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三好”淡出

　　■本刊记者/曹红蓓

　　从1954年开始的“三好学生”评选，以固定的评选比例、基本相同的衡量标准，在中国的所有大、中、小学校普遍推行了近50年。

　　“三好”成为几代学生追求的目标和荣誉，也成为社会视野中“好孩子”的同义语。然而，它的至高威信，在近半个世纪后，似乎受到了新时代的质疑

　　“一、上课不插嘴。二、下课不疯打。目标：金星。”这是13岁的徐雅芹在学期初给自己定的夺星计划。

　　8月11日，徐雅芹在家里给记者展示了她的“阳光少年”证书，上面写着“徐雅芹同学在武汉25中阳光少年评选中荣获综合银星奖。”

　　“怎么没得到金星？”“因为我有时候还会在走廊里疯打，容易把别人碰倒了。”

　　徐雅芹是个精力旺盛的聪明孩子，在初二六班教室的墙报上，她的名字后面飘扬着一大堆小红旗，英语还考了全年级第一。可是没实现自己“不疯打”的目标，没拿到金星。

　　从2003年9月起，徐雅芹所在的武汉25中开始以“阳光少年”代替了“三好学生”评选。方式是：在学期初由学生们自己给自己制定目标，期末累积平时表现，再结合自定目标的实现情况评选。评选分为综合、进步、基础三个层次。在三个层次里又分为金星、银星和铜星三个级别。主管部门向学校要“三好学生”名单时，他们就把综合金星奖的获奖者报上去。

　　“得综合金星可比得‘三好’难多了。”这学期，在小学时的老“三好生”陈丹丽又没得上金星。陈丹丽长得白净秀丽，能歌善舞，可就是有一条，字写得差。老师们常说，“陈丹丽呀，什么时候写字写得和人一样漂亮就好啦！”于是，小女孩年年把“字写得和人一样漂亮”列为自己夺星计划的重要内容。因为这一条实现起来并不是特别容易，陈丹丽自从入了25中还从没得过金星。不过，和评“三好”比起来，陈丹丽还是喜欢这种方式的评选。因为“对自己更了解，努力的目标也更明确。”

　　除了“阳光少年”，在25中的评优体系里还设有各种特长奖。综合下来全班的得奖率能达到80%。

　　肖城得到的就是一个特长奖——“优秀干部”奖。小时候，肖城随做生意的父母转过三次小学，每到一处的第一年，总是被选为班长，而最后都因为学习不好被老师罢免了，于是有点自暴自弃。刚来25中的时候，一个星期至少要打两次架。后来，老师发现他在学生中很有人缘，组织能力强，就有意让他当纪律委员，还鼓励他竞选学生会生活部长。肖城对自己评上“优秀干部”很满意，“优秀干部只有一个呀，嘿嘿，名字写在黑板上一个月！”

　　25中委屈求变

　　武汉25中曾为武汉市重点中学，且是一所高中和初中俱备的完全中学。2001年，在区教育系统的机构调整中，25中改为单设初中，从那以后，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在校园里弥漫开来。

　　在这种情况下，校长邹伦海提出了“阳光教育”：学校鼓励学生们走出课堂，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寻找自身的价值。

　　2003年8月，25中在校园里新立起的大石头上，刻上了“阳光”字样。这时候，学校的三位政治老师提出了不评“三好学生”，改评“阳光少年”的建议，同时拿出了“阳光少年”申报评价体系的40条标准，希望以“一校两制”的形式，在课程改革试点年级先试行起来。

　　“三好学生早就该不评了。”40条标准的起草人之一刘荣辉老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他本人早年的一段经历：在湖北省十堰市麻家渡中学上初中的时候，刘荣辉是连续五个学期的“三好学生”，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三年全是“三好”才可获得申报地区“三好生”的资格，而刘荣辉是全校惟一可能符合条件的人。然而在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中，因为有老师指他和本班女生早恋，他被取消资格。这事是1985年，直到三年以后刘从师范毕业时，才意识到那个失去的机会对他意味着什么。

