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不收了，脸好看了，但是，事也不办了。在沈阳反腐败风潮过后，官场上出现了新的怪现状，并制约沈阳的发展
本刊记者/江一河
陈政高出任沈阳市长已经一年又三个月。
对于志在“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他来讲，时间不算长；对于亟待摆脱腐败阴影重振经济的沈阳而言，时间不算短。
一年来的新政似乎不能让陈政高满意。2002年4月12日在沈阳市纠风工作会上，陈政高抛开事先为他准备好的讲话稿，向到会的各级头头脑脑异常严厉地指出一个现象：政府部门患上“反腐败后遗症” 原来给钱办事，现在不要钱也不办事。
“反腐败后遗症”拉长了“慕马案”所造成的腐败阴影，使声誉受损的沈阳市政府难以恢复清明政治，已经严重困扰沈阳前进的步伐。
陈政高在会上痛切地强调：为百姓办事天经地义，不办事天理不容。
2002年4月25日晚，沈阳市人大代表冯有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政策贯彻不下去，陈政高心里着急啊！”
微笑，但保持远距离
礼不收了，脸好看了，但为基层办事的积极性也不高了。沈阳的官场怪状，早在今年1月就有媒体披露。抨击“腐败后遗症”的是这座城市的人大代表们。
4月24日，报道作者 《工人日报》辽宁记者站站长顾威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当时的情况，“我当时报道的题目就是‘反腐败后遗症’，后来编辑把‘反’字拿掉了，就成了‘腐败后遗症’”。
顾威写作此文正值沈阳市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召开期间。在这次会议上，一些来自企业和基层的人大代表纷纷“哭诉”“反腐败后遗症”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一位国有企业的代表当时讲，他所在的企业正在积极筹备上市，眼看报请上市材料的规定期限就要到了，许多应由政府审批的事项还没有批下来。他说，沈阳反腐风暴过后，到政府部门办事，接待要比以前热情多了；但办起事来却拖拉推诿，干事推给处长，处长推给局长，局长再推给市长。
铁西区政府一位区长也承认，办一件事往往要跑几个月，批示一大摞，最后就是不落实，这样的事的确存在。
最惨的是私营企业。一位私营企业代表讲，由于“慕马案”涉及到相当一批私营企业，很多官员把私企看成拖人下水的“糖衣炮弹”，处处躲避私营企业，不敢给他们办事。
在3月沈阳市举办的一次房地产开发会上，来自美国波士顿的一位美籍华裔开发商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美国波士顿一家报纸认为他们到中国沈阳去投资，胆子不小，报道的标题就是“最勇敢的人”。
“保持远距离微笑,”顾威说，“这是当时形容政府官员对私企、外企态度的一句流传很广的话。”
副市长睡不着觉的调查
从近距离接触到远距离微笑的分水岭是“慕马案”。在“慕马案”之前，凡办事必送钱，凡给人办事必要钱，这在沈阳已成习俗。“慕马案”浮出水面后，空前的反腐风暴使官场中人人自危，钱基本不敢要了，办事也谨慎起来。
2001年5月至7月间，沈阳市政协会同民主党派、工商联及各区、县（市）政协开展了一次旨在推进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的调研活动。
据沈阳市政协社会法制办公室主任高政敏介绍，当时市政协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软件办”，负责此项工作的开展。
“调研能否进行得下去，能不能出成果，当时我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因为牵涉面太广了，针对的又都是权力部门。”2002年4月25日，时隔一年之后，高主任谈起此事，言语中依然有庆幸的味道。
此次“软环境”调研活动动员上百位政协委员，历时三个月，先后组织66次情况通报会，召开33次座谈会，组织10次视察和2次考察，接触上千人。通过调查、走访和分析，掌握了沈阳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软环境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沈阳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软环境情况的调查报告》等26份相关材料。
报告提醒沈阳市政府亟需从三方面改进工作：一是政策环境不宽松，制约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少人反映项目审批手续繁杂，环节多，周期长，执法随意，部门痕迹很深。二是司法不公、暗箱操作严重，执行困难。三是政企不分，政府干预过多，缺乏服务意识。
此次调研得出沈阳市软环境建设的定量评价结论：认为建设好的和比较好的占19.84%，一般的占61.62%，较差的占18.54%。
调查结果出来后，涉及到的相关部门虽然在事实面前无话可讲，但心里都不舒服。高政敏主任说，当时有法院的同志过来找过好几次，称是不是把他们的问题讲得过于严重了点。政协的回答是，“我们的调查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不一定全对，但肯定不会全错，你们可以当作一面镜子”。
调研活动结束后，沈阳市政协于2001年8月16日还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议，沈阳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李佳到会并对政协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说“我作为副市长看到这些数据都睡不着觉”，还建议政协来年再搞一次跟踪调查。
2001年8月，辽宁省工商联接着也搞了一次“慕马案对沈阳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调查。
辽宁省工商联宣传部副部长张锐说，“慕马案”后，不少民营企业相继到工商联来诉苦，反应政府部门不给他们办事，流露出迁走的想法，省工商联感到事态严重，遂深入民营企业开展调查。
据张锐介绍，此次调查显示，“慕马案”暴露后，沈阳市的民营企业普遍面临“两难”。一是找政府办事难，一些政府官员不敢接触民营企业，躲着避着，怕沾边。企业有事找政府，或是不见，或是不办，或推诿拖延，就连企业开业剪彩这样的活动，过去一请五大班子都到，剪子得准备几十把，现在三请一个也不来。二是找银行贷款难，这虽然不是个新问题，但过去企业经过疏通、找人，不管是正常还是非正常渠道，总还能解决一些。现在是对私企贷款一律停办。
