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主笔 袁卫东
8月3日，当郎咸平登上复旦大学的讲台，发布《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时，一幕席卷全国的争论，就此走向高潮。
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财务学教授，目光炯炯，义正词严，直斥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席卷国家财富。在此之前，郎批判的大名单上，已经赫然排列着德隆、海尔、TCL这些大陆“声名显赫”的企业。德隆，曾经号称中国“第一民企”，在2001年郎质疑之后，如今已经“崩盘”，由华融托管，寻求重组求生的机会；而出身“国企”的海尔和TCL，先后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旗手”著称，在李东生8年磨一剑改制TCL之后，张瑞敏正力图“分享海尔”。
郎以维护“中小股民利益”的旗帜，批判这些企业在“国退民进”中的“暗箱”操作，赢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和喝彩。自2001年以来，以“郎监管”著称的他，更迅速“红”遍中国。
此刻的郎咸平，正站在香港和北京两个潮头之上。北京方面，郎咸平现象背后，显现的是一场关于中国走向持续而深刻的交锋。其核心是，20年的市场化之后，国家权力及其哲学依旧试图继续掌控秩序设计与走向自由企业社会趋势的冲突。郎发出了比国资委还国资委的声音，质疑国企产权改革，守卫“国有资产”。
香港方面，必须看到，“郎咸平热”可以说是张五常、张化桥、梁定邦、史美伦“现象”的延续。这些来自香港的人物，都曾负笈欧美，饱学西方自由经济的经典，而后或以经济学教授的“务虚”身份，或以证券分析师、证监会“官员”的“务实”身份，以现代经济社会标准，对20年中国市场化发展深度加以持续的衡量和评估。或可称之为“来自香港的测试”。
他们一再让人们看到中国距离一个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以及一个自由企业所存在的世界与一个国家控制体系的差别。他们都利用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可以在两个体制的世界中穿行的自由，直率地发表了批评大陆的意见，在一个普遍注意言论影响的大陆，这显得十分卓尔不群，赢得了空前追捧的热潮，也掀起空前的大争论。
而每一次交锋都彰显了大陆的进步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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