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重庆开县井喷

　　234条生命因何

　　我们向所有忘却个人安危，深入灾难现场，完成光荣使命的新闻同仁致敬！

　　重庆，井喷。

　　2003年12月29日清晨(本刊截稿时)，中石油川东北气矿“12·23”事故中的一名受伤者，在当地医院因医治无效，死去。至此，开县井喷事故中的死亡人数已达234名。

　　一切都在数小时之内骤然发生。安全事故，总在老生常谈中细数着生命的流逝。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2003年12月27日表示，石油天然气开采属于高危行业，应当有能力预见到作业过程中可能诱发井喷并造成有毒气体外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制订事故应急预案，设置救援机构和队伍。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要求，那就存在管理上的漏洞。

　　接连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似乎已经让人们对死亡数字变得麻木。权威的钻井专家告诉我们，井喷对于石油开采系统不过是平常之事，但实际上井喷失控造成事故的概率却非常之低，大概相当于航天飞机失事的风险概率(1/426)。

　　但是，这种“小概率”事故发生的背景却与中国众多的安全生产事故大抵相似：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的矛盾，安全救援预案的缺失，职能部门对生命的漠视……

　　事故发生时离2004年的新年还有9天，234条生命却跨不过这短短的间隔。

　　被延误的生机

　　高桥小学数学教师张世齐：“如果那30多个人能听我的话，就会保住命，现在想起来真是伤心！”

　　晓阳村6组组长廖代宣：“要是有个高音喇叭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叫他离开。

　　高桥镇干部周厚轩：“如果矿井把情况第一时间报告给我们，就会节约很多时间，就有可能挽回一些人的生命。”

　　开县有关官员称，发生事故后，矿方一般首先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汇报。而近在咫尺的地方政府反而得到的是转手的消息，可能贻误了救援良机

　　本刊记者/唐建光 刘志明

　　(发自重庆开县)

　　2003年12月23日夜，重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井喷事故。至31日零时，234个生命在灾难中逝去。

　　“我第一个发现了‘井喷’”

　　63岁的周先忠是晓阳村一组村民，川东北气田罗家寨16号井就位于一组的土地上，距周先忠家仅30米远，从他家的楼顶可以清晰地看见围墙那侧井旁的一举一动。周家养了五六十头猪，专门供应钻井队伍。

　　周先忠自称是2003年12月23日晚上除值班的矿井工人之外，第一个发现矿井“井喷”的人。当晚，他正在家里“斗地主”(一种扑克牌游戏)，突然听到矿井方向传来一声巨响。这个声音，据其他人描述像“飞机起飞时的轰鸣”。

　　此时，周先忠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石英钟，表针正指向21点55分。

　　关于井喷发生的时间，至今仍有多种说法，新华社记者采访的多位灾民称他们听到巨大声响的时间是21时35分左右，石油部门的一份资料称是“22时许”，而开县人民政府12月25日呈报重庆市政府的一份报告称是22时15分。

　　听到异响，周先忠马上爬到自家三层小楼的楼顶，看到矿井那里正在冒气，一根气柱“好像是翻滚着在往上窜”，连井架上非常粗大的钢丝绳都被气体冲得“啪啦啪啦”地响。他还看到，一个当班的班长，当时仍在坚持操作，可能是在关闭闸门；井队队长吴斌往井台上冲了三次也没能成功，后来便跪在地上大声吼叫。

　　三四十秒钟后，气柱自己燃着又很快熄灭了。周先忠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下楼来，大喊，让人们快跑。据周称，他一直向北跑到麻柳镇，向镇政府报告，并建议政府做好准备，组织人员撤离。他边跑边喊，至少上百人听到他的呼喊后立即逃离得以保全性命，其中包括距矿井稍远的矿井炊事班。

　　当晚气井有20余人当班，58岁的钻井监督罗万志和管理员刘刚二人死亡。石油部门的报告称，两人是在搜救受灾群众途中不幸遇难的。据目击者称，当天晚上，他们本已逃出，忽又转身回来，看是否有人还没有走。这时年龄较大的罗万志已经不行了，刘刚就背着他，但没走多远，两人都扑地而死。

