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什么被经济学家所左右？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加快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由集体讨论决定。这些要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工作制度，长期坚持下去。”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结合起来，突出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性，是群众观点在决策领域的升华。

　　这些年来，我们社会在重大问题上大有让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说了算、“拍板”、“一锤定音”之势。君不见，有些地方政府的智囊变成了政府的“指囊”，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政府被一些经济学家们所左右，变成了他们的“傀儡”。

　　笔者从媒体上看到，从1993年至2003年这十年间，全国仅有账可查的教育乱收费就高达2000亿元。在此过程中，教育部门虽然从未提出过“教育产业化”，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教育产业化”却不知为什么成了一些地方、一些学校“推进改革”的理由与方向。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号下，择校费、赞助费花样翻新，学校经营权被拍卖、公立学校“转制”等各式“改革举措”不断登场亮相。据报道（《华东新闻》2004年09月13日第二版），在华东地区，“最彻”的改革，恐怕要数苏北某市的“盘活教育资产改革”。该市不仅把高中、技校这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和国有资产”让民营资本给“盘活”了，而且连小学、幼儿园也不放过，统统卖光，转由企业化管理和运作。然而，这样的“创举”不但没有被叫停，还被一些地方效仿，争先恐后地“靓女先嫁”，把好的初中、好的高中，以改制的名义全部卖掉。但是，最近教育部一位负责人说：“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如今，我们追追“教育产业化”这个谬论的根儿，，其实就是几年前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学校便立即趋之若鹜，纷纷将其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事实证明，“教育产业化”给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危害，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我以为这就是一些经济学家惹的祸——这就是政府被一些经济学家所左右的后果，也是政府做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傀儡”的必然结果。

　　无独有偶。我国在国企改革中，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少奇谈怪论，什么“改制就是一种改革，既是改革，就必须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就是“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就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什么“靓女先嫁论”——国有经济搞不好，国有经济要退，而且应该是“靓女先嫁”，否则就“老”了，再也嫁不出去了，非得贱卖、甩卖不可；什么“冰棍论”——如今的国有资产就像渐渐融化的冰棍一样，不要等化了之后再去卖，要在没有化之前快快贱卖、甩卖，越快越好；什么“烂苹果论”——现在的国有资产就像是一筐苹果，中国的老太太们吃苹果老是挑烂的吃，好的舍不得吃，最后都变成烂苹果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论。这些让人心乱的、误导社会的观点，集中在一点上就是一个“卖”字，而在这个“卖”字的肆虐下，国有资产每天都在“哗哗”地流失。如今，到底有多少国有资产被大量吞噬、流失，谁也说不清楚。一些经济学家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搬来了一大堆理论，然而，为什么对人家平衡劳资关系的制度一点都不提？国企改革改到职工群众不接受不欢迎甚至谩骂的地步，我以为也是一些经济学家惹的祸。

　　然而，政府为什么要被这些经济学家牵着鼻子走？为什么被经济学家所左右？为什么当了经济学家的“傀儡”？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最近由北大教授丁元竹领衔的98名学者作了一个《聚焦转型期中国与社会安全》的专题报告。报告说：“腐败问题如果近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成为危机的‘导火索’”，而“让更多人参与政府决策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办法”。所幸的是，新一届政府并没有被这些经济学家所左右，也绝不会当经济学家的“傀儡”。社会学家是怎么说的，政府要深思各阶层的和谐共处问题；哲学家、伦理学家是怎么说的，政府要考虑人间道义的问题；政治学家是怎么说的，政府要想想公众情绪、执政基础与合法性问题；人民群众是怎么说的，政府要思考与人民血肉联系的问题。总之一句话，政府就是政府，政府绝不会是少数人的政府，也不会被什么这“家”那“家”所左右，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听人民的，因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