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档案解密

　　对中国人来说，档案是“组织”对我们成长过程的鉴定和评价，“组织”是我们档案的制造者。档案里也许记载着真实的过往，也可能记载着不堪回首的误会甚至陷害。

　　随着“组织”对一些个人的约束力削弱或消失，不少中国人的档案已经名存实亡。但，更多的人，仍然循规蹈矩地生活在档案里。

　　而对国家来说，档案记载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的人与事件，其中不免有矫饰，也不乏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记载。一个国家的辛酸和荣辱，一个民族的选择和放弃，都在这里面被尘封起来。

　　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面对档案，总有一丝惶恐不安

　　纸上苍凉：档案的民间解密

　　■本刊记者/罗雪挥

　　一部早已“被销毁”了的个人政治档案，18年后，又完整地出现在北京潘家园旧货摊上，现在，它是作为文物估价出售。

　　曾经被严格控制的中国人的档案以民间的方式解密，引发了知识界的关注，但档案的流失途径，却始终是一个谜。

　　尘封的痛苦

　　“我很苦恼。第一，想占有它，多吃一些；第二，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产生做一件类似这种偷偷摸摸行为的坏念头，心情上很惶恐；第三，自己问，为什么会在粮食这个问题上这么经不起考验。一切嘴上的空谈都破产了，反人民的，个人主义的贪婪本性便暴露出来了……”

　　1960年的除夕夜，就着监舍昏暗的灯光，杜高趴在炕沿上写下了这份检讨。此检讨书随即被装入了他厚达六卷的政治档案。

　　杜高，著名戏剧理论家，曾任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他的检讨中要交代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在劳改农场的他，担任值日打饭，对病号没有吃掉的两个窝头产生了“私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第二天才送还伙房，结果遭到了没完没了的批判。

　　其他的劳教分子随之揭发他的改造态度问题，攻击他对粮食政策不满，再加上塞进其档案的其他揭发材料，1961年，原本已刑满的杜高因这些“很坏的表现，被判继续教养三年”。他是一同劳改延期的人中处罚最重的，以后更被无限期延长劳改时间。那一年，他不过30岁。

　　本来应该在18年前，随着杜高的平反，这份档案和其他材料一起被付之一炬，但这份档案不知怎么回事，竟辗转存活了下来。1998年，《人民日报》主任记者李辉，从北京潘家园市场的地摊上意外淘来一堆旧文件，其中就有杜高的档案。

　　李辉主动给杜高打了电话，邀请他来翻阅。

　　在李辉的办公室里，杜高第一次了解到当年被陷害而囚禁12年的前后经历。尽管已经过去28年了，他说，还是被吓了一大跳。

　　看了档案，他才知道，当初是一个他信任的领导批示送他去劳改。他诚恳地交代事实、希望能够澄清误会的举动，被人改写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罪证。从档案中他还发现，原来自己早在1969年4月就已经被解除了劳改，但一直拖到半年后的国庆节才被真正释放，仅仅是有关部门为了在国庆日当天显示劳动改造的功绩。

　　档案所牵扯到的人，大多已经逝去了。而因为此前用人单位通常都有档案审查这一关，这些人在生前几乎无一能够逃脱档案的折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档案所具备的特殊性质，作为政治的紧箍咒，不知道毁灭了多少有才华的人！”杜高感慨地说。

　　此前，杜高也曾经试图查找档案流失的原因，但是保管档案的人已经换了几茬，其中一个人还特地打电话保证说，该销毁的档案绝不可能流失出去，“我是看着火烧起来才走的——这是档案纪律。”

　　“这很有意思！”杜高笑着摇头，不过他并不打算追究谁的责任，反而庆幸自己的档案就此走入民间，“就算是以民间的方式解密吧。”

　　一本无须修改的书

　　李辉开始考虑将这部离奇的档案整理出版，希望青年人可以借此对那个特殊年代的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李辉说，那个年代，档案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之痛。

　　杜高提出了一个要求：尽量保持原貌，不要删改。“因为档案目睹了我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一个衰颓的老人，目睹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美好的岁月的毁灭。”

　　杜高的妻子李欲晓，负责了部分档案的录入工作。在看到档案原件的时候，她流泪了。

　　最令她难受的就是整理杜高劳改时候的表格，“每年填一张，定成右派的那些罪状，不过是来回地照抄，中间还越抄越错，”说到这，李欲晓不禁爽朗地大笑起来，但笑声尚未消失她又难过地哽住了，“只有年龄在变，29岁、30岁、31岁，一页纸，就是一年，就为了这几十个字，却是赎不完的罪。”

　　2004年，李辉以编著的形式，将杜高的档案全文交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名为《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中国迄今为止散落于民间的一份最完整的个人政治档案，得以公开解密。

