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一个大国，自然要有雍容自信、不卑不亢的大国公民和开放、温和、理性、宽容的大国心态作为支撑。
近年来，从梁少男事件到西北大学事件再到赵燕事件，极端悲壮、沉抑、愤怒、苦闷、敏感的情绪却似乎成了国民心理的主流。国内外舆论一致认为，民族主义的情绪，已经构成中国和平崛起的巨大障碍。
民族主义虽然是外向的，但克服极端民族主义和构建大国心态却必须从国内着手。
极端民族主义的隐忧
对今天的世界来说，问题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而是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应该是温和的、开放的、理性的、尊重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伊赛尔·伯林曾把这种民族主义称之为“自由的民族主义”，它的理论根基是自由理念和价值多元论。它对其他观念价值是开放的，对内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它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
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观察家白鲁恂谈到，民族主义的发展必须超越种族或民族归宿的要求，建立实质性的内容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设立规范和准则，限制领导人的行为。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缺少像美国的《独立宣言》、《人权宣言》那样的神圣象征，导致它的内容迟迟不能“实”起来，始终在激烈浅薄的排外情绪和夜郎自大的上国心态间徘徊。
一个世纪以来，不少党派、社会集团和知识分子都企图以某种东西去填补这一空洞，比如用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作为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对象，或者回归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重新弘扬儒家的价值理想等等。但是，这样的“民族主义”内容建构尽管可能具有某种一时的填补真空的功能，却经不起稍长时段的历史检验。
而且，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太多历史因素的干扰。当中国人开始探求民族国家建立之路时，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此，首要任务是要争取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力量变得重要起来。最终，民族主义的人民主权的位置被国家主权所取代，就是说，集体的权力超越了人民个体的政治权力。
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侵略、被威胁和被孤立的处境，更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被包围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黄仁宇语），对外部世界有深深的怀疑和不安。国内的中、小学乃至大学的历史教学，更是极力渲染和夸大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是西方列强侵略所致，由此铸成挥之不去的“1840年情结”。
同时，虽然自晚清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几度沉浮，但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一直都保持着“大国心态”，“地大物博”的自豪感如影相随，即便在最危难的时刻，也不忘憧憬民族复兴后的盛况。这样的心态自然是一种不绝望、不放弃的民族精神，但也常常妨碍了中国正常地看待自己成长力量的来源。
曾有的“辉煌”和遭受过的“屈辱”，这二者如此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以致很容易以仇恨西方和目空一切两种极端的方式交替地表现出来。在一个半世纪里，我们对国际社会时常表现出“自大”或“自卑”，而缺乏以平常心看待世界的强者心态。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更让中国人自信心“膨胀”，与外界交往日益频密导致摩擦频率的相应提高，还有中国人在接触其他社会后对自我身份的重新思考及再认识，都是导致民族主义高涨的原因。
于是，有人把举办奥运会与国力、国运、国誉连在一起，“申奥成，则国力强、国运昌、国誉荣”成了很多老百姓想说但没说出来的潜台词；有人提出：“神舟六号要解决用肉眼看长城的问题，这是事关中华民族荣誉的重大问题。”有人念念不忘“抵制外货”、“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或者“打到某某地方去”；有人著书认为“非典”是美国人针对中国的病毒攻击，年纪大的人还想起了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对中朝实施的细菌战。
大国心态的建构
今天在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并不是某些人所标榜的“主人翁意识”的苏醒:近在咫尺直接关乎个人利益的权利意识都未苏醒，何谈宏大的主人翁意识？事实上，极端民族主义们声势浩大的活动，展示的不是真正的民间力量，而是民间的巨大情绪。
托克维尔从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上揭示了大国心态的真实源泉：在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很容易发现自信、宽容、平和、关怀的精神状态。
自信来自对生活基本前景的无忧，宽容来自彼此公平的社会经济地位，平和来自无忧无虑生活后的积淀，关怀来自充满关怀的氛围。这些，在现在这样一个两极分化严重、道德几近沦丧、个人权利不彰的社会，似乎是一种奢侈品。
巨大的社会差距带来的后果，是当置身于财富和知识顶端的社会精英人群提出做“大国国民”诉求的时候，在底层社会解决不了温饱的人们那里丝毫不能引起共鸣。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构建大国心态的关键就在国内。某种程度上，只有当一个大学生不再因为大学学业而负债累累，当千百万在外打工的农民能获得可靠的安全和物质保障时，襟怀宽广、自信从容的民族精神才能在每个人心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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