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无名六十

　　幻想的气质，天生的距离感，极度矛盾，表达不清，观望的生活态度，天然的感伤……在深沉的老三届与张扬的新人类之间，他们存在的惟一标志就仅仅因为出生在60年代，而不是因为别的才让人惦记？

    　无名六0

　　在网络上曾看到这样的帖子，题为《60年代——可怜而悲哀的一代》。文章这样说道：“他们爱吹牛，喜欢不切实际地空想。50年代人提到钱，想的是如何节约开支‘攒’起来，70年代人想的是提高自己的水平技能，或用新科技新经济开公司去‘赚’钱，而60年代人想到最多的是如何去‘搞’钱，他们大都对现实不满，心理上有阴暗面。”此言出自一个70年代新人类的评价。

　　夹缝：生于六○

　　而一位1956年出生的学者则说：“60年代的人，实际上不如我们50年代典型。我们这拨人到现在两极分化实在是太明显了。前不久我们中学同学聚会，就让人感慨万分。而60年代的人现都差不多30来岁，还不是很稳定呢。”

　　《武汉晨报》的副主编、乐评人李皖给自己出生的年代用了这样的字眼：幻想的气质，天生的距离感，极度矛盾，表达不清，观望的生活态度（生活在他外面，革命在他的外面），天然的感伤……

　　他也指出了一些在对60年代人的寻求中，所犯下的两个错误：对政治背景过高的估计和对“代”整体性的过分认同。“西方‘代’的区分是很小的，他们就是以二战前后来划分。很多70年代出生的人在国外还没有成长起来，在我们国内反而成长得更快。”《牛顿科学世界》出品人吕祥也谈到。

　　尴尬：无处不在

　　在同学眼中，王泓无疑是班上“混”得最好的，36岁，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车子、房子、票子、孩子四者俱齐，可在他心里就是难以摆脱一种尴尬的情绪。“大学同学聚会，一说谁谁在哪儿当主编，谁谁在做副教授，我的介绍则是开个小公司，做点小买卖，心里特有点不是味儿。虽说工作不过是个安身立命，过活的方式，但是那种内心的尴尬也让我有些无所适从。”

　　王泓将自己的这种尴尬情绪归结为，今日所为并非当日之理想。 他在大学的专业是新闻：“我们上学那会儿，认为学经济、法律都没有太大的意思，只有中文、历史、哲学这样的科目才称得上纯正有境界。而我读新闻当时也算是很功利的选择。”所以，一心抱着做学问的王泓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

　　对待新闻本行，王泓有个说出来恐怕要打击一大片的理论：“只有真正浅薄的人，才能是这个行业里的优秀人才，假浅薄都不成。”就因自认浅薄得不彻底，他在一家报社只待了三个月就逃之夭夭了。

　　其实早在大三的时候，王泓就已经开始在校园里卖胶卷，那时，国内才刚开始有彩色胶卷，价格昂贵，而他只卖10元一卷。这也算得上是他事业中的第一桶金。

　　离开报社后，王泓开始卖考研的复习资料，不出一年赚了5万多，欣喜得让他自认为可以退休了，便开始闲适在家和哥们儿整日聊天喝酒下棋。

　　他这个哥们儿，曾是学校里的辉煌人物，十八般武艺集一身，结果毕业后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很失落。学校分配不如意，他干脆辞职在家，靠着媳妇一个月不到一百元的微薄工资过日子。“我们都很纳闷，他怎么毕业后总是生活在尴尬境地中呢？所有人都认为他很能干，可就是一分钱都挣不回来。”据王泓讲，他当时经常给哥们儿两口子买肉吃。

　　就是这份尴尬，让王泓的哥们儿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也不能拥有美满的婚姻。他现在南方一个区委文化部工作，去年见到王泓，还慨叹自己在当地算个文化人。

　　喝酒喝烦了，王泓偶然间又结识了新的朋友，他开始驻扎北京西苑饭店做买卖：“当时北京90%的骗子都集中于此。”就这样在骗与被骗的过程中，又是一年的光景。

　　接着王泓又开始办演出，收门票，热热闹闹地折腾了一个夏天，天气转冷了，户外演出也不合适了，“该去哪儿？干什么？”这个问题再次摆在王泓面前，他突然义无返顾地要出国。

　　现在回想起来，都让王泓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自己一句德语都不会讲，楞是拿下了去德国的签证，而且一待就是6年，学的还是二战史。对此，王泓自嘲地举了个例子：“在二战史中，其中有个赔款条例，甚至竟记有这样的原话‘那些牛得让农民拉走吧’，这个学科实在是无聊至极。”

