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前夕因收受区区800美元，副部级官员丢了乌纱帽，在中国可算新闻，在韩国却纯属正常。不久前，52岁的韩国农林部次官(副部长)金周秀与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公干，农民协会干部金某提着一个纸袋进入金周秀办公室，一会儿空手离去。这一过程被稽查人员看在眼里，他们随后突查金周秀办公室，发现了金某拿来的纸袋里装着12个高尔夫球，并从金周秀上衣口袋里找出一个装有100万韩元现金的信封。金周秀没有想到，他的官运竟栽在了一笔并不起眼的节日礼金上。（9月29日《现代快报》）
节日是腐败高发期。韩国人同中国人一样重视中秋节，也习惯于节日向亲朋好友送礼，节日反腐自然成了有关部门面临的共同课题。如何在“人之常情”、“礼尚往来”与借节行贿、变相腐败之间分清界限、界定性质，如何在技术上实施对官员的实时监控，如何充分发挥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惩戒作用等等，对防范和保障国家公务人员廉洁性不受侵犯、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廉洁政府至关重要。由韩国节日反腐行动反思中国现状，我们的反腐制度存在四个“软肋”：
第一，违规标准模糊。中秋前夕，韩国防止腐败委员会专门制定的《惩戒适情性提高方案》文件规定，公职人员即使接受100万韩元以下的礼品、礼金或宴请，只要查实与其职务行为有关，一律剥夺其公务员身份。导致金周秀丢官的100万韩元只约合800多美元，只及次官级公务员月薪的五分之一。设若以人均2000元人民币计中国公务员月薪，五分之一则是400元。以400元行贿官员，即便算行贿者能拿得出手，受贿者恐怕非把其当成神经病拒之门外不可。一个不争事实是，节日乃至平素国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两条烟两瓶酒价值就远远超出公务员月薪的五分之一，而以两条烟两瓶酒“小意思”打点官员，在中国反腐潜规则中是忽略不计、不算腐败的。我们的“软肋”不仅在于腐败量化标准失之于偏低，不少地方反腐至今仍停留于“四条高压线”之类的定性层面。无怪乎当下面对甚嚣尘上、变味异化为腐败道具的“天价月饼”现象，反腐官员表现得既无动于衷，又无可奈何。
第二，廉政监控乏术。农民协会干部金某提着一个纸袋进入金周秀的办公室，一会儿空手离去。这一细节再平常不过，在中国是没人将其当成一回事的。“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马克思语），韩国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其设立了专司监控职责的廉政稽查人员，使“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其厉害之处还在于，“捉贼拿赃，捉奸拿双”，对作奸犯科者当场生擒活捉拿下，未给其留下半点喘息的时机和串供销赃的空间。两相比较，中国在制度设计上则明显相形见绌，我们虽有专司监管的纪检监察部门，却无专司实时临控的稽查人员。我一向认为，监控乏术必然招致监督“死角”、“盲区”，监督乏力缺位，再好的制度也是“聋子耳朵，做做摆饰”。制度设计差别带来的是临督作用相异，我们只能事后被动监督，人家却能事中主动监控，实践证明，人家的监控效力明显优于我们。
第三，腐败成本偏低。在韩国，公务员接受月薪五分之一的外快就会丢掉饭碗，副部级大员接受800美元就丢官，其腐败成本之高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相形之下，上述人事倘如发生于中国，甭说难以即时发现，即使发现了，副部级大员丢不了高官重权、公务员也丢不了“皇粮”身份，遇上较真者顶多给个警告什么的，遇上和事佬说不定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矣。毋庸讳言，我们虽然每节必文山会海重申老生常谈的这个“严禁”、那个规定，之所以公职人员接受礼品、礼金、宴请等腐败现象“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屡禁不止，少数地区甚至愈演愈烈，之所以某些部位出现“前腐后继”、“欲壑难填”、“腐龄前移”的尴尬难局，不能不说与我们的腐败成本过低不无干系。
第四，惩戒理念落后。连韩国稽查人员都觉得，金周秀收受100万韩元礼金尚够不上受贿，来个“下不为例”也未尝不可，加之金又是总统卢武铉的亲信，3个月前政府改组时刚走马上任，他们曾想放他一码，不追究其受贿问题。然而卢武铉总统为推行其倡导的反腐新政，断然“挥泪斩马谡”，致使事发4天后金即因礼金丑闻而辞职。冷静反思我们自己，对违法乱纪者不是沿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祖宗之法”，就是重症轻治、轻症不治，还美其名曰“人性化”。殊不知，小症不医，大症不治，无数教训昭示我们，不讲原则、感情用事地对道德沦丧、人性泯灭者“人性化”，只会养虎成害、养痈遗患，导致其日后愈加“非人性化”。在我看来，差别背后折射的是中韩廉政评价理念不同，如果说韩国推崇的是“白璧无瑕”廉政理念，中国信奉的则可谓是“瑕不掩玉”廉政理念，两相对比，孰优孰劣，多年来两国反腐实践已给出了答案和佐证。
(稿源：红网)
(作者：陈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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