　　这份档案始于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记录了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12年的杜高的劳改生活，到1969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截至1979年文化部呈送中央组织部的正式平反报告，共30多万字的交代、检讨、思想汇报、认罪书……包括批判会上领导人随意写下的纸条，都原封不动地按照时间顺序出版。

　　档案里附有杜高的亲笔材料，从最初自由奔放的文风，“友情啊！朋友之爱啊，永远地支持着我和我们”，到最后一份检讨文章时，是满篇诚惶诚恐的请罪和宣誓口号。■

　　档案人生

　　前半生，档案砸掉了沈志华的饭碗；后半生，档案成了他的精神食粮，人生中的大悲与大喜都与档案密不可分

　　■本刊记者/罗雪挥 □孙冉

　　“我差点被当成杀人犯”，沈志华回忆起30多年前自己的“档案事故”，仍心有余悸。那时他是部队里的技术尖子，却始终入不了党，最后被勒令复员。当时，团长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不能跟你说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留在部队里是没有前途的，还是回到地方发展吧。”

　　后来，指导员到北京出差，终于忍不住吐露了真相，“看你这么傻乎乎地蒙在鼓里，我真是不忍心，如果你档案里的那份东西不拿掉，你永远都没有前途。”原来有人揭发沈志华曾经杀过人，部队虽然查无实据，但却将这份材料放进了他的档案。

　　沈志华根据指导员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揭发者，问“你认识我吗”？对方说不认识。表明身份后，对方承认自己是为了积极表现，瞎编的。沈志华让他写了证明材料，这才把“杀人材料”从档案里抽了出来。

　　“如果我找不到那个人，我这辈子冤不冤？都不知道为什么？”说起此事，沈志华至今还愤怒不已。

　　“杀人”事情虽然抹平了，但档案的风波还没有完。粉碎四人帮前夕，他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反革命帽子，被投入监牢；第一年恢复高考，又因为档案政审不合格，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以后破格考上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又不能够毕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志华的档案无人接收。

　　沈志华自嘲自己的前半生真是倒霉透顶。他成为了无业人员，不得不下海，好在从商的运道还不错，他成了一名富裕的书商。

　　1992年，已是成功商人的沈志华突然结束了自己的生意，开始研究国际史。他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在苏联史、冷战史和中苏关系，并把大量精力放在解密档案的搜集上。

　　沈志华说，如果把历史研究者看作厨师，档案就是食粮，没有一手档案，难为无米之炊。

　　1996年至2002年间，沈志华与社科院合作，个人出资140万元，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档案搜集的过程让沈志华感慨万千。第一次到俄国查阅档案时，常常是到小窗口先递上介绍信，等两个小时后，被告知今天看不了。后来沈志华发现俄罗斯对自己人要宽容得多，就委托俄国同行查，给每人几百美金作为劳务费，有效率还省钱。沈志华的商人天赋，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1997年，沈志华飞到美国查找档案时，感觉顺利多了。在那里，只要能够开放的档案，不仅一路绿灯，还有志愿者服务。又方便又快捷。

　　不管是受到冷遇还是周到服务，沈志华都在国外达到了自己的搜集目的，最令沈志华挠头的，反而是在自己家门口查档案。开国际会议的时候，他常常被问到，你研究中苏历史，为什么只有苏联的档案，没有中国的档案？他无言以对。他曾经去过中央档案馆三次，手续复杂不说，连个纸片也没有见着。一次想查找苏联专家的资料，向一个部委的档案馆求助，被对方干脆地拒绝说，不向外人开放。沈志华问什么叫外人，对方回答：该部委以外的人都是外人。

　　沈志华又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跑了十多个省包括重点市的档案馆，“为什么跑那么多省，就是因为在上面看不到，只能去地方看。”然而，即便到地方，他也不一定有收获，这完全要看当地档案馆的具体执行人。千里迢迢赶过去，有的可以随便看，有的单位连门都不让进。最令他焦心的是有时要查找机密一些的档案，不得不先让领导审，一审就是三天，赶上领导开会、出差的话，等待的时间更长。

　　在沈志华家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搁放搜集到的两万多件档案，“在苏联冷战史这方面，我的档案全国最全。”他不无自豪地说。许多人做博士论文，专程到沈志华家查找资料，甚至韩国、美国等地的学者都远道而来求助。中国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

　　2004年1月，中国外交部部分档案公开解密，第一拨就赶去查阅的沈志华说，“非常惊喜”。■

　　中国外交档案解密进程

　　■文/孙冉

　　2004年1月19日，中国外交部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开放了一些原本是绝密的外交档案；7月，外交部再次添加了已解密的日内瓦会议等档案。

