流，向东流动。河姆渡人从钱塘江口附近出发，恰好可以借助这股洋流走向太平洋的深处；另一条是赤道逆流，处于北纬3°～10°之间，也向东流动，到达东经180°处，与南赤道洋流相遇，一分为二。其中一股向南流动，可以达到南美的秘鲁。如今北太平洋暖流和赤道逆流经过区域的太平洋诸岛上，从当地居民所沿用的语言和保留的一些生活习俗，可以找出与数千年前中国东南沿海民族的不少相似之处，探索到某些渊源。
徐福大概是中国有名可考的最早的航海家，他领导了秦王朝最为壮观的航海活动———东渡扶桑。而派他出海的秦始皇，在王佩云眼中，是热衷航海事业的千古一帝。他在位12年，5次出巡，其中有4次是巡海。他还精心策划和扶持琅琊港的建设，使之成为规模空前的重要港口。王佩云说：“秦始皇一定将自己的抱负融入到了海洋中。”
接下来的“抗浪鱼”是东晋时期的僧人法显。公元399年，年近六十的法显由陆路西行去印度，遍访佛迹达10年，写成传播佛学的一部大书《佛国记》。有意开辟水上通路的他，选择乘海船返回故土。当他最终到达山东半岛时，已是73岁高龄。
唐朝的鉴真和尚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堪称“伟大”的航海人物。他为弘佛法，六次东渡日本。海面“风急浪峻，水黑如墨”，在“人皆荒醉”时，只有他“但唱观音”。公元753年，双目失明的鉴真终于在第六次东渡时到达日本。
生于马背、驰骋于草原和沙漠的元世祖忽必烈，在王佩云看来，也应该在中国航海史上记下一笔。王佩云想像，忽必烈入主中原之后，以其横扫亚欧大陆的广阔胸襟，雄视汪洋大海。所以，他在位时，不仅继续发展了中国的航海事业，还注重扩充水军，发展海上防卫力量。1292年，忽必烈派出船队，让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与波斯汗阿鲁浑完婚，顺道回意大利。一行600人，分乘13艘船从福建泉州出发，乘东北季风扬帆前进，辗转两年多的时间，到达波斯湾口。
元代还有两位杰出的航海家，但今天差不多已被人们遗忘了。汪大渊一生中曾两次远航，一次驶向西洋，一次驶向东洋。他以“非其亲见不书”的原则，采录所到之处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贸易往来之习俗，以及相互交换的主要物产，写成《岛夷志略》一书。
周达观于公元1295年跟随元成宗的使团到真腊（今柬埔寨），在那里住了近一年，详细考察风土人情，农商百工，回国后写成了《真腊风土记》。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关于吴哥文化的直观记录。仅隔百余年，真腊迁都金边，吴哥文化随即被湮没，甚至连吴哥窟的具体位置都难以找到了。公元19世纪法国人占领柬埔寨时期，博物学家就是凭借《真腊风土记》的法文译本寻访到了“失踪”的吴哥窟。
让王佩云唏嘘的是，最伟大的一条“抗浪鱼”郑和，最后病逝于印度附近的大海中。他的同伴将他葬身于大海，只带回一缕头发和一双鞋，葬在南京郊外的牛首山。
郑和也是最后一条“抗浪鱼”。王佩云断言：“郑和之后，中国再没有航海英雄。”
郑和当年在满剌加建立的货栈，得马六甲海峡之地利，曾经为大明船队往返西洋起到中转的重要作用。大明船队消失之后，货栈也随之消失。不久，这个咽喉要地被佛朗机（今葡萄牙）人占领。中国的商船再到那里，不但要被葡萄牙人课以难以承受的重税，还经常遭到野蛮抢劫。从此，中国人再也无法进入印度洋。
王佩云曾在文章中写道：“郑和的七下西洋成了被遗忘的伟大航行。如当时的东非人所说，大明船队像一片云一样飘过来，又像一片云一样消失了。”
“抗浪鱼”们真的被很多人遗忘了，包括最伟大的郑和。香港的梁凤仪筹拍电影《郑和》，今年春节前想和王佩云联系。她告诉秘书，有件关于郑和的事情要联系一下。秘书说：“郑和？我这儿没有他的电话啊。”听起来像是某个“经典”的笑话，但却是梁凤仪亲口告诉王佩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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