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实验室管理，感染SARS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即便万一出现了疏漏，我们“在不能保障一个都不得的情况下，起码应该保障一个都不传（染）”
■本刊记者/刘英丽 曹红蓓
4月23日，卫生部公布北京发现了一例SARS确诊病例，患者是北京市健宫医院的李姓护士。
几乎同时，安徽也出现两例SARS病例：安徽医科大学的学生宋某和她的母亲。
消息一经传出，全国一时哗然。联想起整整一年前出现的全国SARS疫情，人心惊动。很快，调查结果显示，李某曾在3月29日～4月2日在北京健宫医院照顾过宋某，而随后在4月25日新增的4例SARS病例则是李某的密切接触者。
那么，成为事件中心的宋某又是怎么受到传染的呢？鉴于宋某和北京第二例病人杨某都曾经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病防治控制所形态实验室工作，专家初步判断，此次疫情可能源于实验室工作人员感染。
传染源一旦找到，人心稍定。北京地坛医院ICU病房主任郭利民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明确了感染源之后，目前已经将相关人士隔离，有关线索也容易控制，不会像去年那样向居民区扩散。
而且，相比2003年，今年的预警机制也很快启动。北京和安徽都在发现SARS病例之后启动了SARS预警和防治机制。
所有人都希望，2004年的SARS疫情，不过是一场虚惊。
医院防护漏洞？
广东军区广州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黄文杰，在去年广东省的SARS疫情中救治了第一例报告病例，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一再强调，医院防护是抗SARS的“第一关”，每个医院、每个诊所、每个医生在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松懈疏漏，漏掉一个病人就意味着会危害到一个家庭、一个群体。
回忆今年初广东省再次出现的小规模SARS疫情，黄文杰认为，能够及时控制，首先应归功于当时值班医护人员的警惕性。
当时7例病人的SARS症状都非常轻。第一例病人是在2003年12月16日晚出现头痛、发热症状，12月20日进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据黄文杰介绍，值班护士很警觉，当时就对病人实施了隔离治疗。
由于这些患者在症状很轻的情况下即已进行隔离治疗，所以传染性不强。按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新闻官鲍勃·迪茨的评价：中国“成功控制了广东出现的小规模SARS疫情”。
而今年3月29日，宋某第一次到北京健宫医院就诊，以肺炎入院治疗。4月2日乘火车返回安徽淮南，继续在淮南矿二院治疗。4月4日，以病毒性肺炎转入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不久，照料她的母亲突然发热，4月19日抢救无效死亡。当地的卫生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启动了SARS预警机制。
4月23日，宋某被确定为SARS确诊病例。在此前一天，照料过她的健宫医院护士李某也得到确诊。
据此，有呼吸病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出质疑：患者宋某3月25日已经出现发热、全身酸痛等症状，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医院，没有一个护士和医生早点提出疑问？
黄文杰批评说：“如果学生宋某在实验室参加过SARS标本的研究，当时就应该知道这种工作的危险性，事后更应该及时想到自己的病情也许和SARS有关，怎么还能够往返于北京、安徽之间，多次求医呢？”
从事传染病专业10多年的郭利民则提出，为什么在李某已经感染了很多人之后，间隔这么长时间才想到做SARS检验？
北京市卫生局专家组的回答是，李某的病情兼有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双重症状，既有典型性肺炎的症状，又有SARS的症状。
但是，一位呼吸科的老专家指出，一般情况下，病毒性感染就会引起细菌感染，SARS患者也大多如此。
李某于4月7日住进健宫医院接受治疗，当时的症状是寒战、发热、咳嗽并出现呼吸困难，胸片显示右侧肺炎。这些都是SARS的典型症状，如果有警惕，当时医院应该对病人进行抽血化验、咽试子化验以及抗体化验等。
黄文杰清楚地记得，年初广东省的SARS病人在刚入院的时候都做过此类化验，病人抗体呈阳性以后被送进了隔离室，然后等待实验室的确认。整个过程中，除了从临床诊断到确诊的时间花费较长外，其它并不怎么费时。
值得一提的是，与宋某、李某深刻相关的健宫医院是北京的一家国有民营医院，隶属于一家名为凤凰医院集团的民营企业，具有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资质，其领军人物徐捷（凤凰医院集团总裁）曾被北京防治非典型性肺炎联合工作小组评为“首都防治非典型性肺炎工作先进个人”，被国家卫生部、人事部、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授予“全国卫生系统抗击非典先进个人”称号。
后防护时期
在李某的SARS被确诊之后，北京市正式启动了防治SARS的应急预案。据郭利民介绍，目前北京启动的是3级预警机制。
北京市去年9月出台了《北京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应急预案》，此预案含三个预警等级：三级疫情为北京周边地区出现疫情，北京市出现1例临床诊断病例，且有增加趋势；二级疫情为北京市出现6例以上（含6例）临床诊断病例，且出现3个以上（含3个）疫点，有在市内传播的趋势；一级疫情为北京市出现30例以上（含30例）临床诊断病例，或者30例以下但出现5个以上（含个）疫点，有较明显的流行趋势。不同的预警等级，对应不同的防控措施和医疗救治。
