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相亲工厂

　　■本刊记者/罗雪挥 □/邓翔

　　不自由的恋爱。自由恋爱的不自由。不自由恋爱的自由 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方式，有一天，自由至上的你也许会突然发现，相亲，竟然是进入婚姻的最自由的路径！

　　其实，你不过是选择了一个新式“包办”的配置——那将是自由恋爱、“包办”婚姻和离婚自由的三位一体。

　　欢迎来到不纯真年代。

　　当一个人孤独地在京城过完2004年的农历新年后，韦嘉（化名）暗自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在今年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这时她即将迎来自己的31周岁生日。

　　韦嘉，一个长相秀丽，身材高挑的女孩，居住在北京的一名自由职业者。在偌大的京城拥有一套两居室，月入万元。但此刻的她，丝毫没有惬意的感觉。

　　独自一人的生活让这个内心没有安全感的女孩养成一个习惯——睡觉时，要在头部周围放三个枕头——只有在如此温暖的环抱中，没有依靠的漂泊感才会慢慢淡去。

　　“生计无愁了，却突然发现自己找不到感情的归宿，”韦嘉说，“除了没有遇到非常好的另一半，基本上，我是快乐的。”可这快乐是不完整的。她甚至常常悲观地想：爱情可能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这个苹果被切成两半后，分别被生命的无常抛到无向的他乡，一半遇到另一半的机会便小了很多。

　　韦嘉从事的是新兴的色彩咨询职业，曾经历过一场不愿再提及的自由恋爱。在她的职业经历中，接触的客户99%是女性。最要命的是，周围的“死党”先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落单的韦嘉感觉自己就像美国著名的约会指导顾问雷切尔·格林沃德说的那样，“由于生活圈子的局限和个性的束缚，择偶的余地大大缩小。年复一年，找个好丈夫越来越是奢求。此时已是‘婚姻9·11’！”

　　在这种情形下，韦嘉不得不选择了相亲。她找过婚介所，“那种相亲的方式很别扭，像是拉郎配”，她说。

　　相亲梦工厂：那个爱情降临的晚上

　　Speed Dating（快速约会）的出现犹如天赐。这种源于加拿大的新新相亲方式正风靡欧美。在美国HBO最热门的电视剧《欲望都市》中，人们观摩过原汁原味的Speed Dating，一般以10男10女、20男20女的形式出现，喝下午茶或吃晚餐，最终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里，认识最多的异性。

　　自从舶来中国后，它旋即便侵袭了北京、上海、厦门这些时髦的中国大城市。Speed Dating中文的翻译千姿百态：“8分钟交友”、“快速约会”、“集体约会”……但核心词汇只有两个：“约会”和“快速”——帮助人们 “约会得聪明些，而非更久些”。

　　2003年底，在一个叫做“浓情巧克力”的俱乐部的组织下，一批北京白领们开始了自己的速配约会。韦嘉从朋友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几乎没有太多的迟疑，一个周四的晚上，她走进了“8分钟约会”活动的现场。

　　这是一个装潢雅致的酒吧。8位女士分别坐在8张桌子的后面，8位男士按抽签序号坐在每位女士的对面。约会的主持人摇响了开始的铃声，他们开始交谈。随着每隔8分钟一次的铃响，男士就得站起身，和另一位还陌生的“她”开始新一轮交流。一个小时后，每个他（她）与其他8个她（他）都相识了。

　　韦嘉第一个面对的，是一位软件工程师。他是位热情开朗的男士，不过才27岁的年龄让韦嘉的兴趣打了折扣。“8分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对于那些没有感觉的人，8分钟会很快过去，不至于显得太无聊或者太难以应对”。

　　第二位男士走到韦嘉的对面坐下。这是一位从新加坡回来的“海归”，他对韦嘉的职业表示了好奇。交友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也许只是一种体验，一种简单愉悦的交友体验。8分钟约会把交友的主导权交给了参加活动的每个人，让他们自己去选择。这恰恰是整个活动最激动人心的地方。

　　约会主持人不时提醒韦嘉们，“你想再见到他（她）吗？如果想见到他（她）的话，就在表上划个钩。”如果约会者希望约会第二次，“8分钟约会”组织者会告诉约会者怎样联络。

　　韦嘉下意识地看了看手中的表格，“今年是甲申之年，按照中国古代哲学说法，甲申之年往往是对过去悬而未决的事情有个交待。”当她抬起头时，她注意到了他的眼神，而他正向她走来。“他叫陆轩，是研究生物工程的。我们自我介绍完后，就做起了心理测试题。真不知道他怎么记得那么多？” 这个8分钟过得非常快，以至于约会主持人不得不再三催促，陆轩才走到另一张桌子。即使这样，韦嘉依然能感受到他关注的目光。