　　被耽误的时间

　　此时，“富含二氧化硫的气体从钻具水眼喷涌而出，直达30米的高程，预计无阻流量为400万至1000万立方米/每天，失控的有毒气体随空气迅速传播，离气井较近的开县高桥、麻柳、正坝、天和四乡镇的28个村迅速被毒气覆盖。”开县政府的报告描述说。

　　据周先忠和一些气井工人的回忆，发生井喷时，矿井里拉响了警报。但是，因为矿上曾多次搞过演习，邻近村民对警报已习以为常，并未真正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

　　石油部门的一份材料说，钻井队队长吴斌、指导员白佳在组织井控无效的情况下，于22时30分组织人员开始疏散井场外围人员及周边群众。

　　但无论是周先忠的呼喊还是井队人员的疏散，都未惊醒大多数已经熟睡的村民。东南风裹挟着毒气，在黑暗中向他们扑来。

　　高桥小学数学教师张世齐住晓阳村9组，离矿井约1公里，隔着一道小山梁。他和妻子吴春慧突然被巨响吵醒，但因为这里经常发生类似的声音，两人并不感到惊诧。

　　10多分钟后，屋外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有人在叫：“张老师，开门，快逃啊！”

　　张打开门一看，都是晓阳村二组、三组、五组的村民，说矿井那边出了问题，有异味。在张世齐的常识中，天然气是一种有毒的气体，他就告诉他们赶快跑。但村民们不以为然。呆了近一个小时之后，一些村民想起家里门没有关，猪没有喂，衣服也穿得不多，就说要回家看看。张世齐苦劝无用，大约30来人回家，人一去不复返。

　　张世齐回忆，就在这些村民走后，他还闻不到多少气味。而此后他知道，人吸入硫化氢后，开始有一股臭鸡蛋味儿，2～5分钟习惯后就闻不到什么味儿了。张的妻子认为没什么问题，执意要睡觉，他劝说不听，就沾了两块湿毛巾放在枕边，准备着。大约凌晨5点，他突然听到另一房间的猫发出一阵咳嗽，过去一看，猫已经死了，而猪也昏昏沉沉。张世齐忙回屋掀开妻子的被子，说：“再不逃就来不及了。”妻子吓坏了，但此时已失去知觉，伸出的手怎么也摸不到门。

　　张世齐一手搀着妻子，一手用湿毛巾捂住她的鼻子，相扶着往与矿井相反的方向跑。他们一出门，就看到黑暗中田里、沟里、院子里，到处奔跑着或趴着人。

　　村民们的“非正常死亡”

　　张世齐虽然逃出生天，但周围的很多人却没那么幸运。张世齐家所在的院子，住了五户人家，共有十四五个人，现已死了5人，其中一位是瘫痪的黄姓老太太，年龄最小的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

　　小学教师张世齐，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对这场灾难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在这场事故中，很多人并不是死于有毒天然气，而是“死于非命”：

　　首先，事故发生后，实际上村民仍有一段逃生时间。但由于乡村通讯不发达，很多人并没得到通知，如果村里有高音喇叭，可立即通知大家逃命，也不至于死那么多人。

　　其次，既然有发生井喷的可能，就应该在平时让老百姓知情。张世齐说，因为绝大多数村民没有用过天然气，并不知道“井喷”喷出来的有害气体可能致人死命。同时还应该让老百姓有自救的常识，出现了事故后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但高桥镇的干部和邻近村民都说，没有任何人曾经向他们宣传过井喷可能出现的危害，以及事故发生后如何自救。在这次事故中，周边村民死伤惨重，而钻井队多数人顺利逃脱，这与他们及时获知了信息，并且懂得自救不无关系。

　　很多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村民是在出逃之后，由于对硫化氢中毒的危险认识不足，放不下家里的事，又自行返回家中才导致毙命。直到12月26日，搜救队员还发现躲在家中不愿出逃的村民。一位老人放不下家中的猪仔，越过封锁线回到家里，藏在猪圈里躲避搜救。而张世齐就是靠他点滴的自救知识才逃出来的。“如果那30多个人能听我的话，就会保住命，现在想起来真是伤心！我看到了人们死亡前的情景。”

