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怀想二胎

　　“上海生育二胎政策松动”的消息，又一次燃起了城市白领们拥有两个孩子的梦想。然而，无论是中国的人口现状还是来自官方的政策解释，都让这种梦想只能停留在“怀想”阶段

　　■本刊记者/罗雪挥 □/蔡双燕

　　“房子要住就住2层，孩子要生就生2个，这才是生活质量呢！”居住在北京中关村一个高档小区的李冰，心仪邻居宽大的复式房子之余，更羡慕邻居家里那对并非孪生、活泼可爱的兄妹俩，两个孩子一起出门，总是成为令路人羡慕的风景。

　　其实这种景象，放在20多年前，不过是稀松平常，可是如今，两个孩子就太惹眼了。

　　超生“富贵兵团”

　　周女士也拥有两个女儿。大女儿7岁，小女儿3岁，老大从公立幼儿园转入相对昂贵的私立幼儿园后，周女士松了一口气，自己的女儿不再那么突出了，25个人的小班中，有两到三个孩子属于有两个孩子的家庭——这些孩子的父母不是所谓港澳台或外籍人士，而是民营企业家、私营业主、海归、或者是其他经济条件较好的“薪富”阶层，周女士的先生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拥有两个孩子，已经和拥有一处大屋、一款名车一样，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新梦想。

　　与源自讽刺小品的“超生游击队”不同，这是一个高素质的“超生富贵兵团” 一小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开始考虑采用改变国籍或者认缴罚金的方法，将自己的后裔乘以2。

　　最近从上海传来的消息，特别鼓惑了城市白领们的心：新颁布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关于生育二胎的种种政策有了“松动”。比如三种人群再生育规定从适用于农业人口扩大到非农业人口；增加了4种再婚夫妻再生育的规定；同时取消了原有的生育第2个孩子应间隔4年的规定，等等。

　　伴随这个消息的，是一项对上海年轻男女的调查。它显示，随着年龄增长，他们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让学者专家吃惊的是，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双高”的白领阶层，对生第二个孩子最感兴趣。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其他城市，2002年，国家计生委宣教司曾委托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开展“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并出版了《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一书，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个百分点。有趣的是男人比女人更愿意多要一个孩子，其中，49.7%的“爸爸”想要第2个孩子，而“妈妈”有此愿望的只有43.4%。

　　而据《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一项对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调查表明，近八成的博士、硕士认为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较为合适，由于理解国家政策不可违背，所以，近四成的人考虑到国外去生二胎。

　　这一批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构成了当今城市中特殊的“怀想二胎”的主力。

　　为什么是2个？

　　一对夫妻中间夹着一张稚嫩的孩子的脸，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三口之家变成了中国城市家庭的标准版本。

　　江玮就是在这种习惯状态下看到了一张一家四口的照片，照片的主人是一对双胞胎的父亲，而且是一对龙凤胎，合影上男女主人各自抱着一个“小相似形”站在一起，“那种感觉真是震撼性的”，她说，“看过这张照片，再看三口之家的照片就会有一种不完整的感觉”。

　　不完整的感觉并非只是视觉上的。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没来由就淌眼抹泪，拿情捏性，又谁知她不是因为独生子女的身份——“别人皆有兄弟姊妹，独她没有”——而缺乏安全感，导致神经衰弱？而当年的张爱玲，小时候因为知道自己没有弟弟长得漂亮，所以处处留心着要表现得聪明乖巧，如果没有弟弟，恐怕她也不至于如此早慧吧？

　　目前已经是两个女儿母亲的周女士对此深有体会，“我并不是有意违反国家政策，而是从孩子的心理发展过程来说，我认为两个孩子比较合适。”

　　周女士介绍，自从有了个妹妹后，老大性格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独生子女那些特殊的脾性，如自私，自我为中心改变了许多，连幼儿园的老师都反映，孩子如今特别有责任心。而且由于姐姐能够带着妹妹一起玩，妈妈反而比带一个孩子的时候省了很多心。