　　现在的刘荣辉是25中课改年级组组长，除了不评“三好”外，在他的年级里，已流于形式的操行评定制度也在“一校两制”的名义下被实验性地取消了。

　　为什么不评三好？

　　由于没有得到相关政策的支持，改革“三好”的做法经常显得底气不足。

　　李威，辽宁省抚顺市北台小学副校长。

　　这所小学一直是抚顺小学中的NO.1，连续5年产出中考状元。

　　李威在北台小学当了8年班主任，在这样一所优秀生云集的学校，每个学期都有两件事情最让她痛苦：一是期初评选班干部，一是期末评选“三好学生”。她觉得每次都无法面对那些落选却同样优秀的孩子的眼睛。

　　1989年的时候，年轻气盛的李威和当时的老校长有过一次激烈的冲突。她向校长提出“能不能不评‘三好’”。老校长愣了一下，问她：“是不是因为咱们学校领导干部的子女多，评选起来有实际困难？”当李威指出是评价体系本身存在问题时，一向温和的老校长怒了：“毛主席留下的东西你都敢动？！你睁开眼睛看看全国上下哪有不评‘三好’的！”

　　其实，老校长对李威一直器重有加，但唯独在“三好生”问题上始终不松口。1999年，老校长退休。已是副校长的李威向年轻的新校长重提此事，没想到十年旧案竟轻松过关。当年，辽宁省抚顺市北台小学就以16个单项奖和3个综合奖的设立取代了“三好学生”评选。

　　在改革前，新校长特别叮嘱李威要低调进行。他们学校的上级主管抚新区教委知晓此事后没有明确表态。但在2001年后，区教委开始公开建议全区中小学校全面进行评价体系改革。

　　令李威欣慰的另一件事是，老校长在去世之前，也终于谅解了他们的作为。

　　去年，北台小学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评价体系改革尝试。这所一直以分数取胜的重点小学里，李威们提出了“好习惯比分数更重要”的理念。

　　在继续评选16佳的同时，他们在每个年级中挑选一、两个班进行“好习惯奖”的评选，并从去年开始在全校实行下午2：40放学的制度。今年中考，北台小学的毕业班仍然是全区第一名。

　　对北台小学来说，不评“三好”只是起点。

　　“三好”制度的现实处境

　　不久前，国家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在多个场合提出“‘三好学生’评选应废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议。而事实上，评选“三好生”50年来的习惯性制度，已经在近几年逐渐被一些学校淡化了。

　　北京光明小学早在1996年就以一个“我能行”活动取代了“三好生”评选，口号是“你在这点行，我在那点行”，奖项涉及学习、运动、劳动、礼貌等等各方面，希望通过发现学生各自不同的优点加以引导，达到素质教育的效果；深圳海湾小学以13项个性奖替代“三好”，也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从前“少数人被肯定，多数人受打击”的三好生评选弊端；与武汉25中一街之隔的武珞路中学，去年期末的时候更是把3000张奖状发到了1000名学生手里，以此鼓励孩子们：你们是优秀的，你们是大有希望的。

　　今年6月，湖北省规定，明年起“三好学生”在升学时将不再予以加分；上海从今年开始，淡化“三好学生”称呼，改称为优秀队员和优秀团员；大连市中小学也不再把评“三好学生”作为学校工作的一项固定内容。

　　原北京一中校长王晋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主张学校可以自由操作评优，评三好、四好、五好都成，特长也行。让其成为一种奖励手段，一种游戏规则，如此而已。”

　　昔日让“几家欢喜几家愁”的“三好”制度，在时代的面前，似乎渐行渐远。■

　　（孙冉对此文亦有贡献）

　　“三好生”的时代碎片

　　■本刊记者/曹红蓓

　　半个世纪的光阴见证了几代“三好学生”的成长，但随着社会价值观和教育理论的悄然变化，应试教育背景下的“三好生”发生了变异

　　“三好”是政治方向

　　蓬铁权，1950～1956年在北京四中学习，后入清华大学机械系。

　　高二开始他所在的四中开始评“三好”。那时候，教室里、礼堂里到处贴着“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大幅标语。记得当年，有六个同学评上“三好”之后，老师把他们叫到校长办公室门前，在团旗下合影。