　　他们为何没能及时逃生？

　　那么，为何灾难降临时，众多村民没有得到及时的撤离通知呢？

　　据石油部门的一份资料称，井喷事故发生后， 22时45分，井队队长吴斌即向开县高桥镇胡副镇长汇报了险情，并请求当地政府帮助紧急疏散距井场3～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群众。同时，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东北气矿也向当地政府请求支援。

　　但开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监局)副局长肖万成告诉《新闻周刊》，身为地方安全生产的主管者，他并没有得到开采部门的报告。相反却是辗转从上级处才知道消息。

　　肖万成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晚23时20分左右，该局局长张方明在家中接到重庆市安监局一处处长舒启武的电话：“高桥镇的罗家某井发生井喷。”张方明说还没听说，马上核实。2分钟后，张打电话给高桥镇政府负责人，未能打通。11点25分左右，张打电话让副局长肖万成核实。肖马上打电话给高桥镇镇长杨庆友，问情况是否属实，为什么没有向县安监局报告，杨说：“发生井喷属实，地点在高桥镇晓阳一组，为什么没报，是因为钻井队没向我镇报告。我是刚才在公路上看到发生井喷的，现正在筹备处置办法。”肖说：“疏散群众是第一位的。”

　　这天晚上，高桥镇政府工作人员周厚轩已经上了床，但还未入睡，突然听到窗外传来奇怪的响声，他以为是在下雨，但出门一看，却无雨。正纳闷间，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喊：“井喷了！”喊叫的是已经撤到了高桥镇街上的钻井队工作人员。

　　镇政府的干部们急忙起床，派了两个人去井上查看，发现真的发生了井喷。在离井口约300米的地方，井队已经挂起警戒线，不让人进入。镇政府马上召集镇干部开短会，决定通知高桥与齐力(高桥镇是由高升乡与齐力乡合并而成)的居民和24个村的村民转移，对附近村民进行叫喊，并给各村村干部打了电话。

　　周厚轩告诉记者，矿井发生事故后，井队首先把情况报告给其上级川东钻探公司，而主管部门并没有向当地政府部门报告，是镇上工作人员自己在夜间听到了动静，查看后才清楚是怎么回事。而镇政府接到“正式通知”则是在23点半左右。

　　开县政府的报告显示，县政府是在23时26分首次接到重庆市政府值班室和川东北矿区的通报的。此时，据事发已一个半小时。在开完紧急会议后，23时46分，开县副县长王端平组织了一个50多人的先遣队赶赴现场。

　　据开县有关官员介绍，在这一过程中，开县方面也没有得到关于井喷的详细情况和危害性报告，而石油部门最初主要是要求地方政府派出消防人员和公安干警。当地政府初时还以为只是需要为扑灭井喷提供交通疏散和消防支援，并且由于缺乏专业人员和专业知识，起初并不清楚井喷的后果如此严重，而是在前往现场的途中向有关方面作了咨询，才了解了情况，并要求周围群众撤离。

　　23点多后，镇上居民开始撤离，镇中心小学副校长廖代成说，校内20多名老师坐着摩托车撤离，无一伤亡。但由于学校的500多名学生大多住在井矿周围，死亡的人数不少。廖代成家里就死了5人。

　　据知情者称，24日凌晨2时10分，先遣队到达高桥镇，简单碰头10分钟后，正式下达了全面疏散命令，组织群众向3公里外撤离。此时，距发生井喷时——晚21点55分，已过了4小时25分。

　　“这就转了个很大的弯，耽误了一些时间。”高桥镇干部周厚轩说，“如果矿井把情况第一时间报告给我们，就会节约很多时间，有可能挽回一些人的生命。”

　　活着的和死去的

　　开县安监局副局长肖万成表示，根据《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试行)》第三十条，中央在渝企业及市属重点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由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肖表示，虽然矿井在开县地面上，但县安监部门对于其安全生产情况基本插不上手。即使偶去检查，采气部门也常常以“我们是垂直管理”相回应，并且由于县和镇安监部门对采气的技术问题知之不多，也缺乏专门的设备，因此“一般只是看个表皮”。

