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萍
中国商务部推动内外贸一体化的系列举措绝非孤立的事件。
最近，中国商务部推动中国内外贸一体化的系列举措引人关注。
8月7日，在商务部召开的一次专家问询会上，商务部长薄熙来将内外贸一体化作为最紧迫的问题摆在了20位专家面前。20位专家均来自于内外贸各个领域颇有建树的机构。据一位参会的专家说，薄上任以来，召开这样规模的专家问询会还是第一次。
而就在一周前的7月3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表示在内外贸统一方面，商务部将力争在今年年底或不长的时间内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这是去年3月25日商务部挂牌以来，对于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商务部做出的最明确回答。
应注意的是，商务部解决内外贸两张皮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认为，“商务部由于传统的原因，工作重心强调外贸，外贸里头又强调出口。如果说单纯强调出口，最后商务部会容易被一些比较大的出口部门的利益所控制。”
事实上，近一两年来，在世界上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两个相反的趋势是同时并存。特别是新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自中国加入WTO以后遇到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反弹，综合一系列的事件来看，中国的全球化思维正在慢慢发生变化，曾经成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热潮正在消退，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全球化思维，尽管这一切都是潜移默化式的。
“和平崛起” 的基点
作为中国最新的发展战略——“和平崛起”正是新的经济全球化思维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2003年12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那篇名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
2004年3月14日，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又一次从五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中国将目光投向国内，中国在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上基点将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之一就是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这里不是一味的对外开放，而是如何将对外开放和中国自己的发展结合起来。”
“对一个大国来说，从长期来看，顺差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如果我们单纯强调出口，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被更多地配置在出口部门，相对来说妨碍了内需部门的发展，这样从长期来说，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的政策对中国来说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何帆说。
张燕生认为，“中国的经济如果是一直靠外需靠出口拉动，全世界的人都可能对中国不满，因为你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内需立国就是要在家里吃饭，这样就要买菜，就要买美国的菜，日本的菜，买泰国的菜，买印尼的菜，从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拉动了别人的需求。”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何学彦批评说，如今我们的出口大量增加主要得益于劳动力价格便宜，但这种大量的出口促进经济吗？劳动力便宜是我们需要长期保持的优势吗？长期依靠低成本、低汇率的“价格优势”来刺激出口，永远不能成为强势经济，更不能通过出口来带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引导产业结构升级。
其实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人民币依然坚挺，没有贬值，而中国正由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经济。由于当时实行单纯依赖出口的贸易政策，国内需求不足，导致产品的大量积压过剩。
正是有了这个教训，1998年朱基总理上任后一直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以“内需”作为主要手段，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推动中国的全球化思维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相伴而生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却发现“反倾销”增多了。5月中旬，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投票一致认定，中国对美国的彩电出口损害了美国当地电视生产商的利益。6月18日，美国商务部裁定中国木制家具对美存在倾销行为，涉案金额高达12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中国的100多起反倾销案中涉案金额最大的。最近又对中国的虾产品进行“反倾销”。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说：“事实上，美国才是全球最不开放的市场，它有各种标准、行政限制，但美国却要求全球的其他市场要开放。这就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日常政治主题。”
针对“反倾销”，中国开始谋求“市场经济地位”的努力。但是欧美对此态度决绝。
对此，国内的舆论开始出现引人注目的转向。何帆认为，“市场经济地位影响的是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数量，但实际上这些反倾销的影响在中国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中国去年出口额4000多亿美元，其中遭受反倾销诉讼总额为22亿美元，仅占0.5%。而这里面，一些企业积极应诉并得到回应，最终被判定反倾销的案例涉及大约10多亿美元，不超过0.25%。”
张燕生认为，“关键在于你是一个大国，一旦中国这个大国进入全球经济，会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即便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调查的数量不见得会减少，而发达国家还会以反补贴、技术壁垒、道德壁垒、知识产权等新的屏障来制约中国的外贸出口。其实，这一地位的获得并不能真正改善中国外贸出口的总体环境。你会发现在这里是国家利益在起作用，而不仅仅是贸易自由化等经济问题那么简单。”
从多哈回合到坎昆会议的失败，再到今年8月1日结束的日内瓦会议，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冲突日益明显。欧盟贸易委员拉米说，要使146个世贸成员完全达成一致是没有可能的。现有的世贸组织决策机制需要更新。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开始在中国形成热潮。今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了《新自由主义评析》一书，书中对新自由主义的描述是：以“华盛顿共识”的出笼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由经济学理论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
“华盛顿共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宣言”，“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为“三化”：一是私有化；二是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三是稳定化，即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的稳定化计划。
“华盛顿共识”自上个世纪最后20年以来，制造了拉美“债务危机”、俄罗斯“休克疗法”、亚洲金融危机三大败绩。
近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的经验教训，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批判者。
国际舆论转向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北京共识》的出台。在今年5月份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期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先后在伦敦《金融时报》和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他撰写的《北京共识》的报告。
“北京共识”的三个内涵是：创新、可持续和平等的发展模式、自主的国际关系。
雷默认为，“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中国的新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北京共识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
雷默还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就目前而言，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确保中国人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全球未来，并使其具有地方特色。这使他们本能地反对那种邮购的华盛顿共识的解决方案，使他们自始至终远离第一世界的经济建议。”
有观察家认为，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是最近一段时间海外学者对中国模式国际含义最为系统的一次阐述，在这个概念设计中，中国被赋予了中心地位。尤其是他在反“华盛顿共识”的背景下提出“北京共识”，使其概念一经提出就带有论战性质，反映了世界“反全球化”力量正向着中国的集结。（详情请见《经济》杂志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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