张锐讲，当时有的新闻媒体甚至提出“对民营企业要慎重报道”，使得业主们担心十五大之后本来越来越宽松的政策环境要发生变化。一些业主开始做“两手准备”，一是想离开沈阳到外地发展，有的整体撤出沈阳，有的把新项目放到外地，有的把总部迁出沈阳。二是等待观望，维持现状，不再扩大生产。
这份调查报告同样得到沈阳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政府专门召开相关部门开会研究讨论调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并拿出了若干解决方案。其中最实在的一条就是扩充沈阳市中小企业贷款担保资金的规模，由1000多万扩充到4000万。
不乐观的规章
“‘反腐败后遗症’？我从来没听说这个词，也没有这种感觉。”沈阳市人事局公务员管理处处长王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说。
据王璋介绍，2002年春节前，市政府召开会议，要求各部门根据各自的情况在国外选择5个发达国家，在国内选择5个先进地区，进行制度比较。陈政高在会上讲，有些事情出现了一次、两次都解决不了，看来还得从制度上找原因。
人事局选了“美英法德日”5国作研究对象，委托一些专家教授找资料，作比较。在国内则选北京、青岛、广东、深圳、上海等5个城市为研究比较对象。
王璋讲，其实沈阳从1992年就实施了公务员奖惩细则，这些年一共辞退公务员450多名。以前每年全国人事工作会议都要沈阳介绍公务员管理经验，这几年就不见提了。
这次研究比较的成果就是弄出了一个“公务员引咎辞职的18种情况”。“我们这个东西是自创，全国其他地方还都没有，针对的是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工作态度不好，久拖不决，行政无作为，但又不够政纪党纪法纪处分的，就用这个去治他。”王璋显然不认同深圳和重庆早先关于公务员引咎辞职的作法，但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沈阳的这18条与深圳、重庆的作法相比并无新颖独到之处。
至于由谁去监督执行公务员的引咎辞职，使这一制度不至于虚设，沈阳的这18条更是没能超过深圳和重庆。王璋也未能提出什么令人信服的做法来，他倒是对这18条的命运有些牢骚。据他称，2002年3月初他从深圳考察回来后就将这18条送到了沈阳市政府办公厅，从此就音讯全无，直到4月22日去询问时，才知被转到研究室了，研究室则告诉他应该送到法制办。
到4月24日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王璋时，这18条还在讨论之中，出台之日未定。
2002年4月21日，陈政高在“加入WTO形势与对策”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的毛病后，颇为欣慰地说，最近我们马上要出台《公务员奖惩条例实施细则》、《行政过错追究办法》、《公务员培训条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引咎辞职条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有专家表示，通过其他地方的实践来看，陈政高要想通过这些措施来转变政府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恐怕难能如愿。
沈阳市政协法制社会办公室主任高政敏更认为，积习已久，沈阳要转变工作作风是一件很艰难、很长期的事。
孤注一掷之时
“上次开记者招待会，第三个问题请沈阳市市长回答一下去年的‘慕马’案件问题，我说我真不爱谈这问题，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家丑不可外扬’，人家都在谈大项目，而我一说就是‘慕马’，我的确感到很压抑。这种事老谈也不行，后来我也具体谈了，说沈阳形势很好，清除毒瘤以后城市更健康，跑得更快了。”
这是陈政高2002年4月19日在沈阳市利用外资情况汇报会上的一段话。“跑得更快了”是他的愿望，然而现实与梦想总是有距离。
“我们的力度远远不够，我刚才说了，总是讲差不多，两个月以后还是这样。那么这种状态到年底，还是没有东西，还是没有实质性进展。”
“要咬住利用外资15亿美元这个目标不放松。我们今年就是要想法搞到15亿美元，而且如果连续3到4年搞到15亿美元的话，沈阳这个城市就发展起来了，老百姓的就业就解决了。沈阳市的这种状态、这种形象都会得到根本的转变，这是我当市长的最基本的想法。”
“现在到了孤注一掷的时候了，我看这个产业转型也就是一两年时间，上就上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们沈阳也就是这样了。”
面对自己人，陈政高焦虑的心态暴露无遗，而在前一天，2002年4月18日，他在北京昆仑饭店面对各大跨国公司时则是积极乐观的。他从交通、社会保障、硬软环境等方面列举了沈阳的投资优势，还不忘一个细节，“有人说沈阳天气冷，办企业成本高，我看这是个误解，实际上南方还要降温，北方还要升温。专家告诉我，降温的成本远比升温的成本高得多，何况天气冷，人有精神。天气冷，人的体质好，能多干活，办事效率也高。”
“办事效率高”一直是陈政高对沈阳市政府公务员的期许。然而从去年两份调查报告出台至今，政府公务员的办事效率低下问题没能得到根本解决。相反以前的办事要钱的劣习又开始有所抬头。
2002年4月25日，沈阳一位姓郭的出租司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一次的车辆年检依然是有关部门敛财的渠道。今年4月与往年一样他交了两次费用才过关，第二次检查纯粹就是为了要钱，新车也难有例外。
同一天，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沈阳市十一纬路的一个公用电话旁，听到一位中年男子用沈阳话在电话里和人商量如何摆平一桩法律案件。大意是：此人与经办案子的某位法官相熟，该法官告诉他，他们正在研究此案，让他赶快筹钱去贿赂。这位中年男子嗓门特大，神情自若，丝毫不在意身旁来来往往的人们。
带头扫雪，解决市民过冬暖气，陈政高上台伊始的“两件小事”曾帮他及沈阳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民心。但现在沈阳面临的是“如何成为中国北方投资环境最好的城市”这样的大事，正被“反腐败后遗症”所困扰的沈阳市政府能否冲出重围，到达目的地。 ■
转自搜狐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