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执政之路
9月16日至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数百位中央委员会聚在一起，讨论“执政能力”这个与国家和民族命运攸关的重大主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实际上经历了两个巨大的转变：一是从从事革命的政党到执掌政权，二是从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前一个转变要求政党从斗争、革命、破坏旧秩序转为谋求建设和发展，后一个转变则要求法治和民主。一个政党能不能更好地发展，取决于能否顺应这些客观要求。
通俗地说，执政能力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本领。加强执政能力的话题虽是第一次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但实际上在执政55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地根据现实的巨变进行着调适。
我们回顾这段执政历程，就是想找出其中国家现实与政党之间的互动脉络，看看其中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今天增强执政能力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巨大价值。
“马上”治国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睡眠不足，劝他注意休息，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该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很有信心：“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6个月后的10月1日下午3时，天空门前成了人的海洋，毛泽东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年胡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激情四溢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民盟主席张澜穿着一袭旧布长衫，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架不住毛泽东的亲自劝说，77岁高龄的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刚在王府井做了一身新呢衣穿上的毛泽东看到他的打扮，笑道：“表老，你太俭朴了。”
民主建政激发了从普通民众到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巨大的参政热情。从张澜到“七君子事件”主角之一、上海滩大律师史良，再到罗隆基和李济深，当时6位国家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党外人士2人。在政务院所辖的34个部委中，14名党外人士出任正职。
长期关注中国的美国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他的书中写道：“1949年以后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于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欣鼓舞。”
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一种民主的氛围里完成了建立国家政权的一系列工作。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组织8000多人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后在全国有1.5亿人参与建言，征集到各方面意见118万多条。
但“欣欣向荣”的景象，回避不了一个长期从事革命的政党如何适应执政地位的问题。毛泽东进京前担心的问题不久成为现实：一些干部争名夺利，甚至贪污腐败等问题开始露头，官僚主义习气沉渣泛起。
天津的张青山、刘子善，成为建国初期最早被严惩的党内高级干部。他们为缔造共和国出过力、流过汗，但反过来却又偷揭共和国大厦顶上的砖和瓦，令党和人民无法容忍。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大对全党提出警告：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邓小平在会上重申：“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及思路，是对建国初期共产党执政的认真总结。但这个时候，面对乐观的国内形势，一些党的领导者开始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然而年轻的执政党开始为它的年轻付出代价。从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到10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历了长达20年的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
回溯历史，这个曲折反映了对执政规律错误的认识。事实上，这个曲折也从反面反映了执政的规律性要求：“执政”意味着对一个国家建设、发展，而不是斗争、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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