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三农》 付豫
无法忘记第一次知道艾滋病的情形， 当时我和堂姐在一起听王菲的新专集，堂姐突然对我说有个女孩得了艾滋病，因为这个女孩在得病的姨妈家洗了澡。堂姐当时大概15岁，年少懵懂，肯定不知道在歌声中传播这种骇人谣言的后果，因为此后的日子里，每当听到王菲的歌，我就一定会想到艾滋病。
即便已经过去十多年，我依然无法彻底斩断王菲和艾滋病的无厘头联想，也许这正说明了认知一旦形成，很难根本改变。也许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不少人已经知道艾滋病有限的传播方式，依然对艾滋病人心存恐惧，避之不及。我们对艾滋病有各种各样的先入为主的误解，保存在记忆里的时间又太长。
这是我在文楼村的采访期间一直郁闷难解的假设：假如人们可以早一点知道，早一点了解艾滋病，早一点掌握疫情，早一点找到原因，早一点发现真相，而所有的早一点本来就应该可以做到！由于人为隐瞒而愈演愈烈的无知谣传，由于信息阻断而迅速蔓延的疫情，由于抹杀事实而无谓增加的母婴传播的受害儿童，这一切都因为“本应该”而更令人痛心。让我惊讶的是，这个教训对某些人而言还不够深刻，似乎并不足以引以为戒。在我着手联系采访艾滋病的过程中（其间不断强调是一个说明政府工作成效的宣传节目），从2003年艾滋病日前开始，一有和艾滋病有关的新闻出现，我就会和相关的地方联系，但是，断断续续地几个月下来，都没有单位和部门愿意接受采访。我感到这个问题，虽然不象当年那样讳莫如深，可仍旧是一个不可细究的痛处。
五月中旬，栏目决定做一个六一节关爱孩子的系列节目，主编任民问我能不能做一集艾滋病孤儿之类的节目，当时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做血吸虫灾区的学生，我也感到很犹豫，制片人最后一声令下：拍艾滋病。
很早以前，刘勋就答应我要一起去做艾滋病的选题，可是，出发那天， 我发现他手臂上负了几处伤（目测似抓痕，原因一直避而不谈），有创口的情况下，和艾滋病人接触是非常危险的，我看他丝毫没有犹豫，不禁发自肺腑地说：“都是聚焦三农的记者，咋就有那么大的不同呢？！”因为换成我手上有伤，很可能会决定推迟。
我和刘勋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艾滋病村――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要在短时间内寻找最有代表性的孩子切入，最有效的做法是找到驻村工作的帮扶组成员先了解情况，但采访工作组必须通过河南省委组织部发函通知，我出差之前发往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委组织部的采访公函一直石沉大海，而比我先到这里进行拍摄的经济半小时记者就是因为没有组织部公函而被拒之门外，所以我空着两手来找他们介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我和摄像决定先带偷拍机到村里探个虚实。
进村之后，我立即感受到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艾滋村，我们在路上随便抓住一个小孩问情况，问及家里有没有人得艾滋病，他们的回答近则父母，远则七姑八姨，态度随意得好像我问的是感冒。但是，我也注意到，问题稍微深入，孩子的眼神就开始变化了，让人觉得，这其中一定有很多故事。找乡亲大概了解一下情况后，我们决定先找一两家看看，可惜我们要找的人家，都关着门。真没想到，戏剧性的情形发生了。在准备回县城吃饭的路上，我们碰到一个人—— 陈瑞军——他是河南省派往文楼驻村工作的帮扶组组长。
由于河南省2月底派工作人员进驻艾滋病疫情高发村的报道见诸各大报端，我马上认出了他，我赶紧迎面走了过去，聊开了以后，我们的偷拍机就取出来对准了他，也许是小机器的关系，他没有介意回答了我的几个问题，聊完了以后，我告诉他，有些地方说得不理想，最好下午能用大机器重拍一次。他问起了组织部公函的事，得益于我联系该题五个月来的无数电话， 在下来采访之前，我曾经了解到过驻马店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刘**的名字，此刻，我只好打哈哈：“我是专跑这个口的，来过很多次了，刘大姐没有告诉过你吗？”
