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引发了印尼蓄之已久的民主浪潮。经营32年的苏哈托强权统治轰然崩塌，曾让印尼国内外的许多人都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普遍希望印尼能够由此开启一个民主、繁荣的新时代。
2004年，印尼迎来了其历史上首次总统直选。7月5日和9月20日，近1.3亿人离开家前往投票站。然而，80％的投票率或许更多地反映了民众的渴望，他们希望能够选出一个新的领导人一扫印尼多年的积弊，带给他们安宁与幸福。
印尼民主的狂飙突进
没有人料到苏哈托政权的垮台如此突然，同样也没有人料到印尼的民主转型会如此之快。
印尼的民主改造是从宪政改革开始的。鉴于苏哈托的教训，印尼的民主改革分成两个阶段。
哈比比发起并承担了第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任内，他颁布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政令，努力营造宽松的社会氛围，对国家权力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造，如引入自由选举；降低议会中军方代表的比例，增加民选代表的数额；将总统任期限定为两届。根据这些改革，印尼于1999年成功进行了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这是印尼30多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
瓦希德和梅加瓦蒂执政期间，印尼酝酿和实施了第二阶段民主改革。这次改革的成果集中反映在2002年的宪法修正案和印尼国会2003年7月通过的一系列法律上。诸如总统选举制度、政党法，以及有关人民协商会议、国会、地方代表会议的宪法修正案等等。根据这些新法律，印尼民主建设又向前跨了一大步：自2004年始，国家总统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军队、警察将保持政治中立，从国家权力机构完全退出；人协将由国会和地方代表会议组成，国会议员将全部由选民选举产生，地方代表会议也将由来自各省民选的代表组成。
这些变化标志着印尼在法律层面的民主已经接近了政治现代化的标准。以至于有人将印尼称为“第三大民主国家”。那么，民主能够实现印尼人的愿望吗？
民主之果的“苦涩”
苏哈托以后，印尼人真的自由多了，人们不用再担心政治迫害，人民拥有言论、集会、游行的自由，华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弘扬自己的文化，政府甚至允许印尼共产党公开活动。然而，如此剧烈的转型也让印尼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一是印尼经济长期低迷，增长乏力，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滑，贫困问题日益突出。民主化以来，印尼经济增长率始终徘徊在3.5％左右，通胀率平均达两位数。失业人口连年上升，2000年为3600万，2001年上升为4000万，2002年和2003年失业和半失业人口仍居高不下。经济状况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并不能全归罪于民主化，但同马来西亚的情况相比，民主的印尼政府不如威权的马来西亚政府更能有效地治理经济显然是不争的事实。选民对梅加瓦蒂的失望与不满，正源于她治理经济的不力。
二是同“新秩序”时期相比，政治更加动荡，社会更加不安定，人们更缺乏安全感。“亚齐”独立运动闹得轰轰烈烈；安文和马鲁古地区的伊斯兰教同基督教冲突愈演愈烈，到2001年，共有3000人在冲突中死亡，10万人流离失所。2000年圣诞节期间，印尼10个城市的基督教堂被炸，仅雅加达就有5座。“9·11”之后，印尼又成了国际恐怖主义在东南亚的重灾区。2002年巴厘岛大爆炸和2003年的雅加达万豪酒店大爆炸震惊世界，就在第二轮投票前十天，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又遭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伤亡。
三是政治腐败有增无减，金钱政治社会化。“新秩序”时期，苏哈托通过权钱交易构筑了自己的商业帝国，造就了一个腐败的权力阶层。虽然民主政府都信誓旦旦要惩治腐败，但往往是旧账未清，自身却被拖下了水。瓦希德上台不久就因贪污丑闻遭到国会弹劾。梅加瓦蒂的斗争民主党在腐败问题上也备受指责。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郭建义直言不讳地批评斗争民主党是印尼“最贪污的政党”。据他估计，每年因贪污给印尼造成的损失多达280亿美元。如果说“新秩序”时期腐败主要集中在权力阶层的话，那么现在的腐败日益社会化。连选举也变成了典型的金钱政治。政党、候选人、选民三者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印尼因此被“透明国际”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民主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任何先于这种水平的民主都不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民主。很显然，印尼民主的条件并不成熟。强扭的瓜不甜，因此印尼强扭的民主之果自然会有些苦涩。
怀旧情绪与强人政治的回归
民主化初期的失落感，让一些印尼人的怀旧情绪油然而生。一些人怀念那个尽管腐败和强权，但却安定和繁荣的时代。据民意调查显示，58％的受访者认为，在苏哈托时代他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一些。