　　一个小时很快就结束了，韦嘉在表格上划了三个人的钩，当然包括陆轩。在48小时内她将得知道对方的态度。“这是一场灵犀相通的相亲游戏。”

　　第三天，她接到了陆轩的电话。20天后，两人确定了情侣关系。目前，他们已经相约去见双方的父母，结婚进入了倒计时。

　　这是“8分钟约会”的真实故事。这个看似游戏般的“相亲工厂”，让爱情在精心设计，毫无防范的晚上降临。

　　现代相亲的现代性

　　像韦嘉这样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在这条快速约会的流水线上，相亲工厂的爱情出产率尚不到1%。但北京“8分钟约会”的组织者浓情巧克力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王欢解释说，据她们统计，彼此都表达爱慕意向的男女占到参加人数的40%——王欢称之为“配对率”——只是由于他们尚在交往，没有明确情侣关系，所以不便统计在成功之列。

　　据“浓情巧克力俱乐部”创始人罗红介绍，自从去年12月26日组织第一场快速约会后，每天平均有50人次通过他们的网站报名要求参加活动，到目前，他们已经为300多人安排了9次派对。参加者大多数是企业白领，甚至不乏金领。

　　由于外埠报名者甚多，罗红计划在年中将“8分钟约会”的分场推广到大连、长春、成都、深圳等地。

　　相亲还是那个相亲，只不过在经历了上世纪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闭“小农经济”后，今天已发展成相亲工厂的“工业革命” 成为了一种针对特定人群的工业，批量制造爱情机遇，将婚恋过程瞬间提速的流水线。

　　在上海，《申江服务导报》曾举办过一次有500人参加的大型集体约会，由于人数众多，每一对的交谈时间不得不缩短到5分钟；而在厦门，“相亲工厂”依托一个叫“嫁日”的单身社区网站蓬勃开展 从去年11月为10男10女组织集体约会后，每个周日的晚上厦门都会启动这样的浪漫之旅，现今，会员人数超过两万，70%以上的会员具有大专、本科学历，至少已经有400人体验了相亲工厂快速约会的激情派对。

　　性竞争的丛林？

　　早在1950年，中国颁布第一部《婚姻法》，就以法律的庄严正式确认了自由的合法地位，然而对于这一代看着琼瑶、三毛长大，曾经无比憧憬浪漫的自由恋爱的70年代生人而言，竟然还有这么多的人需要相亲！

　　“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黑龙江婚姻家庭研究所所长郭砾表示，上世纪90年代末他们对哈尔滨市的调查显示，在已结婚的人群中，通过相亲成婚的比例仍高达74%。“相亲一直是中国婚姻的主流，”而自由恋爱，可能有过此经历的人并不少，但成功比率却比较低。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结果：为什么经历过流血牺牲才争取来的婚恋自由，并没有解放全人类，不管是简单的爱还是复杂的爱，不管是封建年代还是网络年代，自由恋爱都是相亲结婚的陪读？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学者于长江有一个有趣的观点：自由恋爱，一切靠自己，但事实上很多人的最大困难，不是决定跟谁不跟谁，而是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候选人 如果你没有能力展示自己、交换信息、吸引注意，你也就不可能“猎取”足够的候选人。不管是从社会性还是动物性来说，性竞争的本性，都决定了总是少数人占有性优势，而多数人不拥有这种优势，所以自由状态下的恋爱，实际上等于在感情上重新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有的人总是有性伙伴过剩的倾向，另一些人则肯定是失缺。

　　有感情经验的、外貌好的、地位优越的人，远远强于其他人，在感情市场上成了“大鳄”，而别人，就很不利，不是被征服拿下（异性），就是被排挤出局（同性），这是不平等的 自由导致的不平等。

　　“你要自由，你也要负全部责任，而在这种负责的过程中产生的代价，经常会超出自由带来的那一点好处，因此，真正拥有自由的人，往往会选择逃避自由”，于长江这样解释大多数人选择相亲的常态与渴望自由爱情间的矛盾。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一种苦行，能有勇气享受自由的，绝对是一些另类。”

　　一个和八个

　　自由恋爱并不如想象般如意，回到父母包办的婚姻又不甘心，事实上，中国正在全面步入“迟婚年代”。黑龙江婚姻家庭研究所所长郭砾介绍，“现在中国大、中城市平均初婚年龄已经到28岁，甚至29岁，比解放初期推迟了近10年。”