　　虽然开放的年限只是从1949年到1955年，但开放的意义超过了档案内容本身

　　“为了这一天，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处长张素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在的这个处就是为了开放档案而专门成立的。

　　按照我国《档案法》规定，除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等档案外，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按此规定，外交部的解密档案应该上溯到30年前的1974年，但由于工作量太大，张素林和她的同事们只能分阶段去做 根据目前的工作进度，如果要将1974年前该开放的档案全部开放的话，大约还要等10年。

　　张素林说，目前第一批解密的档案有上万卷，每卷100页，开放比例达到该阶段档案总数的30%，但这个比例的计算基数里包含有大量行政、人事管理档案，如果仅以双边、多边外交业务档案来计算的话，开放比例将高于30%。

　　解秘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因为外交档案涉及的机密比较多，工作人员必须从浩如烟海的卷宗中一页一页地认真查看。当确定了要开放的档案后，还必须经过重新编目。为了防止造成破损，他们要将原件进行扫描后储存到数据库，这样，读者可以通过计算机借阅管理系统来检索和阅览。

　　张素林介绍，解密的审查工作是核心，从事这项工作的都是资深的外交官，前后有近100人参加，都是处级以上干部以及部分退休大使、参赞。

　　外交部目前可以开放的档案必须符合几项原则：第一，不能损害国家安全利益，这包括国防安全、情报来源等。第二，不能损害公民个人权益，如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不能公开。第三，不能有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四，不能开放对方要求不公开的内容。

　　这看上去很容易做到的原则，其实有时真正操作起来非常难。很多档案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张素林谈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建国初期，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在一个内部会议的讲话记录中，周总理谈到了自己真实的心情：第一次来参加这种会议，心里没有底，以前都是唱武戏，现在开始唱文戏了。以前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没有什么章法，而现在不同了，工作中还发脾气，批评错了同志，给大家道歉。

　　时隔多年，此份档案经工作人员讨论后，还是决定开放，通过《人民日报》公布后，公众反响非常好，觉得周总理是人而不是神，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是正常的。

　　外交档案对外开放后，来查阅的人有300多人次，大部分是大学教授、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等。还有1/3是记者，其中不乏来自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印度、日本、韩国、朝鲜等国的记者。外交部规定：公民通过身份证就可以查阅，外国人则通过驻华使馆或相关合作单位提出申请。

　　查找档案，要通过关键词搜索，记者发现系统的涵盖范围很大，比如，搜索“苏联”一词就会出现500多条档案。这对个人的专业功底要求比较高，恐怕也是一般人来得较少的原因之一。

　　记者在外交部开放阅览室，遇到一位北京实验外国语学校的老师。他来这里阅览已经半年多了。他说，在这里找资料需要时间和耐心，因为很多档案往往从题目上很难看出它的价值，而且多是手写体和油墨印体，字迹很难辨认。他曾经有一上午只看完一个100字批示的经历。很多档案还是断开的，没有连贯性，如此两三天能整理完一个事件，就非常不容易了。

　　这位研究者还强调，既然开放了，就不要再遮遮掩掩，他希望这里的系统能联在外交部网站上，大家无论在哪里都能查看。

　　尽管还有很多地方尚需改进，外交部档案解密，仍然标志着我国官方档案解密进程进入了一个转折点——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对公众开放的第一个部委档案馆。

　　对于一些现在没有开放的机密档案的公开问题，张素林说：“经解密审查确定不能公开的机密档案，其中一部分我想是永远不会公开的，至于另一部分则需要根据情况重新评估后才能确定。”

　　张素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朝鲜战争、以及其他外交敏感问题均不在此次解密之列。■

　　寻找我们的集体记忆

　　■本刊记者/罗雪挥 □孙冉

　　因为历史的原因，真正懂得利用档案价值的人并不多。档案学者呼吁，档案馆要真正为公民个人服务，提供根源感、身份感、荣誉感，以及集体记忆

　　1790年9月12日，对于世界档案史来说是革命性的一天。

　　当天，法国国家档案馆成立，并率先实行了开放原则，每周必须对公民开放三天，人们可以免费查用档案。档案从此由统治阶级的特权变成普通公民的权利，档案馆也从单一的政权“武器库”变成科学研究的“粮仓”。

　　1794年，法国颁布“穑月七日档案法”，进一步规定法国所有公共档案馆都必须实行开放，这一规定被称为档案的“人权”宣言。

　　在此影响下，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纷纷追随。美国则制订了《自由信息法》，树立了联邦档案“民有、民治、民用”的观点，认为民主形成的最好标志是：人民掌握国家安全允许的全部信息。