　　很多年后，这些三好生都成长为我们时代的成功人士，曾经的班长韩庆余，成了航天专家，主持参与了神舟五号的研制工作；团支书陈秉义，后来是北京市科委主任；学习委员蒋志，现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教授；游泳健将周俊全，后任轻工业部模具协会会长；学习、体育都非常好的赵经纶，现在是机械部自动化研究所研究机器人的专家。

　　“三好”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可以说，“三好学生”的评选制度，在当时的四中显示了其鲜明的政治和教育导向，使老师的教育和学生的学习都有了明确的方向。

　　从“三好”到“一好”

　　吴为民，1992年在一家德国医药公司做销售，现投资通讯行业，一个标准的城市中产。

　　22年前，山东省淄博市第一中学高81级2班里，吴为民是班级学习委员兼团支部副书记、校男排主攻手、年度市“三好学生”。

　　和蓬铁权那一代人不同的是，吴为民读书时的1982年，国家重新制定了新的“三好”标准。随着教育评价体系发生了改变，学生的侧重点开始着重强调考试成绩。直到现在，吴为民还记得当时学校里的学习气氛挺浓的。升学率被抓得空前得严，学校之间的竞争也很强。

　　当时对学生是该“全面发展”还是“纯学习”的争论已经开始。

　　80年代初，三好评选已经和升学挂上了钩，可以加分，但当时似乎并没有人在这上面弄虚作假。吴为民的同学家长中最大的官，是一个军区司令，但在评选“三好”时，老师对这个孩子没什么特殊照顾。学校老师的孩子在本校上学的很多，也没有得到过明显的关照。

　　“三好”成了一种加分工具

　　凌芳和廖志刚是1989年考入大学的。在家乡上高中的时候，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书，平时在学习上、工作上，暗中较劲较得很厉害，评“三好生”的时候，在票数上也难免一争。

　　当年，他们学校是市重点。凌芳的学习成绩在同学中并不十分突出，体育又差，只是在班工作中能够尽心尽力，而每年的“三好生”都会有她。高三那年，她为了备战高考，也没做太多的班工作，但还是得到了校级三好生和市级优秀干部的荣誉。后来才知道，评选之前，班主任老师曾经去找廖志刚谈话，说学校为了保送凌芳，想让他给凌芳让出当市“优秀班干部”的名额，而让他当市“三好生”，前者的高考加分是20分，后者是10分。

　　事实证明，这20分对凌芳是多么关键；但同时，如果再多10分，廖志刚很可能就上了他向往的清华大学。

　　此时，在“三好学生”评选后期，由于和升学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些很功利的后果，所以，评选本身变得不再纯粹。

　　这种评价体系的不纯粹，在近10多年来，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已经日益显现出来，现实中反映三好弊端的事件也屡见不鲜。这项制度的初衷被颠覆和扭曲。

　　姑且不说“三好学生”的提法还能否继续适应当下教育的要求，就“三好学生”的评价体系所反映的问题，至少告诉我们，这项制度存在着缺憾。■

　　“三好学生”的历史脉络

　　毛主席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1953年6～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发表了《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的重要讲话，其中，提出把“三好”作为青年团工作的方向，要求青年们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及培养目标的提出。1957年2月，毛泽东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文化大革命中废止了三好学生标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始终没有明确“三好学生”的地位。相反，由于全面否定了建国17年的教育战线成果，“三好学生”成了所谓“白专学生”的同位语，取而代之的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榜样形象。

　　拨乱反正重申“三好”目标。在文化革命动乱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学校共青团组织以“三好”为目标开展了各种活动。“三好”被重新提出，并给予重申和肯定。

　　《关于在中学生中评选三好学生的试行办法》正式颁布。1982年5月5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公布《关于在中学生中评选三好学生的试行办法》。规定“三好学生”的标准是：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

