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一名叫李宗发的律师近日向该省人大提交了一份《四川省父母子女家庭关系规定》的立法草案建议稿，建议公务员录用“以孝为先”，在招收、聘用、晋升公务员或领导干部时，要先审查其孝敬、赡养父母情况，以此作为衡量其品行是否端正的第一前提，对于谩骂、冻饿、凌辱、殴打、遗弃父母的，将终身不得录用和晋升。他的建议获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向长辈尽孝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感情，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自两汉以来历代君主专制王朝倡导“以孝治天下”理念，把后辈对长辈的孝道义务无限强化，从南北朝时期的北齐起，“不孝”正式被列为“十恶不赦”大罪之一种。所以在“五四”时期及此后，以《二十四孝图》为代表的传统孝道，受到了激进反传统人士的猛烈批判。今天人们对孝道的认识要客观得多，一般都会承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年代，孝道都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面对“孝道式微”的危险，一些人忧心忡忡，努力通过多种手段维护孝道，这种迫切心情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如果对孝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就会发现它主要还是属于道德伦理的范畴，需要从亲情、习惯、风俗、舆论等角度加以培养与约束，而不适合运用刚性的法律进行强制规范。它涉及的大多是一些私人的、具体的和感性的领域，往往难以用明白无误的标准进行比照并做出判定。比如一个老母亲指责自己的儿子不孝顺，很可能她并不是说儿子没有赡养她，而是说儿子没有经常在家陪她，没有让她获得足够的尊严，那么，她的指控更多的是一种感觉，而我们很难说她的感觉对还是不对。在这样的领域里，法律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其实在孝道当中，有一些内容已经进入了法律的领地，现行的《宪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刑法》等法律法规，对后辈的赡养义务和老人的受赡养权利都做出了相关规定，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这些规定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孝道式微”的危险或许已经存在，但没有证据证明这是相关法律不够健全、惩戒力度不够显著所致。主张为孝道立法者过高地估计了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法律完全应该在孝道问题上管得更多、更严，或者退而求其次，哪怕只是把这些散见于多项法律的规定集中起来，他们也希望能“组成”一部新的法律，以显示国家和社会对孝道的高度重视。
一遇到问题就条件反射似的想到要立法，要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防范和惩罚，这是典型的法律万能主义的逻辑。法治是一种进步的制度文明，但同时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需要靠法律、道德、伦理、宗教乃至民俗等各种力量来共同维系，这些因素都不可缺少，又都各有其局限性。大量历史教训和现实经验证明，本该由道德规范解决的问题，不宜动不动就用法律手段取而代之，那样做往往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理性的法治建设，是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过程。如果贸然为孝道立法，只会陷入法律万能主义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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