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乞讨人增多
一年多来，对于42岁的刘海平来说，乞讨就是他的“职业”。
刘海平老家是河南信阳人，前年他一人只身来到渭南，靠打零工为生，后来由于嫌苦怕累，他就开始沿街乞讨。9月4日，记者来到渭南中心广场东头，只见刘海平身旁放着一个破旧的搪瓷碗，里面放着几毛钱，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蜷缩在地上。附近不少群众指着他说：“这都快成了我们这里的乞讨‘专业户’了。”
在递给刘海平5毛钱后，记者和他闲聊了起来。
“你在这里呆了多长时间，去过救助站吗？”
“一年多了，救助站去过好几次，天气一冷，我就到救助站去了。”
“那去了救助站，为什么还又来乞讨。”
“在外面挺好的，每天还能有十几块钱的收入。”
……
据了解，自去年8月我省各市成立救助站以来，像刘海平这样放着救助不救助，反而继续沿街乞讨的人不在少数，在西安等各城市，这样的人随处可见。
为何《救助办法》实施一年来，还有这么多的乞讨人员在外流浪呢？
据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部分流浪乞讨人员信息闭塞，没有及时得到有关信息，不知救助站在哪里。二是一些人以流浪乞讨为主要谋生手段，不愿意到救助站接受救助。据了解，国家规定救助伙食标准是不高于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目前我省对救助者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3元，对于大多数流浪乞讨者来说，在救助站还没有在外乞讨生活过得好。三是救助管理工作是开放性的，不限制受救助者的人身自由，在救助上采取自愿去留的办法，只是对孩子、老人实施必要的保护。
危重病人救助经费紧
近日，记者在渭南、咸阳、铜川采访时了解到，随着秋季的来临，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急骤上升。在咸阳救助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到春秋时分，随着季节的更替，流行病病人显著增多，有的身患疾病流浪乞讨者，一个月时间就数次来到救助者，对待这些救助者，他们都按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救助，但由于救助站本身经费有限，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据了解，去年西安市共救治危重病人67例，其中精神病人、智障及残疾病人占救治人员总数的63％，而且不少病人在病情稳定后，由于无法确定其身份和家庭住址，延长了住院时间，增加了救治费用。对于大多数无家可归的痴呆傻人员，要送福利院安置。2003年西安市共发生救治费用35.6万元，除年底财政仅支付部分外，目前仍有15.6万元的救治费用未予落实。
在渭南救助站，工作人员无奈地告诉记者，救助危重病人，再加上衣物发放，联络受助人员家属，资助返乡等，目前站上背负了100多万元的债务。
跨省受助者返乡不容易
按国家规定，在救助站最长滞留时间为10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妇女、儿童、智障残疾者、家人联系不上或家人不来接的，往往是超过了10天还无法处置。特别是跨省接人往往难以实现，山西籍8岁儿童刘志伟，曾滞留西安市救助管理站长达5个月之久。
渭南救助站的刘站长告诉记者：“渭南处在我省的东大门，原来是面向全国24个省的跨省接送对口站，现在仍沿用过去的做法，东部省市送过来的陕西籍人员，还要通过渭南救助站，然后由他们再联系具体的地方送回，这种跨省接送对口工作，给站上带来很大麻烦，不仅延长了在站上停留时间，更增加了各种费用。除此之外，受助人员返乡所使用的乘车证，也因票样面值、带免费就餐、铁路公路通用等问题，至今尚未落实。”
针对此问题，有关人士建议，我省应尽快出台《关于加强对城市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通告》，明确部门职责，并确定禁讨区，设立救助引导标识，从而打击以流浪乞讨为掩护的各种犯罪行为。国家应尽快出台规范性的配套政策，进一步明确卫生、信访等有关部门的职责，使各部门有章可循地展开工作，并确保救助资金的及时到位。同时，应尽快明确流出地接回救助对象的时限和责任，对全国铁路、公路等相关交通部门进行协调，颁发切实有效的乘车证，以帮助跨省受助人员返乡。
（本报记者 王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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