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黄艾禾
十多年来，人们想出种种的办法来改进教育中的不公平，却又造成了新的不公平
电脑派位
1991年，原广州市招生办副主任陈流光设计了一套“电脑派位”软件。当时他开发这套软件是为解决广州海珠区学生入学的公平录取问题。它的方法是：把学生的有关资料输入电脑，不论学习成绩，只输入报名号、姓名、性别，运用随机函数设计程序在派位现场由电脑给每个学生一个随机号码。学校就根据这个号码来录取学生。
14年来广州地区一直在使用这套软件，后来相继在成都、武汉、北京、上海、长沙、南昌等地推广。
在北京，电脑派位是从1998年开始的。一般来说，根据学生所在的学区，他可能会被电脑分派到附近的三四所学校中的一所，这些学校是好、差搭配的。“搞电脑派位，初衷是想解决素质教育变成应试教育的问题。因为在此之前，小学升初中是要考试的。考试带来了激烈的竞争。”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改研究室主任韩民这样解释实行电脑派位政策的初衷。“考试可以说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办法，但是考试带来的问题是从小学开始，学生就进入了繁重的应试教育。而小学升初中是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是国家强制性的全员入学，不应该有这种考试，这样才想了电脑派位这样的办法。”
但是，电脑派位虽然可以解决小学生因应试教育产生的沉重负担问题，却又产生了其他的新问题。因为学校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所以家长们只要有可能，就尽量避免孩子进入“差校”。而跳出电脑派位的方式，就是择校。
因为电脑派位只是一种相对公平。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曹淑江的话说，“如果因为我在一个差学校周围，我就上一个差的学校；我在一个好学校周围，我就上一个好的学校，这也不叫公平。”家长们对付电脑派位的方法，一是想办法把孩子的户口迁到好学校的周围地区，二是花钱。也就是说，从电脑派位产生的那一刻起，花钱择校现象就已经开始出现。
花钱择校
“教育中的平等，有这么几种——结果的平等、入学机会的平等、城乡的平等，等等。我们不能仅仅强调一种平等。比如我们强调入学机会的平等，那么人家有钱了，为什么不能花钱去买更好的教育服务呢？”一位学者这样说。
但是，这种花钱择校导致的不平等似乎更多。首先，是择校费的节节上升。进一所重点中学，动辄要花上万至数万元，它把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挡在了好学校的门外。择校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大量的“条子生”的出现。家长们为减少花费，不惜动员各种社会关系，通过各种部门各种官员往学校递条子，减免学费，暗箱操作，败坏风气，造成更大的不公。
国家教育部门对择校现象的政策是，严格禁止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1996年在全国开展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中明文规定：“严格执行国家教委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收费工作“五不准”的规定。即：不准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小学和初中招收“择校生。”对高中阶段的择校，则实行“三限”：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
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践中实际效果却会大打折扣。
韩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承认，虽然教育部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允许择校收费的，但实际上，择校行为普遍存在，择校成了家长和学校之间的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易。因为择校主要根源是学校之间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是几十年形成的，解消需要过程，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
公办学校转制
当初，北京取消重点中学的初中部，是试图消除义务教育阶段重点与非重点学校差异的一种努力。从1997年开始，北京市教委出台了逐步创建示范高中的有关政策，决定将原有的40多所重点中学的初中剥离出来。教育部门的初衷是，既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就不应该有“重点”，应该一视同仁，一律平等。这些剥离出来的初中，一律转制为民营性体制试点改革校。
这就是所谓“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一系列介于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的“转制学校”产生的背景。在北京，第一所这种学校是十一学校，它的改制从1993年就开始了，在全国也是领先的。而北京的成批改制学校，出现在1997年。
到今天，全国究竟有多少所“转制学校”，难以说清。上海市教育科学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胡卫在他的一篇论文《基础教育公办学校体制改革的路向及发展思考》中提到，全国目前已有上千所这种学校，上海是76所。而胡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些数字都是来自教育部门正式公布的数字，实际数字应该高于这些。韩民的估计，全国应该有数千所这类学校了。而有一个趋势是肯定的：改制学校越来主流，纯粹的民办学校却越来越“边缘化”。在上海，有改制学校76所，但民办学校只有38所。而根据去年年底广州市政协的一个调查，广州共有转制学校34所，民办学校只有29所。胡卫提供的另一个数据更说明问题：北京1992年，北京有13所大的民办学校，现在剩下来的只有约两三所了。
关于改制学校所造成的新的不公平，已成为当今社会争论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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