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俄新社联合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55周年之际，谢尔盖·齐赫文斯基院士又一次来到中国。作为前苏联驻华总领事，他是1949年苏联驻华最高长官，1949年和1999年的国庆观礼台上，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当《国际先驱导报》和俄新社对他进行联合采访时，他愉快地回忆起了55年前中苏建交的前后。
大典前周恩来四天四夜没睡觉
我是中国1946年爆发的内战的见证人。我先任当时设在北平的苏联驻中国北方使馆的代表，后任总领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是1949年1月31日进入北平的。当时我接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我以个人身份（即不能以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与新政权保持接触。我与北平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将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北平的新政权很快就制止住城内的混乱局面。人民热情而积极地支持新政权，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民主党派的代表纷纷从香港、欧美等地来到北平。3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北方农村西柏坡迁入北平。
1949年10月1日清晨，我去火车站接苏联社会人士代表团。十分意外地在车站见到了周恩来，他头天晚上刚刚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双目紧闭，身边两个警卫搀扶着他。周恩来的秘书赶忙走过来，请我不要打搅总理，他四天四夜没合眼，一直忙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当火车出现在站台，周恩来被唤醒，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就去迎接苏联代表团。来宾们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
五六个小时之后我已经站在天安门旁刚刚用木头搭建的观礼台上。那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毛泽东宣读了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然后按下按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令人振奋。
在开国大典上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向我转达口信，请我不要离开总领事馆，正在起草一份紧急公文需要交给总领事馆。我回到了总领事馆，周恩来的秘书韩叙很快就来了，他带来了总理的信函。周恩来代表政府通报说，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希望能够得到世界上所有友好国家的承认。我立即向莫斯科发了电报。第二天早上，莫斯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刊登的关于成立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和周恩来的信函。
不久莫斯科指示我就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的任命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我拜访了周恩来，并征得了同意。罗申到北京上任，很快举行了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的仪式。仪式非常隆重，中央人民政府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出席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苏联使馆举行庆祝十月革命招待会。前来出席招待会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各位部长。12月6日毛泽东乘坐火车启程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典活动。大使陪同毛泽东到莫斯科，而我只送到边境。
我在苏联驻华使馆又工作了半年，并应周恩来的邀请在人民大学刚刚成立的培养外交官的系里教授外交史和国际法。1950年6月我卸任回国。
毛泽东就像一位哲人
我感到周恩来很务实，思维敏捷，他能够控制局面和立即解决问题。在中国领导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他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的人。当时周恩来领导着帮助中国修复铁路的苏联专家，国民党撤退时破坏了铁路，斯大林把前铁道部长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瓦廖夫派到中国。
1949年6月的一天，科瓦廖夫到总领事馆找我并问道：“想不想见毛泽东？”我说：“想倒是想，可毛泽东愿意不愿意见我呢？”“当然，他请你今晚去作客。”
毛泽东当时住在北京郊区的西山。在警卫的陪同下我们乘车来到了毛泽东的驻地——双清别墅。别墅在山上，四周被松树环抱，那里的气候比较凉爽。周恩来、刘少奇和司令员聂荣臻迎接了我们。
我们聊了会儿，突然所有人都不说话了，并转身向左边望去，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慢慢地走上中式拱形桥。科瓦廖夫和我迎上前去，毛泽东长时间地握着我的手，询问我是谁，在哪里学习，到中国多长时间了。
然后大家步入饭厅，坐下边吃便饭，边讨论国内形势和战局。晚餐的气氛很随便。
饭后，科瓦廖夫、周恩来、刘少奇和翻译都集中到桌子的另一头，将各种修铁路用的资料摊在桌上研究工作。我和毛泽东留了下来。我接二连三地向毛泽东提出种种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与我的论文有关的问题（1945年我在莫斯科大学进行了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孙中山的对外政策和他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写过纪念孙中山的文章，所以我向他询问有关情况。毛泽东对我详细地评价了孙中山，认为他是个伟大的革命者、民主主义者。
这个题目谈完了，可科瓦廖夫他们还在桌子那头忙着。我又向毛泽东提起中国19世纪末清朝的变法维新运动。我写过这一运动领导人康有为的传记。毛泽东同样滔滔不绝地回答了所有问题，并肯定了我的观点。
毛泽东就像一位哲人，有很深的内涵，很自信，能够左右局面。我还看到，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他享有很高的威信。
毛泽东的知识之渊博令我惊讶。他甚至知道，苏联试图改革中国的象形文字，改用拉丁字母拼写。我的老师、已故院士阿列克谢耶夫与中国学者一起研究过这个问题。毛泽东了解这件事，他说，在延安他们考虑过这个问题，得出结论是：象形文字是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遗产，拉丁文字是根本无法替代的。
中共政策是深思熟虑的
我对中国最主要的印象是中国正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新旧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领悟到一种有前途的国家思维定式，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就非常形象地表述了这种思想。国家的内外政策都依次安排得井井有条。我感受最深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俄罗斯时我在莫斯科，我与他见过两面。第一次是大范围的，他会见实业界和友好协会的人士，做了长达一小时的精彩报告，指出科学和新技术的作用。第二天早上，温家宝请来科学院主席团的几位成员，有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冶金学家和聚合物学家，我也参加了。他请在座的每个人谈谈如何与中国科研单位进行科学合作。中国总理对所有这些问题的了解程度令我吃惊。他懂得科学的作用和两国科学家交往的作用。我非常高兴，普京总统将访问中国，毫无疑问，这次访问将继续推动两个伟大邻国的进一步接触，有利于两国的发展。我对俄中关系十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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