2004年4月，专业集团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隐隐包含着民众希望强势政府回归的暗示，因为专业集团曾是苏哈托政权的组织基础。至于这次总统大选，尽管结果要到10月5日才能正式公布，但对所有选票的清点显示，苏西洛以超过60％的得票率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这进一步证明印尼人决心抛弃软弱的梅加瓦蒂，而选择有军人背景的强人苏西洛。他们已经看到，印尼面临的社会问题太多，软弱的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只有一个强人领导的强势政府才能解决这些难题。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就是这样一个强人。他原是苏哈托时代的三星将军，曾担任过地方军区司令员，后又在印尼国民军陆军任总参谋长。他退役后长期掌管印尼国家安全事务，在处理巴厘岛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冷静和果敢更是让印尼人倾心。选举前后，苏西洛所表现出的强硬姿态，让选民相信他可以在打击恐怖活动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有更实质的表现。印尼制鞋商协会主席苏皮特就说：“我们需要一个能与泰国首相他信、马国首相阿都拉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竞争的总统。”
印尼新政府的使命
军人出身的苏西洛取代文人梅加瓦蒂，会使印尼民主化进程放缓或停顿吗？
可以想见，苏西洛的上台不会是前军人政权的复辟和专制制度的回潮，这毕竟属于过去，任何指望苏哈托式的军人政权卷土重来的想法都是幼稚的。但他的新政权肯定是一个不同于梅加瓦蒂的强势政府，而这种政府也恰恰是印尼所需要的。因此，苏西洛政府会给印尼的民主化进程带来一个整顿和缓行期。
1988年的民主运动推翻专制统治，民主大门突然洞开，一连串的变革如此迅猛，让绝大多数的印尼人在意识上、法律上和实践上都有点手足无措。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乱象环生的无序民主是不足为怪的。可以说，过去4年印尼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任这种无序民主横行泛滥下去，还是对其进行规范、整顿和指导？显然印尼急迫地需要一个反省、学习、锻炼和成熟的过渡期。而在这个过渡期，必须有一个开明的强势政府果断地调节冒进的民主车轮。
在这个过渡期内，政府最首要的任务是建立秩序，因为秩序是一切社会发展的第一前提。为了建立秩序，就需要政府一要强大，二要果断。更为重要的是，印尼已经建立起了现代政治体制。而这样的体制，也将确保印尼政治现代化不会因为一个强势政府的出现，而出现重大倒退。
其次，要建立和健全法制。做游戏必须先立规矩。民主始终是同法制(和法治)相伴相生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没有法制的民主只能是无政府主义，结果是谁也没有民主。建立和实行法制是一个极其艰难和持久的过程。
其三，恢复经济，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积极缓和和解决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贫困和不发达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只有当尖锐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与消除，民主制度才能真正稳定下来。
在这一过渡期，如果印尼新政权能够承担起上述使命，那将是它的人民的幸运。
印尼民主化的软着陆
印尼的民主固然条件不成熟，然而，社会的进步都不是那么按部就班。经济基础的发展总要促进上层建筑的革命，但这个进程何时到来总是带有不确定性，或迟或早。但已经发生的历史总有它的合理性。我们惟一所要关注的是，新政权怎样使变革的进程同印尼社会相适应。新政权必须一方面推动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避免政治变革过快，尽可能地使经济发展同政治发展相互适应，尽快走上协调发展的道路。
要实现这种协调发展，就需要有一个有远见的、“国家利益型”(以国家发展利益为导向)的强势政府。如果印尼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在这个“国家利益型”的强势政府的主导下致力于上述三项使命，努力促进印尼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又能避免民主的冒进，那么，印尼就有可能实现民主化的软着陆，不致让印尼重走回头路。
民主化的软着陆是摆脱“民主－专制－再民主－再专制”的恶性循环怪圈的突破口，其关键是建立起国家利益型的强势政府，在这种政府的主导下，有条不紊地建立秩序、健全法制、发展经济、缓解各种社会矛盾。随着条件的逐步成熟，强势政府的权力逐步减弱，民主逐步扩大，直至高度的民主政治的实现。
幸运的是，今天的印尼已经把选择决定命运的权力直接交给了人民，他们拥有自己命运的最终决定权。苏西洛领导的印尼民主党在议会中输给专业集团党是人民的选择，而苏西洛击败梅加瓦蒂赢得总统选举同样是人民的选择。印尼能够实现民主化的软着陆，走出上述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吗？人们拭目以待。
张锡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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