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辽宁出台了新规定《关于开展服务对象监督投诉公务员工作的意见》，公务员被投诉两次将降职调离。市民如果发现公务员态度恶劣、效率低下或者有吃、拿、卡、要等行为，可以拨打投诉电话进行举报，行为严重者，将被降职、调离岗位甚至辞退。今年以来，其他省市也订立类似的规章制度。
这无疑是加强公务员监督的又一项举措，不过，对公务员的监督不应局限于这样的行政监督。
公务员行使着公共权力，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存在权力滥用和服务质量不高的可能性，需要相应的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除了行政监督外，立法监督、司法监督、媒体监督和社会公众参与等同时并存。当前各地出台的公务员投诉制度，本质上是行政机关对自身的监督，属于同体监督，即上级监督下级。这样的监督有许多优势，如启动迅速、效率高等。
不过由于行政关系的复杂性，牵制因素太多，这样的监督有时候很难落实，会出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现象。在许多情况下，公务员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难以客观公正地自我约束。
从公共权力运行和制衡的一般规律看，保持监督机构的相对独立性，进行异体监督是加强对公务员监督的重要路径。所以我们建议，是否可以让人大也能行使起行政监察权力呢？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立法机关，从法理上讲是人民的代议机构，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是全方位的，完全可以包括对政府公职人员的日常性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对公务员监督有多种具体形式可以探讨。除了日常的政府官员述职审议外，设立行政监察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比起行政机关的监察机构更具有独立性和超脱性，更能有效地监督公务员。此外人大代表深入所代表的选区和群体之中，可以非常便捷地了解公务员公共服务的状况，非常方便地受理选民对于公务员行为的投诉。目前，我们应该加快探索建立人大代表常任制，使代表以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保证来监督公务员的行为；实行人大代表在某地区挂牌办公制度，建立起人大代表与公众的联系通道，公众对公务员有意见可以及时反馈；细化人大代表约见官员的制度，保证人大代表在问题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能向行政官员进行询问和沟通；建立人大自己的调查机构，以便于在必要时进行独立的调查。
媒体曾报道，海淀区政府部分公务员谈到在海淀区政府工作压力很大，因为面临着高校教师兼任的人大代表的压力。可见，人大对于公务员的监督能够强化和实现日常化，那效果是非常乐观的。
我们应看到，在很多情况下，行政监督经常以媒体曝光为起点，往往是先出事再监督处罚。即使媒体曝光以后，某些地方政府作出严肃处理的姿态，实际可能会不了了之，如阜阳假奶粉事件就发生过这样的现象。所以监督公务员要重视事前预防、过程监控、规范导向、制度约束、独立监督，如果能让人大成为公务员行为的监察者，将使得监督公务员的工作向多头并举的方向迈进。
本报特约评论员杨波相关报道见A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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