　　多一个孩子，似乎也多了一道安全系数。目前管理着一间培训公司的于昕说，“假如有第二个孩子，将来父母都不在了，孩子和孩子间还可以互相商量，彼此有个照应。”

　　对于今天正处于生育年龄的城市青年父母，兄弟姐妹一大堆不过是少年成长期最平常的记忆。电视剧《军歌嘹亮》里有一幕非常有趣且令人印象深刻：父亲一声哨响，家里的大小孩子一溜排齐，随着父亲的哨声在屋子里转圈，围着桌子操练正步。事实上，在这种家庭长大的人，在怀想二胎上最不屈不挠，而且最具想象力。

　　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赵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两个孩子的坚决“怀想”者。从小在融洽的多子女家庭里长大，赵先生喜欢热闹的感觉，虽然儿子刚满一岁，他已经憧憬着两个孩子的幸福时光：“关于二胎的想法我还没有和太太沟通过，但是有了孩子简直太好玩了，两个不嫌多！”

　　有趣的是，不管是实际拥有还是心怀梦想，几乎所有被访问的城市父母，都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组合，并不想再多生第三、第四个，甚至不指望将来靠孩子养老。

　　怀想二胎，既不愿违反政策，又不想放弃希望，因此每一次有关城市“二胎”政策的点滴更动都会掀起不可思议的关注，人们在梦想与现实的中间地带无限期地徘徊着。■

　　走在通往“二胎”的曲径上

　　■本刊记者/罗雪挥

　　当今城市中真能实现生二胎的人，少之又少。他们大都不在国家机关供职，而且，大多有钱

　　上世纪5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主张“两个孩子有奖，三个有税”。然而随着人口爆炸的到来，“生两个孩子”最终也成为了一种奢侈。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对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而又符合政策规定的，可以生两个孩子，对少数民族更可以适当放宽一些。”事实上，自那时起，中国城市对生二胎开始严格控制。

　　严格的二胎控制措施

　　国家控制城市人口生二胎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行政手段：北京市规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将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广东省规定，“对超生职工予以行政开除或解聘，对超生者5年内国家事业企业单位不予录(聘)用，7年内不得享受医疗福利”。

　　二、经济手段：即违反政策生二胎须交纳“社会抚养费”。这笔钱具体是多少，要看各地的具体规定。以上海市为例。该市规定，“社会抚养费”以子女出生前一年上海全市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再乘以3。以2003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867元换算，这意味着在2004年，某一个上海的普通城市家庭违法生二胎，至少要缴纳4万多元。

　　当然，在民间关于缴纳“社会抚养费”的标准流传有各种说法，有一说只要交纳1万多元即可，然而此道全属暗箱操作，交4万还是交1万，要看具体地区、具体政策和与具体执行官员的关系。

　　如果你不管不顾，也不接受这些处罚就把孩子生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孩子报不上户口。以后，在上学、就业等种种人生重大环节上，没有户口的麻烦将伴随他的一生。

　　多生个孩子的代价

　　渴望“大家庭”的赵先生最终仍然停在了“怀想”阶段，就是怕妻子的公职会受影响。

　　况且在当下，在城市里多养个孩子也不是简单地添双筷子的问题。交纳4万多元的“社会抚养费”，或许一个家庭还可以一次性支付得起，但后面还有庞大的支出。赵先生算了一笔账，“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少说也要30万，这还不算孩子可能去学钢琴、练武术的费用。”

　　在培训公司当主管的于昕也算了一笔账，她认为养第二个孩子从经济上考虑，一点都没有节省，和养第一个孩子的花费是一样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即使政策允许，生二胎对于普通城市家庭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所以，当今城市中真能实现生二胎的人，大都是不在国家机关供职的人们，而且，大多有钱。