　　开县有关官员称，事故发生后，矿方一般首先向其上级主管部门如川东钻探公司、四川石油管理局以及重庆市政府汇报。而近在咫尺的地方政府反而得到的是转手的消息，可能贻误了救援良机。

　　即使在当地政府得到消息后，很多村民仍然无法获知警报。据开县官员称，虽然当晚即组织干部通知村民撤离，但因为没有防毒面具等专业工具，无法进入危险区域挨家挨户通知。当地农村已取消了高音喇叭，多数农家又没有电话，因此无法得到通知。

　　“要是有个高音喇叭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家离井口只有五六百米的晓阳村六组组长廖代宣说，他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叫他离开。凌晨4时出逃时，妻子在路上死去，廖代宣拚命拖着两个孩子，边跑边爬，按他的话说，“死了好几次”，才留得性命。

　　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很多邻近井口的村民是在四五点钟感知情形不妙才开始自行撤离的，此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已中毒较深无力撤离。廖代宣的堂弟廖代林在县城上班，24日早上8点，他才听说消息，赶紧打电话回家，发现父母和儿子都还在家里。此时母亲已经跑不动了，廖父只好带着儿子仓惶逃命。母亲死在了家中。

　　这次事故中，晓阳村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村庄，二、三、五组受创尤甚，用村民的话说，“一家一家的，几乎都死去了。”

　　据晓阳村书记周克安介绍，这个1200多人的村，有两个组长身亡。铁匠廖晓刚一家，5口人遇难，包括他的父母、妻子和两个儿子；廖伯寿一家，死了4口人，只剩下一个7岁的儿子；丁文海一家也死4人，剩下一个小孩；周克军一家只有他本人幸免，妻子和一对儿子都已不在。

　　村民周克安则于26日在搜寻到的尸体中找到了妻子，和孙子。 ■

　　本刊记者穿越封锁线

　　万户萧疏高桥镇

　　一个约四五岁的孩子死在里屋的床上。黑暗中无法辨别是男是女，在他身旁的书包里，还放着小学数学课本第七册和几份试卷，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李云平。屋旁的茅草房里，两头牛早已死去

　　本刊记者/刘志明 唐建光

　　(发自重庆开县)

　　王方杰、张敏杰和王昱抄小道越过警戒线，走了40多分钟。在翻过一座山后，他们便看到了一根高高的火柱矗立在山腰——这是前一天上午4点被抢险人员点燃的大火，它仍在熊熊燃烧，发出海啸般的巨大声响。地面在颤抖，农户家的门窗瑟瑟作响。

　　而路上、树丛里、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死去的猪、牛、羊、鸡、猫头鹰、麻雀和成窝的老鼠。

　　这是2003年12月25日上午11时。

　　王方杰等三人供职于《重庆青年报》，据说他们是最早进入川东北气田井喷事故现场的记者。

　　在事发地数百米远，一家农户的门口，一名妇女和一个男孩仆在地上，女人大约三十来岁，抱着孩子的头，像是母亲仍试图保护孩子。男孩看上去八九岁的样子，穿着浅蓝色的校服和白色的球鞋，表情安详，但面色腊黄，嘴角流着血。

　　在“12·23”事故发生后几天，几乎每个记者在进入现场后都能看到类似的景象。

　　2003年12月26日傍晚，本刊记者沿着山路翻过一座山，走进了重庆市开县高桥镇晓阳村。

　　从开县到高桥镇大约70公里路程。27日上午10时许，途中的记者即听到压井成功的消息，但沿途警戒依然紧张。从开县县城到事发点——高桥镇晓阳村一组罗家16号矿井，设有三重关卡，防止外人进入。

　　第一道关卡设在敦好镇，这里集中了1.1万多灾民，给这个小镇带来极大的压力。由敦好西行，要进正坝镇前，有第二重关卡，在正坝镇后边通往高桥镇的路口，则设了第三重关卡。尽管如此，各路记者还是想尽办法，冲破关卡，闯进了事发现场。