　　跨在古人“三十不婚而不婚”的门槛上的人们，不等，不甘心；等，又等不起。相亲工厂便如春季的感冒般流行起来。

　　以写婚恋问题见长的专栏作家陈非子特别赞同相亲工厂的游戏心态：“更自然，更有品味，更幽默，更符合人性。”

　　她把这种方式称之为“公共关系中的性交流与性吸引”，认为人的生活有可说与不可说两部分，相亲工厂把不可说变成了可说，而与传统婚介相比，相亲工厂又因为充满了变数和随机性，所以仍然有浪漫发生的可能且压力不大。

　　“至少你认识他了,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好玩的形式下认识的，我再找他不觉得别扭，我觉得他不爱我我也舒服。即便失败了，也没有人会觉得怎么样。社会化给人心理上的暗示是不一样的。”陈非子说。

　　有趣的是，参加相亲工厂的人与网络大都有不解之缘，为了避免被拒绝的尴尬以及被骚扰的困扰，组织者要求参加者不要询问姓名及工作单位，而是使用类似网名的化名，于是，“石头猪”、“金银岛”、“香奈尔”，在相亲工厂里飞舞轻扬的是似曾相识的网路面具，爱情以点击率计算。

　　因为是流水线作业，快速相亲的人均价格也远低于传统婚介，在北京，参加一次“8分钟约会”花费120元，可以与8个人相亲，而在厦门参加一次只需要50元，省钱、省精力且省时间。

　　北京某广告公司任职的孟先生，今年34岁，8分钟的集体约会让他十分兴奋，“我平时工作繁忙，没有更多的时间用在交友上。一小时能认识8个女生，是件很有效率的事情。”

　　罗红说，相亲工厂比传统的相亲轻松自如，比泡吧有更多的机会认识陌生人，比网上交友更安全，比单身俱乐部的活动有更强的针对性。

　　于长江认为，相亲工厂这种新式的包办，是现代人的新发明，它集中了自由恋爱、“包办”婚姻和离婚自由这三种模式的所有好处，既创造了机会，还掌握着自己的决定权，又有抽身而去的自由。

　　难怪，在美国的“8分钟约会”网站上，会打出这样的广告语：“快速、有趣、没有压力，8分钟之内，一切都可以发生！”■

　　相亲的“经济学原理”

　　■本刊记者/罗雪挥

　　自由恋爱的方式，更像是“专卖店”；但是如果专卖店一直缺乏客户，人们考虑到时间成本，就可能转入类似“百货公司”式的婚姻介绍所；而“8分钟约会”，好比是进入了“快餐店”，意味着“相亲”这样的事已由精雕细刻的手工制作进入了大工业化式的流水线

　　赵晓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曾发表《单身女子的经济学分析》

　　新闻周刊：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8分钟约会”这种新兴的现代相亲，该怎么理解呢？

　　赵晓：对于年轻女性，包括年轻男性，青春就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是垄断稀缺性的，他们因此对于自我品牌的评估很高，所以一般只愿意开一个“专卖店”，也就是一般倾向于单独的交往、个性化的交往，而不喜欢扎大堆的“百货公司”的谈对象法。

　　开专卖店需要有成本，这个成本对于他们来说是上天所赐予——年轻的时候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等待。但是如果专卖店一直缺乏客户，手中的资本也花得差不多了，考虑到时间成本，他们就可能转入其他方式，比如类似于“百货公司”式的婚姻介绍所。

　　参加“8分钟约会”，在我看来实在是好比进入了“快餐店”，意味着“相亲”这样的事已由精雕细刻的手工制作进入了大工业化式的流水线。

　　新闻周刊：转移的过程里是否就会有一些成本损失？

　　赵晓：对，但是因为青春资本已经不多了，需要尽快获得回报，必须寻求这种更快捷的进入方式，以达成婚姻市场的均衡点。

　　新闻周刊：为什么通过这种“8分钟约会”相亲的方式成功率不算高，我指的是最终成婚？

　　赵晓：这可能与游戏规则有关。

　　比如，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参加的话，可按照双方特点及要求分类，如把男女分成“海洋类”，“大地类”，“天空类”，让能够合拍的类型去海阔天空地配对，可能效果要好得多。

　　新闻周刊：那么我们该如何把它与古代传统的相亲模式比较？现代新相亲方式是进步还是落后？

　　赵晓：古代相亲模式正是一种专卖店的方式，不过不对外公开而已，有点像私家会所。事实上要从品牌打造的角度来说，古代的年轻女性价值可能更高。而现在，虽然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未必能够得到成功的选择。所以，我认为相亲很难用进步还是落后来评判，只能够说是演化吧。