　　据说在上海的富人圈里，如果听到有夫妇为第2个孩子缴了罚款，人们丝毫不会感到奇怪。当然，最流行的方式，就是选择让怀孕的妻子到国外去生育二胎，新出生的孩子持有外国护照，这样超生的夫妻就不受政策的限制，或者干脆移民到国外，生完孩子再回来。能这样做的人，当然是属于“有钱，又有闲”的阶层了。

　　有意思的是，有经济实力，通过各种途径生养了二胎的群体，心理感受并不轻松。

　　目前已经是两个女儿母亲的周女士回忆，当初意外发现有了第2个孩子的时候，是她的先生坚持才保留了下来。周女士为此认罚缴纳了社会抚养费。刚做完决定时，她心里有强烈的犯罪感，因为违反了政策，遭到周围朋友，甚至父母在内的人们纷纷反对，两个孩子的磨合也花了不短的时间。

　　周女士当初学的是电脑专业，如今她在家里做全职妈妈，全心全意地相夫教子，她用了7年的时间才把自己的状态调整过来。“我曾特别后悔生二胎”，周女士回顾这些年来的精神负重时，仍然感慨。

　　生两个孩子，意味着城市父母要付出的，不仅是大笔金钱、时间、精力，甚至是事业前途，以及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有形和无形的压力。

　　绕不过去的政策壁垒

　　看起来，如今在中国的城市中想生二胎的“合法途径” 大致只有两条：交纳高额罚款；到国外去生孩子。

　　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

　　采访中，于昕告诉记者，她曾认真地想过，是不是要考一回博士。因为她听说以后有博士学位的人将被允许生二胎。这消息也不是捕风捉影。2002年，江苏省有人大代表建议将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允许博士、硕士这类高素质的人生二胎，借此来提高人口素质，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涉嫌学历歧视，动议最终被否决。

　　通过其他手段，伪造一张自己的头生孩子为病残的证明，也可以获取生育指标。不是没人动过这个脑筋。但是随着政策执行的完善，钻这种空子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比如在北京，头胎病残儿童的鉴定，必须到指定医院，而且有负责部门的专人监督，相当严格。而许多父母也不愿为了二胎委屈了头胎。于昕就断然拒绝用此类造假方式达到目的，“这个鉴定将伴随孩子一生，对第一个孩子来说太不公平了”。

　　就中国目前的人口现状而言，城市人口是否能生养二胎已不是一个养不养得起的问题，而是社会不能承受之重。截止到2003年末，全国总人口数量已高达129227万人，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国家从来没有真正放松过生育二胎的政策，能在今天城市中获得合法生育二胎指标的人，少之又少。

　　2003年，在北京丰台区,全区符合政策，申请并最终被核准生二胎的人数约为200人，而就单项规定而言，上海每年因为再婚核准再生育的人口数量，也不到300人。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部分中国城市人的二胎梦，仍然只能停留在“怀想”阶段。■

　　中国二胎政策尚无松动

　　《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公布，是上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的一次微调，全国都在进行类似修改。

　　但到2010年前，中国的生育政策基本不会变动

　　新闻周刊：近日上海开始实施新的《上海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条例中关于再生育政策做了一些改动，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二胎政策有所松动的迹象，您如何评价？

　　于学军：再生育政策并没有放松，只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动新的形势，各地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对生育调节部分进行了微调，而且幅度很小，目前社会上对此有很多误解，希望能够澄清。

　　《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现行政策实际上是立体多元的政策，并不是笼统的“一孩”政策。该政策从1984年实施到现在，基本上是稳定的。

　　20世纪80年代初，各省均在国家政策原则基础上，制定了符合当地实际的计划生育条例。2001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施行，各省条例都要与这个“大法”保持一致，所以自2001年后，各省纷纷开始修改计划生育条例，目前已经基本修改完毕，并不是只有上海一地进行修改。

