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许可　 　嘉宾：杨 春本期编导：马 颖

　　［视窗·外景］

　　［短片解说词］

　　关注媒体热点的朋友大概都会记得，2003年底作为中央电视台强档栏目的《新闻调查》，曾因连续重磅推出一系列的调查性报道而倍受社会各界的瞩目。蹊跷的《派出所坠楼事件》，神秘的《农民连续自杀案件》，它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扑朔迷离的案情终将在调查人的调查中一步步地接近真相，我们把镜头聚焦于深度报道的调查人——杨春。

　　［栏目·内景］

　　主持人：杨春，刚才看了你的一段段采访，真的很精彩。我在想你们在每次采访这些目击证人的过程中，是怎么找到这些证人的？很困难吗？

　　杨　春：这是经常被大家问到的一个问题，至少从我们采访中，从我们的故事中、片子中可以看出来，很多情况下，他们都是不愿意说，不愿意见我们，所以大家可能会很自然地想到，我们是怎么样找到他们的。说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小问题，背后可能就有很多的故事，因为要找到一个证人，通常会采取很多的办法，但最直接的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干脆去他们家门口等他，守株待兔，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不愿意见我们；还有一种我们可能会通过跟他认识的人，通过他的熟人、同事、朋友来传达我们的信息，传达我们一种友善的态度，希望他能站出来，说出他心里的话。经常采用的这两种方法，当然了还有一些这两种方法都采用了，也不奏效的，那也就放弃了。

　　［视窗·外景］

　　［短片解说词］

　　蹊跷的《派出所坠楼事件》是骤于2003年的6月，湖南省益阳市一个名叫刘骏的人被当地一家派出所传唤，结果却死在了派出所楼下。检察机会调查结论认为刘骏是自己跳楼身亡，而刘骏的家属却坚持认为刘骏死得蹊跷；那么，作为记者调查又该怎样进行呢？

　　［栏目·内景］

　　主持人：那找到他们了是第一步，还得让他们开口说话，刚才我们看到好多其实他们不愿意说。

　　杨　春：对，有些时候。

　　主持人：但是也有一些目击证人他们愿意跟你们说，是怎么样让他们接受你们的采访？这个是不是也很困难，这一步？

　　杨　春：坐到面前了，我相信这就好很多，因为他毕竟愿意跟我们沟通了，至少这是一种态度。

　　主持人：能不能举个例子？

　　杨　春：比如说我们在采访派出所坠楼事件中，一个关键的人物……

　　主持人：采访那位女法医？

　　杨　春：对她的采访在整个片子中，篇幅占的并不大，但是她的作用非常重要。她的几句话，可以说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走向，使观众对这个故事的，这种重新的诠释有了另外一种理解。但是常常是这样，我们在采访法医的时候，至少是我，我会非常发怵，因为法医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一个职业，跟这样的人对话，如果你说的话不到位，如果她觉得你是一个外行，如果她觉得你简直就是隔靴搔痒，那她三句话两句话就会把你打发，你根本没有跟她对话的资格。

　　主持人：跟法医说那几段话，假设、再假设又怎么样，其实挺严谨的，你是不是也事先作了一些准备？

　　杨　春：事先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非常看中在采访前那十分钟、二十分钟跟拍摄对象的交流，那个时候我们的摄像是在找位置，我们的录音在调整声音，编导在跟我做一些简单的交流，而我更多的是跟这个被采访者会进行一些简短的对话，这个时候是我看重的一点就是，在这短短的十分钟二十分钟里面，我要判断出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她大概会说出一些什么样的话，甚至她的职业背景会给她这次谈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这样的基本判断之后呢，我就觉得采访这样的一个法医，不能够在她的话语轨道里来进行、不能够沿着法医这个专业来跟她进行探讨，那我怎么样也探讨不过她的，所以我就想，可能我会提供几种假设。我是连续问了两个问题，可能大家会注意到，那是我特意设计好的。首先是她的这份报告，是建立在案情的基础上，这个她肯定要承认，这没问题同，因为这是她的职业特点所决定的。然后是建立在案情正确的基础之上，然后我就没有再多说别的，我想大家应该有，他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所以采访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职业特点，我们如何对她做出一个迅速的判断，可能是作为调查性记者来说，是职业的第一个要素。