第三级预案的特点是首先要求保持正常的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在特别防控措施中则主要包括医院防护、社会防护以及医疗救治等。
北京市在医疗救治方面启用了地坛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研究所和东直门中医院为支援医院，要求各医院在接到市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命令后24小时内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人员、设备到位。
郭利民在接受采访时承认，目前北京市具有SARS症状的病人都收治在地坛医院，其余的100～200多位接触者则被留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医院进行医学观察。地坛医院正在和北京市的专家组一起会诊，确定好的救治方案。
作为医院防护的一项首要内容，相关医院开始启用发热门诊。据黄文杰介绍，一般的发热门诊都配备至少4个医生，还有护士、检验员、照片子的人员等，这就牵扯了医院很大的精力。“哪怕启动以后没有几个患者，这几个人仍需要天天盯在那里。”黄说。
除此之外，医院的防护工作还包括：对接收病人医院的病区实施封闭隔离，切断传染源；二级以上医院要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传染病报告工作；进一步加强门（急）诊空气流通和消毒防护工作；对确诊和疑似病例要及时转运到定点医院治疗等。
4月24日，北医三院的工作人员已经身着防护服，对每一个来挂号的患者进行详细的问讯和填表登记，之后测量腋下体温，凡超过37.5度者收入发热门诊。
“想起去年真的是怕，怕到夜里睡不着觉。”东直门医院大外科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外科教研室主任李乃卿教授对本刊记者说：“现在这几个病人，如果在去年不知情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引起大规模流行。但是今年不一样，心中有数，就不那么恐惧了。”
李乃卿介绍说，从去年SARS之后，东直门医院的SARS预备队就从来没有解散过，期间还经常自觉进行演习。这次得到北京发现SARS疑似病例的消息后，4月23日上午，全院就召开了紧急动员会，开始执行严格的消毒措施，组织抗SARS材料的学习和模拟训练。
对于医院大门口挂起“本院不设发热门诊，体温高于37.5度的患者请到定点医院就诊”的牌子，是不是意味着非定点医院不收治病人的疑问，李乃卿笑称，“当然不是。如果患者体温超过37.5度，就会立刻被留院，拍片、观察，而不是推出大门外。”
对照去年的沉痛教训，李乃卿对今年医护人员的自我保护有很强的信心：“去年开始的时候，戴多厚的口罩都是估摸着来。但今年我们的经验已经很丰富，治疗有统一的要求，医护人员的口罩、防护衣都有非常统一的标准。应该不会再出现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的情况。”
社会防护
在社会防护中，三级预警要求对疫情发生地点和发病人员实施必要的隔离控制措施，对密切接触者实行隔离和医学观察。市和区县CDC按照既定规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追访传染源，对疫点进行消毒。学校实行每日定时测量体温、活动审批和出入门管理制度。建筑工地设立专人负责体温监测。公共场所加强通风换气，并采取必要的消毒措施。
如今，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已经对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实施了整体封闭隔离，隔离时间为4月23日至5月7日。
接着，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封闭了人民医院、健宫医院的相关病房。病例发现当晚，市疾控中心迅速开展流调，通过排查，已确定和李某密切接触者188人，并全部纳入监控范围，实施医学观察。对出现发热症状的李某的父母、姑姑和同室室友等5人实施了隔离治疗（后来其中的4名被确诊）。
市120紧急运转系统已经启动，专用车辆随时待命，确保患者可以安全及时转移。
不过，由于SARS疫情到目前为止并未见扩大态势，很多公共场合还没有展开大规模预警措施。
据悉，北京口岸防治SARS工作预案已经全面启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加强了消毒措施，恢复了体温检测。记者在北京西客站看到3台体温仪，在出站、进站口都有，测体温的要求不仅仅针对北京始发的旅客。但据工作人员称，体温仪的使用时间是，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夜间没有使用。
4月25日是4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也是清华的校庆日。去年学校因SARS取消了校庆活动，今年，校园里又恢复了往年的热闹温馨。
清华校园的大门口还没有出现测体温和检查证件的情况。据清华大学一位学生干部说，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指令。但学校早在年初布置一学期工作时，就提醒大家要做好抗SARS的心理准备。所以，一旦接到指令，在组织机构上完全可以保证立刻启动学校的防非预案。
清华附近的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也都还没有开始在大门口测体温的工作。国家图书馆的一位负责人称，什么时候开始测，要听文化部部署。