这个在以后的采访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人，如果说他真被我的小聪明骗了，也是他愿意相信我的谎言。他最终决定帮助我，是因为他倾注心血帮助这里的村民而与日俱增的真情，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基层工作者了解真实的新闻报道对村民的意义。此后，他顶住“私自接受记者采访的”批评，配合了我的采访，更为可贵的是，他也把村里孩子应我的要求推荐了一些个例供我参考，使得我在短期内就拍到了相当典型的例子，因此有了后来片中那几个孩子令人难忘的讲述，那些家庭令人窒息的生活实录。
因为时间有些紧张，我们每天五点钟赶到村里拍几个孩子在家里的情况，他们上学后，就赶到学校，卫生所，孤儿院，村委会等地方，放学后又赶回他们家里，拍摄的效率非常高，其中，碰到各色人物，有质问我们的，有阻挠我们的，不过，总的说来，村里人大多友好淳朴。
尤其让我难忘的，是后来两天我们遇到的一位大叔，他作为我们在村里固定的车夫， 为我们带路，帮我们寻找他也搞不清的张三李四，我们每次都在他要求的车费上又多加一点钱，而他每次都很不好意思，纯洁得令人心碎。要知道他的妻子就是一个艾滋病人，我估计他差不多也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带着感激的笑容说他妻子去年都快不行了，后来又缓过来了。他的感激是冲着谁的呢？面对命运的不公，我感受不到他对旧事的怨愤，只是实实在在地为将来奔波。我们有时也邀他一起吃中午饭，只吃不共用餐具的面条之类的东西，他还一个劲地惋惜，在餐馆花多了钱。当他小心翼翼地把我们给的百元大钞包在他那全包着一两元的手帕里时，我忍不住一万次地开始问自己：是谁来决定人们各自承受悬殊巨大的命运？这似乎是我进了《聚焦三农》后，每次采访都会想的问题。
在孤儿院采访时，我再次撞了好运，之前我一直担心对方不理会我们，而去采访的那天，孤儿院正忙着接待一帮检查的官员，我们趁乱走了进去。我正在和其中一位管理员绕圈子时，就看到了孤儿院的院长（后来我才知道），他也突然注意到了我，而且面露似曾相识的神情，可以想象这里被记者造访的频繁程度，我想，他是不是记错人了，于是，我走过去说：“你好，我又来了。新闻办的刘**让我这次先下来看看。”接下来的采访很顺利。直到离开他也没想起我到底是谁。而我也一直也想知道，谁和我长得那么像，帮了个大忙。
在我制作这期节目的过程中，我听到不少关于对我勇气的赞誉，这真是言重了，因为，勇者是明知艰险和危难而仍可直面的战士。而做这个选题，我有足够的把握知道我不会被传染，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或是思想斗争，因此也无须对自己发出挑战（仅仅这一点，刘勋就比我强得多）。也是因为这种想法，我欣赏濮存晰的爱心，却不能称赞他勇敢。
我的心目中有勇士，在艾滋病传播途径不明的前些年，在人们还以为艾滋病是可以触摸或呼吸传染的过去，戴安娜王妃以亲吻病者以示支持病者和反对歧视，高耀洁和桂希恩教授顶住一切压力，为弱者奔走呼号，他们的勇气因为有正义，肯付出而彰现真正的无畏光芒。有这样的风骨，堪称勇者。我在看一些包括平面媒体在内的报道时，常常能感到作品背后的记者正气逼人，可敬可爱，这样的人连说出要像他学习都要汗颜的，因为代价着实太大。在人的种种经历中，可能除了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事情，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轻轻放下的，尽管心里感觉到巨大的同情或是愤懑，后来都会因为自己无能为力或是认为无能为力最终放到了记忆最遥远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记者，当责任这个词在某种情形下凸显力量的时候，要放下，又怎会真的轻松呢？
《当艾滋夺走亲人》播出后，很多人打电话咨询资助和领养的相关事宜，我感到，这些年，社会对艾滋病人越来越宽容，艾滋病人可以对误解和歧视说再见了，可是， 后来的一次经历让我知道， 我又盲目乐观了。观念的改变很艰难，也许时间能改变一切，然而，变化不止是因为时间的流逝，更是需要其中点滴努力的累积。我做另一个节目时，一个陪同我采访的人与我有如下对话
“那天艾滋病的节目我们看了，你不害怕吗？”
“不害怕，正常交往没有传染危险”
“可是他们看起来真吓人，真的不会传染？”
“节目里不是说了吗，人家濮存晰也呼吁了，只要没有血液和性的联系就没有问题。”
“可是还是看着恶心”
．．．．．．（思索如何说服他）
“这些人都应该给关起来，或者杀掉”
．．．．．．（一时间，震惊得无言以对）
大脑空白片刻后，耳边响起了王菲的低吟浅唱：然后睁开两眼看命运光临，那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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