　　本刊记者设法越过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正坝镇时，街上几乎找不到人，却居然传出音乐声——它来自一家音响店，是整条街上第一家重张的店铺，音乐声放得很大，歌声在空旷的镇上飘。

　　第三道关卡封锁得最严。记者只得走小道绕过关卡，上了前往高桥的路。

　　这里才是真正的无人区。家家户户紧闭着门，而门外，很多人家还晾晒着来不及收的衣物。一户人家的猪圈里，传出猪仔哼唧哼唧的呻吟声——它们啃着圈里的泥巴，已经饿了三天。

　　但事实上，这里距受灾核心区尚有十余公里的崎岖山路。

　　去高桥一路大山耸立，需要翻山越岭。记者拦下一辆移动通信车。车上，高桥移动通信机站的一位姓胡的工作人员近三天没睡过觉，他和同事在24日凌晨就进入位于重灾区的机站，保证救灾通信畅通。他们随身带着呼吸自救器和测验硫化氢含量的仪器，并一路往指挥中心报数，一旦数值超过危险线，指挥部立即会通知他们撤离。

　　高桥镇中心距离矿井大约700米的距离。现在，除了来往的车辆外，几乎看不见一个人。一些人家还亮着灯——他们在夜里逃离时，匆忙间连灯都没来得及关。

　　矿井周围有很多人家，最近的一户距矿井只有二三十米。一位在气井仍燃烧时就进入现场的记者说，火焰当时几乎舔到了这户人家的墙壁。

　　矿井旁边的一处山坡上，两个工作人员架着仪器，测量附近氧化硫与硫化氢的含量。事故发生后，石油公司布置了很多的点进行测量，而警戒线也随着测量数值的变化更动。

　　晓阳村，片片房舍在高低的山坡间散布，甚为分散。找不到一个问路人。

　　一个村民正在清点剩下的牲畜，他把自己家和邻居幸存的牲畜全部放出来，以免它们饿死。这位名叫张世齐的男人是高桥镇小学的老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里是晓阳村九组。张世齐夫妇是24日凌晨逃出去的，次日回家发现，家里3头猪，死1；6只鸡，死3；22只兔子，全死。

　　张世齐说，两位邻居死后，他们12岁的独子——正在高桥念初中的黄伟峰，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成为孤儿。

　　晓阳村三组，一个破旧低矮的房子里，一男一女面朝上躺在里屋床下的地上。一个约四、五岁的孩子死在里屋床上，黑暗中无法辨别孩子是男是女，在他身旁的书包里，还放着小学数学课本第七册和几份试卷，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李云平。

　　此时(12月27日)，官方公布的“12·23”井喷事故死难人数是191人。开县正在修建中的殡仪馆里，排满了一行行尸体。县民政部门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这里已经停放了163具尸体，正在进行整容、清点遗物等工作。他们都要通过公安、卫生部门检定死亡原因，然后由家属认领后再进行火化。

　　当天夜里，官方公布的遇难人数增加到198人。12月28日晚，增加到233人，29日，增加到234人。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庆渝在解释死亡人数增加缘由时说，191人是在压井之前最后一次搜救的结果。当时工作的重点是搜救幸存者，对已经发现的遗体并没有全部清运。而在事发后村民出逃的过程中，很多人慌不择路，死在野外，暂时未被发现。压井成功，村民返乡前，因为要对受影响区域内每一间房屋都进行消毒防疫，又发现了一些死者。

　　他说，现在已经发现的234具遗体都进行了登记编号，去掉了一些重复计算，数字是非常准确的。因此，“现在可能不会再增加了”。 ■

　　开县井喷灾难中的数字

　　234人在此次井喷中遇难，其中有2名气井矿工，其余均为当地居民。

　　10175人在井喷事故中硫化氢中毒，其中住院964人。

　　65632名当地群众，在此次灾难中被迫离开家园。

　　5个村位于此次井喷事故灾害核心区，其内共发现动物尸体猪866头，狗38条，牛18头，兔子2275只，鸡476只，鸭241只。

　　20～30米，这是发生井喷事故的油井与距离最近的居民房屋间的距离。

　　方圆5公里地区，在2003年12月24日凌晨4时许，被划为“警戒区”；当天中午，由于井喷口风向发生逆转，警戒范围再扩大到7公里以外。

　　18个小时，这是井喷发生后硫化氢气体持续扩散的时长。从12月23日21时55分发生井喷，到12月24日16时，防喷管线实施点火，硫化氢气体才不再扩散。井喷发生84个小时后，才成功实现压井，制止住了天然气的泄漏。