　　［视窗·外景］

　　［短片解说词］

　　作为调查性记者，职业的另一要素，该当是必备公正的立场，理性的提问和尽于能客观地表现，而作了十年记者的杨春对此却有着不同的解释。

　　［栏目·内景］

　　主持人：采访对象的时候，特别是在那个派出所所长，还有这些相关的派出所警卫人员，你采访他们的时候，就是说那种目光很严肃，就像我现在这么看着你，非常严肃、直视对方，好像想要探究他内心的活动，有吗？是有这种意图吗？

　　杨　春：你的目光已经柔和多了。我常常会，我从来没有采访过程中，会特意设计到我的形体的一些动作，比如说会用什么样的眼神？比如说我会用什么样的手势？甚至我的话，可能都是根据对方的话语，我会临时组织起来的，所以没有一些特意特别的设计，但是如果碰到这样的人物。尽管，我们要尽量地保持在一种理性和平衡的这种态度之下，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我的眼神，可能我的手势，甚至我的问话，我想这也是观众想要我流露出来的。

　　［视窗·外景］

　　［短片解说词］

　　如果说，被传唤的刘骏是死在了派出所楼下显得蹊跷，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派出所所长及值班民警在接受采访时回答则显得匪夷所思。

　　［栏目·内景］

　　主持人：就当时看到这段的时候，作为观众来说，我觉得很震惊！对生命就这样漠视，就是说在我的派出所里，你死不死，好像与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杨　春：就那样漠视，首先在采访这一系列人物的时候，就是给我的感觉还不是他们对生命的漠视，这还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我觉得这个事件充满了太多的蹊跷，充满了太多的悬疑，太多的问号，他们无法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他们也找不到答案；然后才是，比如说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下去看一下？他居然这么回答！就是说，他肯定已经死了。我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我的问号、我对这个事件的这种怀疑只会越来越大，他们的这种回答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的东西，很奇怪。

　　主持人：但是后来应该是有一个目击者，很重要的一个人又出现了，他当时听到了楼上有厂长胡资生在跟他们吵闹的声音，后来还有一位目击者说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说看到当时刘骏摔下来的时候，这个厂长拎着包从这个楼里走出去。像这样重要的目击者，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杨　春：具体到这个片子来说，我要感谢我们的编导，编导王剑锋他事先已经到益阳。

　　主持人：他一个人？

　　杨　春：对，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能够找到的（证人）部分，他都做了很详细的。一个的前前期的一个采访，这个证人实际上就是他在前前期采访中寻找到的，可以说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终于找到了这个证人。唯一一个可以出来的一个目击证人。但是，当时他到底愿不愿意坐在我们的电视机面前，还是一个谜。即使是在我们的大部队出发到益阳的时候，还没有最后地确定。然后到了益阳，实际上我们第一个采访的就是那个证人。

　　主持人：哦，第一个采访的是他。

　　杨　春：对，是这个证人。因为在这个故事中，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的整个片子中，这个证人起到了作用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的话，甚至关乎于我们片子的存活。所以第一个采访的是他，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尽可能地保护他，尽可能地满足他提出的条件。他跟我们提出了很苛刻的条件，声音的处理、图像的处理，包括我们片子播出以后，我们甚至还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是这都不是为人所知的了，好在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终于愿意说他的话了。

　　主持人：对，他的这次很重要，特别是在前面，那几个目击者已经不愿意再提供证据的前提下，还有一段录像我觉得那个也很重要。就是刘骏被强行强制火化了那天，那段录像当时是谁拍下来的？你们怎么找到的？

　　杨　春：仔细看这个片子可以知道，就是我们找到的另一个证人，但是这个证人不是最关键的，叫老何。他呢，平时是刘骏的一个朋友，在刘骏的葬礼上，其实是火化现场了，他本意是想拍下来这个火化的过程，给家属留作纪念。但是没想到在火化的现场，居然来了几十名的民警，而且最后发生了那样一个恶性的事件。含义，我想就是任何一个人的这种非正常死亡，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火化现场？会出动这么样的、这么多的公安民警？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视窗·外景］