　　新闻周刊：此次上海新《条例》中，取消了原《条例》中再生育间隔四年的规定，增加了人口预报制度，您如何看待这“一加一减”？

　　于学军：取消再生育间隔也不仅是上海一家。吉林、宁夏、海南都有类似规定。上海社会经济较发达，人口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平均初婚、初育年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得多。就上海的情况而言，取消间隔，更有利于母婴健康，对于 “以人为本”、保障人权都有好处。而从人口学角度，短期内对于上海人口总量的影响不大。

　　增加了人口预报制度，实际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人口预报制度就是人口预测，比如对就学、就业和养老高峰的预测，过去主要是由学术机构进行，老百姓并不太清楚。上海是首次以条例的形式，把它明确为一个必须向社会公布的制度，这就保障了百姓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能够引导人们避开生育高峰，从而避免由此带来的社会资源配置的阶段性波动，也有利于个人和家庭的发展。所以，“一加一减”体现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方式的转变：更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人性化了。

　　新闻周刊：其他各省关于《条例》再生育政策的修改是否与上海相同？

　　于学军：各地情况不尽相同。有的相对收紧了，有的相对宽松些，但都是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总体要求下进行的微调，这是允许的，因为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但这并不能说明是二胎政策的松动迹象。比如上海这次增加了四种再婚夫妻再生育的规定，其实类似规定原来就有，已经执行了好多年，并不是新鲜的，也不仅在上海，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有相同的规定。这次上海将原有的规定写入新《条例》是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将其公开化、透明化。

　　新闻周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条例都规定，夫妻双方均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二胎。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长大，城市里符合政策生育二胎是否会成为普遍现象？

　　于学军：短期内，不会成为普遍现象。由于我国农村目前实际执行的是1孩半政策（即相对城市来说生二胎的标准宽松一些），所以我国现在累积的独生子女数量占人口的比例并不高，0～30岁的人口中独生子女约占10%，而且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里，随着城市化水平的加快，城市和农村交融越来越多，还得算一算“独找独”的概率有多大。事实上，所谓“四二一”模式的家庭只是在一部分地区存在。当然，随着，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期，这种现象会逐步增多。据人口学家测算，独生子女之间结婚生育二胎可能会使总和生育率提高得有限。

　　新闻周刊：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如允许生两个孩子是否有助于调整人口结构？

　　于学军：根据我个人从事老龄化研究的结果，老龄化的高峰应该在2030年前后，那时的老年人现在已经出生了，所以多生孩子并不能减少老年人口数量。

　　我们观察老龄化问题，一方面要看比例，更主要的要看绝对数。即使现在允许多生一个孩子，对老龄高峰压力的缓解效果不大，不能够依靠多生孩子来解决老龄化问题。相反，我国现在面临人口发展的机遇期，因为孩子比较少，而老年人还没有到达真正的高龄化，数量相对比较少，而且相对“不太老”，从人口学角度，恰恰面临一个人口红利期。所以在现阶段，稳定低生育水平更有利于中国人口发展。要解决老龄问题，重点不应在生育政策上做文章，而应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新闻周刊：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是否会相应变动？

　　于学军：中共中央2000年《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规定了2010年前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工作方针和原则，这期间，我国的生育政策基本不会变动，主要是补充和完善。

　　当然，任何一个政策，包括生育政策，都没有完美意义上的政策。在某个时期适宜的政策，如果不与时俱进做出及时调整的话，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水平并非越低越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生育政策当然要遵从自然发展规律，也要遵从社会发展规律进行调整，但是改变不是现在，现阶段，我们还是要维持现行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

　　新闻周刊：但是已经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提议？

　　于学军：关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在学术界确实有一些建议，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仅限于学术研究的层面。生育政策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政策层面上需要细致研究，这是由中国人口问题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在历史上有过政策的失误导致人口波动的教训。从人口学上看，因为人口再生产是一个特殊的“不可逆”的过程，变动失误了以后，修正特别困难，不能轻举妄动。中国有近13亿人口，必须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