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的李宗发律师日前向该省人大提交了一份《四川省父母家庭关系的规定》（简称《孝法》）立法草案建议稿。这条新闻之所以引起舆论关注，可能与它带有点“以孝治天下”的意味有关。“以孝治天下”是自两汉以来为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又是被“五四”以来反传统的斗士竭力批判的。
“孝”是儒家最看重的伦理观念，儒家的典籍《十三经》中就有《孝经》，《孝经》中孔子说“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孝”被提高到治国的高度上来认识，是由古代社会性质决定的。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儒家思想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宗法社会中人们是由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并按照辈分及亲疏远近建构了等级秩序。在这种制度下，父母对子女有绝对的支配性，子女应主动接受这种支配，这就是“孝”。儒家把它视为最高道德，法律更注重保护它，自南北朝的北齐起，正式把“不孝”列为“十恶”大罪之一。如犯“不孝”罪，即使遇到大赦也在不赦之列。到了元代，郭守敬从历代“孝”的故事里选了二十四则特别极端的，编为通俗读本，后配以图画，这就是影响极大的《二十四孝图》，它也最为接受了现代思想的人们所诟病。鲁迅曾说，《二十四孝图》中最让他不解，乃至反感的就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因为这些故事把“孝”提高到了极端，并把它与一般人情对立起来，否定了个体的价值。这是呼唤思想解放、倡导民主科学的“五四”志士们所不能容忍的。
经过近一百年的思想反复，我们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体系虽然是宗法制度的意识形态，但它能流传数千年之久，一定含有超越宗法、反映人性人情的普世性因素，目前许多思想者（包括新儒家）正在积极发掘它，以期促进民族文化整合，建立民族的自信心。
李宗发提出要用法律规范公民特别是干部的“孝”的问题，对此，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肯定。如果“孝”仅指尊重父母、孝敬父母，那是任何文化中全都有的，近百年来任何时期也没有完全否定过；如果指对父母的照顾和赡养，那是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又没有能完全解决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所必须的，《婚姻法》也规定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和父母要求赡养的权利；如果把“孝”作为一种评价人、乃至干部的价值体系，甚至作为评价中最重要的价值，那就值得审慎思考了。
过去我们有过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历史，把阶级归属作为社会的最高价值、乃至一元价值来认定。而且把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与阶级归属对立起来，要求出身不好的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提倡父母子女之间的揭发批判。结果是这种做法正面的效用不大，反而败坏了社会风气，毒化了人际关系。
我们知道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乃是“天理”，一切“人理”（社会规范）都要服从“天理”。因此唐代的《唐律疏议》中就有“同居相隐不为罪”
（亲属之间可以不互相告发）的规定，现代欧美法律中也有类似规定。我们不怀疑有的亲属之间揭发是激于大义，但更多恐怕是为了“大利”。因此社会要注重“天理”，“天理”所表现的是人的先天的底色，“人理”可比作后天的彩绘。只有底色洁白，彩绘才能绚烂夺目。
这只是一般道理，如果用这个道理去立法就会遇到许多问题。因为“孝”还是属于“私德”这一范畴，而当公务员或干部掌握公共权力，“私德”好的、天性淳厚的，并不一定是能够掌握好公共权力的公务员，这就与孝子不一定就是伟大的科学家一样。汉代选官是察举制度，被乡里评价为“孝”的，可以作为“孝廉”保送到朝廷授官，人们相率而伪，留下著名的歌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因此成为千古笑柄。
王学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相关报道见今日A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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