　　演化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你不能够证明现在的婚姻是否比我们古代更幸福，只是表明社会已经发生变化，人们从过去的一种均衡演变到现在的一种均衡。现代人可以自己自由选择，可能比传统效率更高了，但是如果考虑恋爱和婚姻的总和成功率，也并不见得大。

　　新闻周刊：为什么现代人愿意为相亲付费？

　　赵晓：一些人主要是因为专卖店开不下去了，不得不换另外一种方式试试，另有一些人则是因为时间紧，所以主动选择这种高效率的相亲方式。对于这部分人来说，金钱不是问题，比如单身女性，有积蓄，也有成就，问题是时间。这种形式只适合有钱没闲以及不得不从专卖店撤出的人。

　　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相亲结婚这种个人的情感需求会变成一种商机？

　　赵晓：我的观察表明，婚姻从来不是个人情感的需求，而且好的婚姻并不见得与情感成正相关。婚姻肯定包含着情感的需求，但是也有很多实际的考虑。

　　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大家已越来越不注重感情，有人说爱情好找，婚姻难求，也有人说两性的生活好找，但是爱情难求。结果爱情和婚姻都变成了奢侈的稀缺产品。爱情、性与婚姻在中国已分开。■

　　漫漫相亲路

　　原始社会：婚恋史上的原始社会时期仿佛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华夏族人，尚无宗法理制来约束男女情事，穹庐做帐，草木为床，原始的激情于旷野上奔腾。今天，生活在泸沽湖畔的摩梭人还保持着走婚的风俗，一年一度的三月对歌节是阿哥阿妹们的集体相亲礼。

　　封建社会：“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是这两千多年的主题，两个素未谋面的青年遵从父母大人的指令结为夫妇，婚前的沟通全赖媒婆的一张巧嘴。严密的包办婚姻系统下，反倒助长了电光石火般剧烈爆发的爱情传奇的流传 通常是青年公子在墙头马上或者元宵灯下与佳人惊鸿一瞥，从此神魂颠倒，两下相思。

　　民国：失去了天子的中国重新开始百家争鸣，西方的罗曼故事和好莱坞电影一起搅乱了千年帝国的生活，在时尚的大城市，新派人物的作风之一是与原配妻子仳离，在社会交往中寻找自己心仪的新女性。他们在那个时代写下的情诗直到今天依然灿烂。

　　但对大多数温良中庸的国人而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没有过时。民国报纸上常有这样的结婚启事：某男某女经某人介绍，双亲同意，于某日永结同心，特此昭告亲友。置一桌酒席由父母亲戚陪着相亲，合完了生辰八字，然后定下的婚姻关系才是正当和光彩的。

　　解放初期：经历了多年战火和革命浪潮的洗礼，于是“同志”这个没有性别色彩的称呼和“爱人”联系在一起。通过相亲获得“爱人”的途径只有两种，一是朋友介绍，二是组织安排。花费太多时间追求个人感情虽然没有不被允许，至少也被认为不够先进。介绍人以谈革命工作为理由将两个人召集在一起，往往就是恋爱关系确定的标志。结婚照上，这个时期结合的大多数夫妇穿一个式样一个颜色的衣服，惟一的区别只是尺寸大小。

　　文革年代：八个样板戏中听不到一句跟相亲有关的台词，温情和爱恋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作风”。中国人被分为三六九等，选对象要看出身，看成份，工人和贫下中农是硬杠杠，共产党员是最佳配偶。地、富、反、坏、右分子则注定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但是革命斗争仍取消不了男婚女嫁，在上海的外滩，一对一对紧挨着倚靠在黄浦江的栏杆上谈情说爱的情侣，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筑起了一道“情人墙”，把革命的高音喇叭变成了背景音乐。

　　改革开放之初:一部《庐山恋》成了国人重新直面情感生活的标志。青年男女们又在公园里谈起恋爱来，相隔两地的情侣耐心地互致情书，大学校园里偶尔也能看到某个衷情男子站在女生宿舍的楼下等上一昼夜。个人征婚广告也铺天盖地地出现了。但无论自由恋爱如何正大光明，对大多数人来说，相亲仍是逃不掉的选择。

　　网络进行时：现代相亲的装备如下：电脑，手机，信用卡，安全套。新新人类的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网络随时为他们开启通向异性的大门，只需要手指轻敲键盘，他们就开始畅想电脑另外一边那个是轻舞的仙子还是丑陋的恐龙，还没等电脑屏幕烧得发热，相亲的时间地点就已经定好了。第一声问候总是这样：你是万人迷吗？我是小李飞刀。天知道，他们的相亲是在天亮之前还是天黑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