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崇文区招募了100多名“救助服务志愿者”。他们将在重大节假日向大众宣传救助管理办法，在平常劝导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站，还将帮助救助站妥善安置流浪乞讨人员。
对乞讨人员的救助，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显然不够。崇文区“借鉴国外社会救助思路”，招募志愿者来协助进行这项工作，具有开创意义———我国目前尚无民间救助的成型模式，这种探索将为其他地方的救助工作提供新思路。
毫无疑问，“告知”应该是救助志愿者的主要职责。乞丐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很少能及时全面地得到各种信息（哪怕是与他们的生存有直接关系的信息），比如他们并不是全都知道救助站在哪里、接受救助的条件，有残疾的乞讨者甚至不知道在地铁等交通沿线乞讨，一旦发生意外事件需要疏散，或许自己和他人都会面临危险……这些常识需要有人通过平等的交流耐心地告诉他们，供他们作出选择。而常常见到的把相关规定张贴上墙的做法，对乞丐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有可能出现信息的断裂。
志愿者的作用就是弥补这个“断裂”，让“墙上”的信息更多地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除了已经设定的志愿者的职责外，我们建议再给志愿者一个任务，就是在对乞讨者的接触和救助的同时，调查当今城市乞讨者的生存状况，并形成有说服力的社会报告。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关于对乞讨者的生存状况的报告。出现在公众视野的，要么是来自警方的一些乞讨者违法甚至犯罪的案例，要么是一些媒体挂一漏万的“乞讨致富”的传奇故事。究竟这个群体生活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他们每天可以讨要到多少钱？他们可能面临怎样的风险？他们对社会有什么样的需求？违法犯罪的几率有多大？等等问题，没有一个翔实的报告。
政府决策必然要根据相对人的情况而做出，而因为缺乏对乞讨者群体的报告，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以生活在正常状态的人的需求为出发点，这可能忽视乞讨者的权益和需求。这也是某些城市出台“禁讨区”的一个原因。
志愿者这次深入到乞讨者中间去，是调查、收集乞讨者的生存状况的一个良机。而且，由于是民间人士，在进行调查的时候没有先入为主地带有某种观念，也不是出于管理方便的功利目的，其调查结果将更客观、更可信、更有说服力。此事若能完成，志愿者功劳大矣。
需要提醒的是，无论是劝导、告知还是调查，志愿者的工作只能是给乞讨者提供服务，而不能带有强制性。劝导乞讨者进入救助站，只能是告知他们在某些地方乞讨可能面临的危险，告知他们到救助站可以享受到的基本待遇，然后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救助，志愿者还可以协助他们前往救助站。既然是以民间志愿者的身份来提供帮助，就不能以管理者的姿态出现，更不能成为设定禁讨区、清理乞丐群体的另外一支力量。
因为是开创性的举动，人们对这批志愿者充满期待，期待他们以“榜样”的形象，给乞讨者带来福祉，也给社会公平的追求和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带来更多的亮色。
本报评论员艾君相关报道见A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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