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人会发现，在9月份，北京市一些大商场相继举行了反恐预案的演练。此前，由于大中型商场或超市人群高度集中，场所相对封闭，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首选目标。未雨绸缪，市公安部门提出，营业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大中型商场和3000平方米以上综合超市，必须建立针对恐怖袭击、爆炸等事件的应急预案。
其实，各大商场举行的类似演练所针对的仅仅是“公共场所发生的暴力犯罪”，和惯常人们所说的“恐怖主义”并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诸如北大清华爆炸案、南京小汤山投毒等事件，尽管这些暴力罪犯所奉行的不是“恐怖主义”，他们也不是“恐怖分子”，但称其行为为“恐怖行为”似不为过。“恐怖行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以牺牲无辜平民的生命为代价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说防范可能发生在眼前的恐怖型暴力犯罪是当务之急、需要每一个市民理解和配合的话，那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认识和防范徘徊于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恐怖主义幽灵，也并不注定只是他国他人的事。
以“9·11”事件为标志，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敌人，超越种族、超越宗教、超越阶级、超越民族、超越地区、超越国家、超越理性的恐怖行为是对全球文明的挑战。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人可以打包票自己会永远与“恐怖”无关。
也正是如此，我们对政府直面“反恐”的勇气和所采取的措施表示赞同。或许有的公众会认为“恐怖”离自己还很远，但政府不能这样认为，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要预见到危机、进而防范和化解危机，如果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没有临危不乱、胸有成竹的应急预案，则是政府的失职。
刚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要求，“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的确，越来越加快着进程的全球一体化，带给每个国家的不全是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容易给诸如恐怖分子的犯罪行为提供“通道”。所以，包括中国政府在内，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反恐合作早已提上了日程，在中国国内，一个全国性的反恐协调机制也在酝酿建立之中。
对公众来说，最大的危险也许并不是危险本身，而恰恰是面临危险时不知道该怎样应对危险。正如一个人处在黑暗中，他将不敢挪步，因为担心四处都有危险。而政府宣传防恐知识，组织制定防恐预案，组织各种层次的“反恐”演习，一方面使政府有关部门更好地提高“反恐”能力，给公众带来“反恐”的信心，不惧怕恐怖分子制造恐怖事件的威胁；另一方面，能够使公众在心理上提高对恐怖事件的承受力，提高公众的“反恐”意识，了解“脱险”的常识。这不仅不会增加公众的恐慌，反而更易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所以，有的单位把制定的反恐预案内容当做“机密”，“不方便向外人透露”，则是奇怪的事情。没有公众的参与，制定再详尽的预案能发挥作用吗？
本报评论员艾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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