　　王泓认为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待3年是最理想的，长了就变得无趣了，他当时连国内的亲戚给带东西包的《北京晚报》，都能前后地翻看好几十遍，包括中缝。因此，他决定回国，并开办了自己的设计公司。

　　在这之前，王泓给自己前面所有的尝试下的定论都是：虎头蛇尾。他说：“我所做的那么多事儿都不是自己刻意去做的，实在是别无选择。我信奉这样的话，表面上是你在选择生活，实际是每个人在被选择，甚至有的人只能面对一种选择。”

　　从做学问的崇高理想到下海从商，其间，王泓有着散乱的经历。正如倪文尖在《天涯》中将自己这代人描述为散乱的一代那样：我们有思想，但思想太多；我们会选择，但选择过勤；我们能行动，但行动老变，所以造成了散乱。正是有了这份散乱，也因此产生了无所不在的尴尬。

　　错位：格格不入

　　60年代的人说：“我们的前一代有他们沉重的历史碎片咀嚼，而更为年轻的70年代后出生的一群已经在紧迫我们，但是我们还得勉为其难地进行表演。”可实际上，就是有那么些人不善于或是不会“表演”，调子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人的一辈子也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给耽误了下去。

　　1988年，北京西单有个类似今天万通、天意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在这里面就有个北大的毕业生，这绝非体验生活。在他做买卖的同时，书包里还装着本《生命所不能承受之轻》，整个市场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人了。从学校毕业后，他放着好好的外文局不去，偏偏要选择卖衣服，每天还要面对不同关心的人、好奇的人做着不停地解释，说出种种让别人信服的理由来。

　　同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的李青，分配到河北老家的气象局，结果气象局不需要本科毕业生，又把他退回学校。气愤之余，李青就这么在学校里闲待了一年多，家里人四处托关系，好不容易给他在河北一个小镇里谋了个差事。

　　不如意的李青又考回学校的研究生，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毕业后还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待，三混两混之下，为了生计，他只能跟着别人去卖盗版光盘。倒霉的是，刚一上手，就被抓了，判了3年徒刑。

　　现在广州卖电脑的陈新，如果没人介绍，你肯定看不出他是名牌大学心理学的研究生。当年他在学校研究的方向是变态心理学，毕业后只有两个地方能去，一是社科院，再就是精神病院。社科院只收本院毕业的研究生，陈新只能选择后者。在精神病院中，所学的理论比不上管理的重要，陈新自然是找不到合适自己的位置。

　　辞职后，他做过销售，奔走山西一年多，因为性格极度内向，最终败下阵来。后又杀到北京，和一个中专毕业生结婚，一起卖挂历。在任何一个外人眼中，都看不出他们两人是夫妻。卖着卖着，老婆跟别人跑了，他也去了广州。

　　现在在销售电脑之余，让陈新颇为得意的是，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弄明白了PHOTOSHOP是怎么一回事儿。在他的小屋里，还堆着《表达的困惑》、《叙述的原理》等一些很艰涩的书籍。他的朋友对此都表示了不理解：“他很多时候似乎跟我们这个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读书在他的世界中好像只为了消磨时间，让自己有件事情干。”

　　怨气：根深蒂固

　　五六十年代的人似乎总有股子怨气，这样的评价经常可以听到。怨气从何而来？“我们诞生在60年代，当世界正处于激变的时刻我们还不懂事，等我们长大了，听说着、回味着那个大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事迹和风景，我们的遗憾是那么大。我们轻易地被甩了出来，成为60年代举足轻重的尾声和一根羽毛。”此话出自主编《60年代气质》一书的许晖，或许给这股怨气做了个解释。

　　王泓说他身边有些朋友就是“三没有”主义：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没有合适的工作。“我有个朋友，在国内研究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跑到美国拿下了人类学的博士，还找不到工作，干脆又跑到香港读了MBA，如今已经毕业了，还在晃荡着呢。我们聊天时，我想请教他究竟人类学在研究什么？他强调道，除了天天看头盖骨，真的什么也没学到。”

　　1963年出生的吕祥也感受到了这股怨气：“我有做学问的朋友，平日里总会抱怨连小商贩都比自己有钱。其实我们这代人现在的分化是很严重的，不单单是物质上的分化。比如学术领域，有的人到了40岁，才只发表过一篇文章，这样他的心情可能好吗？其实大多数人对社会的抱怨也就是对自己的抱怨。