　　［短片解说词］

　　一个普通公民的坠楼之死而引发出如此恶性的连环事件，也许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事情的真相并不那么简单。

　　［栏目·内景］

　　主持人：在派出所坠楼的这个案件的调查过程中，杨春还有一个自己亲身地去模仿模拟了当时的那个轨迹、那个路线。很多人就说杨春简直就是一个侦探，是一个福尔摩斯，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评价？

　　杨　春：会有这样的说法，而且在调查性报道中这种场面是经常见到的，记者作为一个符号出现，他类似于这种侦探的模式，让观众重新回到了当时的案发的这种过程和环节中去，我最关注的就是细节。他们每一句话，他们回忆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差几分几秒？是在楼上还是楼下？死者刘骏当时的神态和他的话语；而他们所在的位置，我都会非常非常地关注。但肯定，记者和侦探是有本质的区别，还是那句话，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调查给观众提供一种或者更多的可能性，不同于权威部门，做出的那种另外的一种可能性。

　　［视窗·外景］

　　［短片解说词］

　　正所谓苍天有眼，百姓何辜。2002年6月9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使陕西四亩地镇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一条街上的500多人竟有108人被洪水夺去了生命。然而，洪灾过去的一年之后，记者调查发现，天灾似乎不能成为这场悲剧完全而合理的解释。

　　［栏目·内景］

　　主持人：其实在你另外的一个片子《天灾人祸》中也有类似的这样表现，就是你一边掐着表，一边去看，挨家挨户的去通知他们所需要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

　　［视窗·外景］

　　主持人：当时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事先就有设计呢？还是你当时在采访过程中，突然想到要这样去做的？

　　杨　春：因为我们每天就像出工一样，我们当时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住在老乡家里，每天早上就会来到这个街上，然后我们进行采访。每次经过这条小街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如果当地的政府官员能够及时发出预警的话，就那么短短的一条街，怎么就会来不及疏散？怎么就会造成100多人的丧生？100多个生命的消逝？所以无论如何，要把这个信息清晰地传递给大家，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看调查性报道，看我们节目的时候，会得出自己的这样一个论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信息，就要像子弹一样，清楚地打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让他们留下深刻的烙印。

　　主持人：这个串场就想达到这样的效果？

　　杨　春：没错，这个街我们走过去要多长时间？当时如果来得及的话会怎么样？就要让大家得出这样的一个感觉。

　　主持人：我好像听说过，你的同事就是聊到你的时候，说杨春在生活中是性格比较温和低调的人，是这样吗？

　　杨　春：我特别希望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给予双方共同的尊重，很和谐的这样一种环境，至少不会像电视里呈现的那样我会把人逼到某种程度，会让人家很不舒服，可以说这是跟我的性格是矛盾的。

　　主持人：那这种矛盾会不会让你觉得挺痛苦的、挺难受的？

　　杨　春：经常会这样，但是这就是你的职业角色，你的职业精神和你的个人的这种性格，和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之间的一种矛盾，那每个人都会面临这种情况，看你自己怎么样来调适，我选择了这个职业。

　　主持人：回到刚才说的《天灾人祸》这个片子，我记得你们的制片人张杰在网上接受网友提问的时候说：这个片子对当时你们这个组是一个考验，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杨　春：这个片子可能是我们《新闻调查》这两年中拍摄周期最长、条件最艰苦的一个片子。

　　［视窗·外景］

　　［短片解说词］

　　条件的艰苦大概远远比不上心灵的煎熬。一方面是特大洪灾的预警报告，一方面却是当地官员的空前谨慎。

　　［栏目·内景］

　　主持人：我不知道你当时的这种感情，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地气愤。那你刚才又提到说，调查记者要做到这种客观、中立的立场，你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平衡？

　　杨　春：自己的主观的情绪和客观的立场，随着我们采访目击者的不断地增多，特别是当我们采访了相当多的那场洪水的幸存者之后，我们再去来到镇里面，我会很惊讶地发现，当时的镇里的领导毫无例外地都升了官，而且都受了表扬，有的甚至被作为抗洪英雄的典型树立起来。