据专家分析，今年社会防治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开展，主要是因为目前传染源源头清楚，容易控制的缘故。
其实，2003年9月的新加坡、2003年12月的台湾先后发现了SARS病例，都是由于实验室感染。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查组到台湾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台湾SARS实验室的人手不足。
据黄文杰介绍，中国对实验室进行SARS研究的管理相当严格。首先是标本（包括咽试子、血液等）统一集中，由中国疾控中心统一管理，有的销毁，有的用于试验。其次，实验室必须是安全级别较高的P3实验室（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在台湾SARS病例出现后，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秦川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实验室是安全的，对环境安全，对人安全。”
黄文杰认为，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实验室管理，感染SARS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过，实验时间久了有的地方出现忽视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们在不能保障一个都不得的情况下，起码应该保障一个都不传（染）。医院检查这个关口一定要把住。”黄文杰语气沉重地说：“这次SARS事件值得警醒。”■
告别动员时代
(本刊记者／曹红蓓)
去年SARS袭来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课题组曾针对SARS危机展开了应对研究。此后，他们参与了与防非预案有关的我国《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研究工作。日前，中国《新闻周刊》就防治SARS预案和危机管理的话题走访了该课题组两位成员：副教授顾林生、博士生钟开斌。
新闻周刊：从理论的角度上说，预案的本质是什么？
钟开斌：预案的本质是为危机管理提前制定一个操作计划。一个完整的预案应该包括三个部分：预警、应急、善后。这三个部分分别发生在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形成一个循环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一个简图来表示。（见右图）
新闻周刊：从北京来看，在这次防非预案的启动中，有哪一点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顾林生：我们看到，在市政府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有总后的和部委的负责人在。这说明，去年制定的防非预案中反复强调的属地原则确实得到实施。危机发生时的属地管理原则，在首都尤其突出。去年SARS初期，我们在这一方面也是吃了亏的。但今年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紧急事情发生了，不管是部委、军队，都要听地方政府的统一管理。
新闻周刊：去年制定的预案，今后还会有变动吗？
顾林生：任何预案都需要更新。去年是危机管理的动员时代。正因为是动员时代，预案中有些过严的地方，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今年是巩固的一年，如何把预案做得更精、更高明，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新闻周刊：目前的预案存在哪方面的问题呢？
顾林生：首先，在法律上不完善。预案不是法律，在制定它的时候要多考虑宪法、人权。第二是科学性的问题。在快速反应的同时，注重民主决策，在专家委员会中，要有非医务工作者的加入。第三，各地在预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避免僵化，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最后，预案要相关人等人手一册，才会充分发挥作用。
新闻周刊：从去年SARS过后，全国各地、各行业都在制定自己的应急预案，您对这个现象如何评价？
顾林生：SARS把国人的危机管理意识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种应急预案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我们要谨防走入下面两个误区：第一，过度倾向于预案。预案是必要的，但不能指望预案能解决一切。无论什么行业，都应该坚持平战结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日常的常规管理和长效管理才是最根本的。第二，过分强调技术。一方面，到处都在建网络系统、信息中心。另一方面，基础的健康知识、急救知识都还没有普及，紧急时刻的物资调配常常不到位。
新闻周刊：去年的预案在现在来看是得到了切实的执行，其中还有什么令人担心的地方吗？
钟开斌：中国是一个多灾的国家，但也有健忘的毛病。去年付出这么大代价得来的成果，理应落实和巩固下去。现在政府高层的意识很强，危机管理也是对干部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基层就相对弱一点，有些工作虽然在做，但不是主动地，而是对付地在做。另外，对国民还没有约束机制。现在天气渐渐热起来，公共卫生的状况如果搞不好，还是有很大的危险性。在公共卫生方面，未来致命的挑战可能是在农村。■
转自搜狐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