　　15个灾民救助点、10个医疗救治点，在事故后建立以救治灾民、治疗中毒居民。

　　110万元，这是开县各医疗点为救治伤员支出的药品费（不含检查费、住院费、治疗费、病员生活费、护理费）。

　　(资讯：陈利华 统计截止2003年12月29日)

　　危险来自何方？

　　过去的安全生产，重点强调的是本企业职工的安全，但被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大型矿产、油气开采企业的安全生产，实际上也与公共安全密切相关。因此，事先的安全评估以及完整的应急预案对于保障周边居民的公共安全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本刊记者/孙展 陈利华（发自北京）

　　本刊记者/唐建光 刘志明（发自重庆）

　　罗家寨16号井位于被山丘包围着的一个平台上。平台上分别有罗家14号、15号和16号井。最早开钻是1999年，而16号钻探开钻于2003年5月23日。

　　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和村民介绍，在矿井周围30米范围内便有六七户人家。而周围一公里范围内，则是村舍林立，鸡犬相闻，约有数百户。

　　虽然井口时常会出现各种大大小小的动静，但几乎没有村民知道，在高高的钻杆下，在四千多米的地底，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从技术的角度讲，这种危险的概率是极低的。“实际上，发生井喷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像这次造成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非常罕见。”中国石油大学油气井工程研究所所长高德利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高德利分析事故起因时谈到，在1960年代左右，井喷事故的几率是相当高的。但是，现在井控技术已相当先进，很少有井喷失控的现象发生，且一般都能控制得住。“只要保证钻井液柱的压力大于井底压力，就不会发生井喷。”

　　高德利介绍说，四川是天然气大省，不仅生产天然气的技术水平和设备水平很高，而且在井控技术上也有全国最好的设备和专家。海湾战争后前往科威特油井灭火的中国救援队，主要就是由四川派出的。

　　2002年，中国天然气工业产量约为316亿立方米，其中，四川气区产量最大，接近100亿立方米，约占全国天然气产量的31%。

　　在高德利看来，这一次事故完全是个意外。“一旦遭遇意料之外的超高压，就有可能发生井喷事故。”

　　石油灭火抢险专家孙振纯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开县气井发生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有三：发生事故的地方，周围群众居住比较分散，不易通知撤离；事故发生在晚上，大气压力低，硫化氢不易扩散；从地形上说，川东北为山区，孙振纯估计事发井下可能有大的溶洞裂隙，地质构造比较特殊。

　　“这次事故比较特殊，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尤其是硫化氢含量如此之高非常少见。”孙振纯强调说。

　　至少应该有500米的安全距离

　　尽管技术上做到万全不可能，但安全生产监管方面的弊端却暴露无遗。

　　国家安全生产专家组成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资源及安全工程学院院长周心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及其下设机构负责各省市的安全生产监督，属于横向管理。同时一些重点行业有自己的安全监察体系——例如煤炭行业有煤矿安全监察局，属于纵向管理。

　　近几年石油、化工等行业(原来职能部门)转为公司化运作之后，“由于成本和利益权衡，其安全生产的监管动力逐步减弱，而横向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也出现了权力不到位的现象，这就形成了一个空白点。” 一位专家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了这种弊端。

　　中国地质大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著名安全生产专家罗云教授说，行业事故报告虽然采取属地管理，但是业务管理主要依靠本行业的部门来进行。原有的待业管理模式对于一些技术性的安全隐患本来能够起到监管作用，但是在政府机构调整之后，这种监管模式受到削弱。“这就需要及时出现第三方的监管力量，防止问题的发生。”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铁民介绍说，天然气开采这种高危行业的工作，应该进行事先的安全和环保评估。按理说，生产部门应该划出一个至少500米的安全距离，并对生产进行危险评价、划定伤害半径。这样的天然气井附近，在1公里之内不应有常住居民。同时，在生产之前还应该进行采样分析，如果在发现硫化氢后，就应该做出这方面的危险评价工作，比如对整个地质情况进行判定、计算出事故概率，并做好后果模型，形成预防方案。