　　“同时我周围有的人将这样的抱怨化为对政治的一种病态的关注。关心政治不是整天骂这个说那个，我越来越认为治理国家是个技术上的问题，但凡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提出建设性的想法，而不是走反向歧视的极端。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有国家管你的时候，也有不管的阶段，在两种思维定式的冲击下，倘若做不成功，自然要比上代和下代人的抱怨多很多。”

　　吕祥说自己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怨气少：“无论过去有怎样深刻的伤害，能跳出来就是一种进步。”

　　麻醉：物我两忘

　　一个60年代出生的朋友宣称：朋友和酒最为贵，打算把胃喝烂的他，说喝酒可以让人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从事艺术工作的吴鸿雁，总说自己的生活是见不得光的，每天穿梭于各种圈子，在觥杯交错中间度过：

　　“我的朋友太多了，我带给别人很多的快乐，可自己却并不开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我是在为父母而活着，自己也变得很牵挂和依赖家庭。要不然，生活本身实在没有太大的意思。”

　　出生于1968年，至今仍单身的吴鸿雁，对待婚姻抱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骨子里的浪漫，现实的残酷，导致我们这个年龄段中的很多人表现得相当混乱。我其实一直期待拥有一份平淡而长久的爱情，就像金色池塘那样的境界。可是生活这么复杂，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能把握，更何况是别人呢。”

　　因此仍在追寻幸福的她，在现实中，只能麻醉自己，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很快乐很忙碌的社会人。

　　在郑州某大学教书的伽南对于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则给予了这样的总结：隐居、酗酒、读书、看盗版影碟。对于他的麻醉状态，他的一位好友曾这样描述：“他在喝酒前是个携带深沉的人，喝酒过程中表现的非常狂放肆意，特让人亢奋，而在酒性朦胧时，却显得很伤感甚至很绝望。他低垂下头颅时，像是在寻找一片丢失的羽毛。”

　　伽南说，他的生活态度就是九个字绝望地乐观着去生活。 他认为出生在60年代的人，对一切价值观有着本能的怀疑：“只有认识到世界荒谬的人，因此而彻底绝望的人，才可能乐观地去生活。60年代西方曾流传过一句口号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它部分地概括了我们这一代的生活态度。”

　　游离：矛盾世界

　　李皖曾发表过《这么早就回忆了》一文，他说60一代有着天生的、永恒的距离感。在实利社会中的经历和他们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的幼年根茎相悖，也因此产生了一种疏离。

　　他的好友伽南过的就是典型的疏离生活。从1992年起，伽南用了近10年的时间，游历了大西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也从此坚定了我一生的精神走向。”

　　伽南现在正开始学习维吾尔语，他打算将来定居新疆喀什，并在喀什郊区买个维吾尔式的庭院——大大的覆盖葡萄藤的院子，二层带幽深回廊的小楼。

　　生于60年代的最后一个年头，伽南并没有结婚的打算。曾经有女孩说他不适合做丈夫，也有朋友评价他对幸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恐惧，因而当幸福真的来临的时候，往往逃走，做三舍之避。至于后代，伽南态度很坚决，表示不愿再亲手制造出一个人，去重复他的命运。

　　但是，让他感到极端矛盾的是，他又一直很希望能有个混血的孩子，每天都能看着孩子漂亮幸福的眼睛。

　　在美术学院做老师的陈静，因为工作关系，每天接触的都是些七、八十年代的新新人类。她自言对下一代的做法虽有些不认同，但是也并不抵触：“尽管我们骨子里都很传统，但是我们的包容性也很大。”

　　“尽管这样，可很多时候，我仍觉得自己处于一种游离的观望状态，对下代的人，我认同他们的时尚，但总觉得他们还缺少些文化的东西，不够层次。我们的内心世界比他们要丰富得多，但也顽固得多。这种矛盾的冲击是很大的。”

　　文/师欣

　　夹缝一代（1960年——1970年）

　　国内

　　这代人大多数还在襁褓中、沙堆里，大一点的只不过缩着肩膀羡慕地旁观他们的兄长、姐姐们闹革命

　　世界

　　世界

　　冷战——这是冷战最关键的十年，中国比较孤立，苏联批评中国给“共产主义阵营抹黑”，而中国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

　　空间科技——美苏竞争不仅仅局限地面，而惟有在太空领域的竞争对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以他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使民权运动达到了高潮

　　文化——相对国内横扫一切的雅各宾式的文化革命而言，西方文化开始了另外一场革命。美国人反战情绪愈演愈烈，最终与“垮掉的一代”的反传统文化运动相结合，长发、吸毒、性解放成为反传统的主要特征。摇滚乐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社会风情——在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时，美国开始流行使“男人们不能相信自己眼睛”的超短裙。第一个吃螃蟹的美国人特威格小姐也有一个尴尬的处境：她每摆动几下丰满的臀部和秀丽的大腿，就不得不弯腰提一下滑到脚踝的袜子。那时的长统袜没有松紧带