　　《自由信息法》严格规定了应该开放档案，不开放的单位和个人应负法律责任。

　　各国开放的同时，也都对档案的机密性提出了相应的限制利用措施，比如许多国家规定了自档案形成之日起25年到30年的期限，而一些特殊档案则相应延长；比如法国的公务员人事档案、户口登记册、医疗档案必须在公民死后100年才开放，而遗传病案要150年才开放。

　　在我国，档案开放乃至解密是近20年的事情。1986年，中央曾经就开放历史档案问题做出批示，指出档案的开放势在必行，各国的通例我国不能够例外。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了《档案法》，并于1999年做出了修订，规定国家档案不涉及国家安全等机密的，均应自形成之日30年后对外开放；但是，涉及党内有争议、尚未作出结论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社会著名人物不宜公开的档案等不在此列。

　　因为历史的原因，真正懂得利用档案价值的公众并不多，但这个局面目前正在中国的大城市得到改善。

　　在上海档案馆，公民凭身份证件就能够查到昔日威严的红头文件；刚刚落成的广东省档案馆新馆设置了开放档案、保密档案等多种阅览室，市民如自带手提电脑便可以直接上网查阅；北京档案馆副馆长罗运鹤向记者介绍，北京目前档案开放程度已经达到了60%，除涉及个人隐私，文革前的档案已经基本解密，一些没有到开放期限的档案也可以利用，像涉及房产、婚姻、财产、学历、工龄、工作、公证的情况，公民都可以查自己的档案，但无权查询别人的。罗运鹤说，如果赶上一个时期的政策变化，就会有人来查相应的档案，比如北京房改以后来查档案的人就很多。

　　中国档案馆正从一个封闭的机构逐步走向公众。从一些档案馆馆址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一些征兆 以前都是与保密局为邻，后来纷纷跟博物馆、图书馆做邻居，或者像上海档案馆，干脆从偏远的虹桥迁移到了外滩的黄金地段，更显示了其作为窗口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学者，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斌认为，档案由一个文件保存机关转向公众服务机构是大趋势。据张斌介绍，发达国家利用档案最多的是家谱，而我国在这种“休闲”档案利用方面还没有起步。

　　目前我国建国前的档案，除少数保密性质档案外，大都已经开放，而真正做到完全公开的档案为清朝档案。

　　但所有开放的档案尚不包括医疗档案，以及人事档案；同时因各种原因尚不能够解冻的重大历史档案也无缘与公众见面。

　　张斌表示，虽然尚无法估计具体的开放日期，但所有档案的开放只是早晚的问题，他积极建议，目前应该开放的是个人的医疗档案。■

　　外交部解密档案（选摘）

　　周恩来外长宴请苏联大使馆官员事（罗申大使等）

　　1． 周恩来亲自起草请柬，内容是：

　　“谨订于1949年12月3日（星期六）下午7时敬备菲酌恭请。

　　周恩来 邓颖超

　　请着便服

　　座设外交部”

　　注：是竖体，且多有修改

　　2． 程序：关于晚宴：采用北京饭店中餐西吃方式同时备有绍兴及洋酒。

　　关于晚舞会：李伯剑同志领导之人民文工团伴奏、舞间夹杂数节目如演奏、歌唱等，同时备有茶点饮料。除当晚来宾外，拟请本部部分擅长跳舞之女同志参加。（衣装尽可能整齐些）。

　　关于礼堂布置：大礼堂正面悬主席像，对面挂国旗一面。并设立休息室和衣帽地和交通岗。

　　3． 注意事项：

　　① 6点前到场不能迟于外宾

　　② 衣着整齐，进前脱帽（女可着旗袍）

　　③ 入席前认清座位，男均予女多方照顾

　　④ 结束后，主人未起前其他人均不能自由离座

　　⑤ 喝汤使用刀叉尽求无声

　　⑥ 一般女客不先请男客跳舞，男客请女客跳舞不得拒绝

　　注：此为原文，且总理要求每个到会的中方人都看过此通知并签“知”

　　4． 坐席情况：

　　周恩来亲自安排坐席，改动四次。

　　全部分围成一个丁字桌坐，两两相邻的不一定是异国人，男女不一定交错着坐。

　　后来改成围成一个类似门字桌坐，两两相邻必是不同国人，且必定男女交错着坐。

　　5． 主要出席人员：

　　苏联：罗申大使 史白夫参事 华司考参事

　　齐赫文斯基参事和夫人 杜乐文上校等23人

　　中国：周恩来和夫人 李克农和夫人 王炳南和夫人

　　董越千和夫人、柯百年等23人

　　苏联代我国印人民币事

　　1952年12月29日，一封批文上这样写着：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分批交货的大致期限。货币的各种票面的具体张数和交货期限及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道理（理由)，张闻天大使代表中国向苏联政府洽商及说明。三元及五元卷的图案派人送去，改变订货的损失，中国完全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