　　主持人：我记得杨春后来问了一句说对他们的提拔，是不是对他们在“6.9洪灾”中的褒奖？

　　杨　春：对，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理性的一个提问方式了。我可能，我当时还甚至问了一些别的更尖锐的一些问题，甚至是一些义愤的问题，可能由于需要或者是由于一些某种片子的最后的某种倾向，我们没有把它剪进去，当时那种心情是非常难以平静的。毕竟，我们的一个东西打掉了，我们可以再把它买来；这茬庄稼被冲毁了，我可以明年再种；房子倒塌了我们可以再盖；我们还有人在，但是100多条生命，就一下子都消逝了。而这种消逝，可以说是没有理、没有一个理由的，他们连尸骨都很难找到。

　　主持人：杨春你有记日记的习惯

　　杨　春：对，我一直在作工作日记。

　　主持人：那在这几天我不知道，你还记得那几天采访中你的日记中写了什么？还能回忆得起来吗？

　　杨　春：我印象中就是我采访完镇里面的干部的时候，我可能说过大概这样的一些话，可能就是我刚才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就是看起来是天灾，但是我说实际上它是人祸。因为我们片中也表现出来了，他事先接到了预警电话，因为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因为很多的原因。所以，这个片子是我拍摄得心情一直比较沉重的一个片子。

　　［视窗·外景］

　　［短片解说词］

　　作为央视强档栏目的调查性记者，互联网上几乎查不到与记者杨春链接的相关信息，倒是出自他本人的一段记者手记，或者多少能映衬出他对所调查事件的关注态度——如果把生命和死亡视作人生的两个终点，那中间充斥着的，主是我们对光明的渴望，对黑暗的憎恶，对正义善良的寻找，对邪恶、丑陋的唾弃。

　　［栏目·内景］

　　主持人：看到你写的一篇文章，好像你提到说，你很庆幸命运让你成为一个传播者，做记者一直是

　　你的愿望吗？

　　杨　春：我小时候曾经幻想过。作一个新闻记者，没想到一个命运之手，一步一步地就把你塑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当然这是最好的。就是你的理想，你的爱好和你现在的职业，是这么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尽管它也会给你带来痛苦、带来悲伤。

　　主持人：我不知道杨春自己有没有这种感受作为观众也好，作为媒体的同行也好，大家都觉得杨春的受关注的程度，受大家认可的程度，正在不断地在上升。

　　杨　春：首先我没有意识到，然后肯定我不会因此而改变什么，因为这本身就不是我想得到的东西。

　　主持人：这不是你想得到的吗？

　　杨　春：想得到的是我要做出好片子来，要把《新闻调查》做好，要当一个合格称职的《新闻调查》的记者，你就必定体会不到常有的主持人的那种风光。

　　主持人：杨春现在我又得到一个消息，说你的工作马上会有一个变动？

　　杨　春：是，台里要派我去香港记者站工作，作一个驻外记者。

　　主持人：你将离开《新闻调查》，我更愿意叫暂时的分别，这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还是台里人事上的一个安排？

　　杨　春：是台里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调动。

　　主持人：当然我觉得很惊讶，应该说在你做调查记者，正在渐入一个佳境的状态，这样一个上升的曲线中。这样的一个离开，这样的一个变动，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　春：有没有考虑过，我倒是想、认真地想过这一点，一个调查性记者，是需要不断地有新的挑战。同时，需要有更多的生活和更丰富的阅历，我想这可能，比如说去香港驻站，也可能是另外的一种选择，也许两年之后我再回来，可能调查会有新的天地，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方式和新的视角来投入到工作中去。

　　主持人：就是说你还是打算再回到《新闻调查》？

　　杨　春：肯定，只要《新闻调查》还要我。

　　主持人：我想很多的《新闻调查》的忠实观众也和我一样，期待着杨春早一点回到我们的，应该说回到我们的视线当中，回到《新闻调查》当中，到时候再见，谢谢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