　　“对罗家16号井这样的一口井来说，这样的评估需要投入大约200万～300万元。看来这次没有做。”刘铁民说。

　　在危险区生活的移民

　　出事气井到底对可能的危险及其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否进行过评估呢？开县环保局建管科一位人士不愿正面作答，但是他告诉记者，对整块气田，重庆市环保局曾经做过环境影响评估，但对事发气井，开县环保局正在做评估，至事发时尚未完成。

　　而事发前十多天，曾到过16号井的四川石油管理局的人员在回答为何不将潜在的危险告知周边群众时说，如果大家知道了还会让他们在那里打井吗？

　　开县高桥镇政府干部周厚轩告诉记者，由于相邻的四川宣汉县曾发生过井喷事件，钻井队来到高桥时，镇政府曾有过移民的要求，但最后没有成功。

　　开县一位政府官员证实了周的说法，当初开县方面的确曾要求移民，但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据称主要是在移民费用上未能谈拢，最后不了了之。开县是三峡工程移民县，2/3的旧县城将被搬迁，在依旧熙熙攘攘的旧城，淹没线的标识随处可见。

　　这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大县并不富裕，地下富集的天然气无疑是当地一笔巨大的财富。此前有报道说，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巨头将投入超过百亿元巨资开采这一带的川东北特大气矿。

　　开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税务部门官员说，由于气矿实行垂直管理，除了需要钻探时向县国土局办手续征地，以及每年大约交纳3800万元的国税和地税外，他们很少与当地直接打交道，当地官员和百姓很少有人知道气井和硫化氢还潜藏着危险。开县安监局副局长肖万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气矿井喷，并没有具体的预案，也缺乏相关的人才。

　　在生命与财产之间

　　事故发生之后，众多行内专家一致强调了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的重要性。周心权表示，过去的安全生产重点强调的是本企业职工的安全问题。但是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大型矿产开采企业的安全生产，实际上也是与公共安全密切相关的。企业的安全生产是一个职业安全的问题，但是职业安全已经越来越和公共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居民密集区更是如此。因此，事先的安全评估以及完整的应急预案对于保障周边居民的公共安全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周心权说，在这种应急预案中，一定要列出生产中可能存在的危险以及处理措施，并且要同地方政府进行必要的沟通。一旦灾害发生，就可以根据灾害可能影响的范围及时通知当地政府，做到从容应对。

　　在这次事故中，周边居民对钻井可能产生的潜在危险以及高硫化氢的危害几乎一无所知，这不能不看作是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失职。对于涉及公共安全方面的信息，企业应当负有披露的责任，而政府则应对此进行监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2003年12月27日亦表示，石油天然气开采属于高危行业，应当有能力预见到作业过程中可能诱发井喷并造成有毒气体外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制订事故应急预案，设置救援机构和队伍。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要求，那就存在管理上的漏洞。

　　罗云教授认为，对于高硫油气井开采中发生的事故处理，石油系统有着完备的技术规范，但是这种技术规范更多是考虑设备和本企业职工的安全，而对于“生命第一”的原则考虑得不够。

　　发生井喷之后，技术规范规定首先就要进行灭火处理。这一规定对于在偏僻荒芜的钻采地点比较合适，它更多的是考虑生产设备的安全以及方便控制井喷。但是对于人口相对密集的地方，这种措施就存在非常大的风险，硫化氢泄漏对周边居民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机器设备的损失。所以，此次井喷后的数十个小时之内，钻探公司一直没有采取点火措施，可能就是沿用了这种旧有的技术规范的理念。

　　这次开县井喷的灾难告诉人们，对高硫化氢的气体一定要点火，宁可财产损失，不能让生命有损失。

　　“安全生产应遵循‘生命第一’而非‘财产第一’原则，这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了。”罗云强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