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近30年，成功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然而，接踵而至的人口老龄化、艾滋病快速传播、严峻的就业形势等问题，让中国政府倍感人口压力。日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强指出，“中国虽已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但仍存在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等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仍面临巨大挑战。”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中国老龄化速度已逼近世界之最。
人口低生育水平的出现，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伟大成绩。降低人口生育率对于减轻中国未来发展的环境压力、就业压力和社会紧张的压力有关键性的意义。事情当然另一面——人口的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已经使中国步入老龄化阶段，使中国在就业压力尚未解除的时候迎来了社会养老的压力。但两者相比，我们还是要为中国出现的人口低生育水平而喝彩。
人口的高出生率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贫穷的农民和小农经济的结合所产生的生育动机。当劳动力是主要生产手段的时候，多生孩子意味着增加生产能力，也意味着扩大社会权力，尽管这种能力和权力会受到土地权利的制约。这种客观事实产生了中国农民的“多子多福”的观念。这种观念又进一步升华为中国早期政治家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治见解。孙中山憧憬过中国人口的数量扩张，毛泽东说过“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话。甚至在战争观念中也出现了用“以十抵一”来换取胜利的战略思想。就这样，微观的人口增长动力和政治上对人口增长的鼓励，再加上和平的环境，使中国发生了持续20余年的人口快速增长，给中国创造出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好在我们的政治家们最终清醒了，认识到了人口增长的负面作用，于是有了上世纪70年代人口政策调整，有了少生3亿人口这样巨大的社会成绩。
节制生育、人口增速下降的好处已经在中国社会显现。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固然主要与农民各种工作选择的比较利益有关，但与农民工的供应量变化也不无关系。目前城市打工族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发生作用以后出生的人群。现在25岁左右年龄的人口数量集团明显小于前10年同样的年龄人口集团。这个现象将持续下去，并对中国调整劳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在经济总量保持较快增长的条件下，人口增速的相对下降将有助于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的积极因素。社会转型归根到底是要求人们在公共领域加强合作，通过社会范围的协商解决公共事务中的问题。人们富裕了，合作的收益会大于合作的成本，剧烈冲突的可能性就减弱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总是人们心头忧虑的事情。任何一件有助于这种转型稳定发生的事情，总是令人高兴的。
保持人口低出生率的政策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我们不用过分担心人口老龄化这样的负面政策效应。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将大大提升智力活动的价值，给老年人延长社会服务时间提供可能。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老年人会成为志愿者群体中的重要力量，这对增加社会福利很有积极意义。
也不用担心人口增速放慢带来所谓经济增长的停滞。近十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低速增长的原因并不是人口的减少或劳动力供应紧张，而是因为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下一次技术革命充分展开之前，这种停滞将继续下去。中国正在一并感受着在发达国家先后出现过的几次技术革命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以后出现的劳动力供应紧张只会影响到国民收入的分配，不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劳动力的相对短缺将推动中国各种传统产业的技术更新。
近些年出现的新生儿性别失衡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我不赞成有的先生把这件事提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不必然直接导致这种后果。这是政策不配套的结果，可以通过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来解决。
低生育率政策实施的难点仍然在农村。加速农村城市化，加快农村人口向现有大中城市的转移，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都是促进节育的根本途径。提高农村人的教育水平，特别是加强对农村女性人口的教育，是实现节育的重要措施。
(作者党国英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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