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至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数百位中央委员会聚在一起,讨论“执政能力”这个与国家和民族命运攸关的重大主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实际上经历了两个巨大的转变:一是从从事革命的政党到执掌政权,二是从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前一个转变要求政党从斗争、革命、破坏旧秩序转为谋求建设和发展,后一个转变则要求法治和民主。一个政党能不能更好地发展,取决于能否顺应这些客观要求。
通俗地说,执政能力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本领。加强执政能力的话题虽是第一次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但实际上在执政55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地根据现实的巨变进行着调适。
我们回顾这段执政历程,就是想找出其中国家现实与政党之间的互动脉络,看看其中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今天增强执政能力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巨大价值。
“马上”治国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睡眠不足,劝他注意休息,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该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很有信心:“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6个月后的10月1日下午3时,天空门前成了人的海洋,毛泽东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年胡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激情四溢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民盟主席张澜穿着一袭旧布长衫,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架不住毛泽东的亲自劝说,77岁高龄的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刚在王府井做了一身新呢衣穿上的毛泽东看到他的打扮,笑道:“表老,你太俭朴了。”
民主建政激发了从普通民众到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巨大的参政热情。从张澜到“七君子事件”主角之一、上海滩大律师史良,再到罗隆基和李济深,当时6位国家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党外人士2人。在政务院所辖的34个部委中,14名党外人士出任正职。
长期关注中国的美国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他的书中写道:“1949年以后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于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欣鼓舞。”
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一种民主的氛围里完成了建立国家政权的一系列工作。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组织8000多人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后在全国有1.5亿人参与建言,征集到各方面意见118万多条。
但“欣欣向荣”的景象,回避不了一个长期从事革命的政党如何适应执政地位的问题。毛泽东进京前担心的问题不久成为现实:一些干部争名夺利,甚至贪污腐败等问题开始露头,官僚主义习气沉渣泛起。
天津的张青山、刘子善,成为建国初期最早被严惩的党内高级干部。他们为缔造共和国出过力、流过汗,但反过来却又偷揭共和国大厦顶上的砖和瓦,令党和人民无法容忍。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大对全党提出警告: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邓小平在会上重申:“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及思路,是对建国初期共产党执政的认真总结。但这个时候,面对乐观的国内形势,一些党的领导者开始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然而年轻的执政党开始为它的年轻付出代价。从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到10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历了长达20年的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
回溯历史,这个曲折反映了对执政规律错误的认识。事实上,这个曲折也从反面反映了执政的规律性要求:“执政”意味着对一个国家建设、发展,而不是斗争、破坏。
回归执政本位
1978年之后,在邓小平和党中央的努力下,党开始努力走出“文革”的阴影,重新认识自己的任务和使命———作为执政党,中心任务决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现代化建设”,是谋求发展。
1980年,四大经济特区先后设立,“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袁庚在蛇口开始创造他的英雄事业;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广,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温州农民洗脚上田,拿着当地党委开的介绍信走向全国各地。
邓小平对“文革”的反思和反拨远不止于此。他痛感于权力失去约束和个人崇拜的惨痛教训,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尖锐指出,现行领导制度中存在“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要求对领导、组织制度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
党的十二大在干部新老交替上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笔。全会选举产生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新人有211名,其中包括后来在政坛上担大纲的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执政党的领导层大规模地输进了新鲜血液。
同时,对于改变领导体制和打破终身制问题,邓小平表现出了一个杰出人物的历史性自觉。党的十三大,邓小平坚持不进常委会,只保留了军委主席一职。1989年11月9日,他辞去军委主席一职。3年后的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顾委,而代之以退休制度。
以大历史的眼光考察,邓小平废除终身制的改革,使终身制第一次在这片土地上被根除,从制度上实现了执政队伍的新老更替。
从1984年起,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大步迈进,以往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商品经济”第一次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改革中的关键一环———价格改革,也在这年开始实行。
出于谨慎,价格并没有完全放开,而是实行了“双轨制”,同一种商品出现了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两种价格,这给一些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换取金钱提供了空间,造就了市场经济最初的腐败现象。
在此形势下,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