　　新时期着重提高了三好学生的相关待遇。例如：上述《办法》规定：对于连续几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的学生，在升学和分配上都给予优先选择的机会。

　　教育部在2001年1月11日发出的有关通知（教基[2001]1号）中规定：根据《意见》精神，各地在高中阶段各类学校评选省级“三好学生”的基础上，按当年毕业生万分之一的比例评选并确定的优秀学生，享受普通高等学校的保送生资格。（作者魏兆鹏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孙云晓：要给更 多的孩子荣誉感

　　■文/孙冉

　　能否有效地推进素质教育，取决于与之相适应的评价体系能否建立起来

　　新闻周刊：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最近提出要废除三好生制度，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我首先对顾明远先生表示敬意。我相信这一提法源出深刻的思考。“三好”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1953年，毛泽东提出“三好”概念时，是把“身体好”摆在第一位的，这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思想，有它的先进性。文革后，教育部和团中央把“三好”制度重新提出，在拨乱反正、重新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德、智、体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目标和荣誉，引导着青少年积极进取、全面发展。

　　但后来，我们对人的认识、对教育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随着素质教育展开，“三好”的内容才开始显得落伍了。

　　新闻周刊：具体而言，“三好”的落伍表现在哪些地方？

　　孙云晓：好的制度有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显出缺陷。像科举制度，在1000多年前刚出现时也是很先进的。“三好生”制度在几十年的执行过程中，在三个方面逐渐出现了问题。一是“三好”的内容已经不能概括一个现代学生所需的优良素质，像心理健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都没有体现。第二，5%～10%的低比例评选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你怎么能说其他的人就都不符合条件？素质教育的第一个原则就是面向全体学生，而不是面向少数人。九年义务教育不能成为淘汰制的、让大多数人失败的教育。三是应试教育的导向以及德优评选在实际操作中很难量化的问题，使得“三好生”的评选经常是“一好带三好”，只看重学习。

　　新闻周刊：对“三好”评选和升学加分挂钩的现象您怎么看？

　　孙云晓：这种安排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导向作用。当然在社会风气不正时，可能会诱发一些人弄虚作假。但是，没必要因噎废食。今后，即使有其他的评优机制取而代之，作为一种导向也不排除和升学挂钩，但不一定以加分的形式。这在全世界是一种通例。在国外有的大学，大概如果平时成绩都是A的话，可以优先推荐或保送。这是一种激励机制，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新闻周刊：评价体系对于素质教育意味着什么？

　　孙云晓：能否有效地推进素质教育，取决于与之相适应的评价体系能否建立起来。现在人们常说，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为什么呢？应试教育比较好评判，因为都是量化的指标，而素质教育就很难评判，所以说其评价体系是脆弱的。

　　新闻周刊：符合素质教育的评价体系在奖项目标的设立上应向什么方向发展？

　　孙云晓：现代的评价制度就依据人的心理和生理发展来建立，因此一定要多元化，要多设奖项，给每一个学生都提供受到肯定的机会。在建立单项的基础上，建立综合的奖项。

　　中国只有15%的同龄人能够进入大学，这是国情决定的，十年之内无法改变，当然在北京则达到70%。在这样的国情下，怎样让每个学生体验到成功？不能因考试的结果来认定自己的成与败，要看到自己的特殊才能并发展它。全部教育儿童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发现儿童和解放儿童。教育领域里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人字，即尊重人，发现人的所有优点。

　　从心理学的层面上讲，是建立健康的自我人格，即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相信自己是个好人，才能让自己像好人一般去学习。

　　新闻周刊：在评奖方法上，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评价体系会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

　　孙云晓：以“阳光少年”为例，它与传统的“三好学生”评选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它强调了习惯养成的过程。申报——自省——学期结束评比，训练了学生自我检视、自我管理的能力。一些学校评的“好习惯奖”也是这样。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在教育领域，不管你赋予一个评价何等崇高的荣誉，只要人们不能通过参与评选而获得真实有效的自我发展，这个评价就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