　　夹缝一代（1971年——1980年）

　　国 内

　　1971 年 林彪事件让很多孩子都记住了个地名：温都 尔汗、知道了一种飞机机型：三叉戟

　　1972 年 批判“读书无用论”的社会思潮

　　1974 年 受黄帅日记的影响，中学生开始“反潮流”， 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给老师贴大字报

　　1976 年 毛主席、周总理逝世；唐山地震；粉碎“四 人帮”

　　1977 年 华罗庚、陈景润等人成为青少年偶像；大学 招生制度的改革，形成了十多年从未有过的 读书热潮

　　1978 年 “伤痕文学”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

　　1980 年 “潘晓”的来信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世 界

　　1971 年 乒乓外交开辟中美关 系新纪元；中国恢复了 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2 年 中美建交

　　1973 年 智利发生政变

　　1974 年 公寓热改变美国人的生 活观；石油危机爆发

　　1975 年 T恤衫风靡美国；成千 上万的歌迷悼念偶像猫 王

　　1980 年 约翰·列农遭枪击

　　自傲 自恋 自怜

　　“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能最后看见蓝天。”这是来自60年代的声音。怀疑、抗争、群情激昂，是那个时代共有的精神品质。

　　网上有70年代人对他们提出了质疑：“他们用生存赌自由，用客观赌幻想，用酒肉赌鲜花，用金钱名利去赌精神升华，用肉身的欢娱去赌灵魂的解放。”

　　有怨言自然就有关注，尽管60年代的人处在无名的夹缝中，拒绝合唱，主张山花怒放，但是他们某种共有的品质，带给他们潜意识中的骄傲。在后辈人的眼中，已成为他们的卖点。

　　调子——童年时光

　　“我们后来所执着的梦想，都来自于我们出生的时代以及童年、少年时代的社会影响”，60年代的人如是说。这正像心理学中所言，人在五、六岁之前，性格基本已定下了调子。

　　说到60一代的童少年时光，不能不提及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片子勾起了那个时代人的情绪。

　　吕祥说，看《阳光灿烂的日子》让他想起那时候某种不为任何目的的英雄主义气氛，就像片中主人公爬到那么高的烟囱上再跳下去，在他周围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其实这种英雄主义稍微变化一点就是无端地去打架、滋事，当这样的混乱走向极端时，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牺牲掉甚至是别人的，这种对莫名英雄主义的崇尚定下了很多人一生的基调。”

　　童年给吕祥留下深刻的记忆就是不断的死人，在旧碉堡里和玩伴捉迷藏时，发现了爸爸单位领导上吊的那一幕，至今还刻在他的脑海中。

　　出生在文革爆发那年的李皖，印象最深的是上小学那会儿的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粉碎“四人帮”等等。“那时，小学生也要写文章，我们学校要求写儿歌，写不出也要写，完全当作政治任务，我总是逼迫家人帮着写。”

　　陈静也记得当时自己无论写什么说什么，最喜欢用的就是“打倒”这个字眼，对哪个老师或同学不满一律统统打倒。

　　出生在北京的王泓回忆起童年，给他印象深的是，一次在去澡堂的路上，看到一位烫着头发的阿姨，那阵子小孩子接触的东西很单一，周围的人都仿佛一个模子中拓出来的，王泓顿时觉得这个阿姨太美了，以至于他没有走到澡堂，就迷了路。

　　这是那个时代人共有的经历，浙江省余姚文联的赵柏田点出了其中的奥妙：我们的童年在游走。寂寞乡村的风景，风筝和炊烟，偶尔进入到眼里的死亡，疯狂的游戏，某一事件在我们年幼的心里激起的小小波澜，都成为我们生命最初始的记忆。

　　伤感——人生态度

　　高晓松曾经说过，写歌是一种瘾，就像回忆是一种痛，而感伤是终身不愈的一种残疾。很多60一代的人生态度就是伤感。在一个情感普遍比较麻木的年代里，他们的敏感多思，成为他们特有的标签。

　　一位70年代的朋友对她60年代生的领导如是评价：他是个夜晚听歌会流泪的人，很深沉。这样的人生态度在当今快餐社会多少显得有些疏离，但毕竟物以稀为贵。

　　感伤的来由，李皖曾做过总结。他认为这代人普遍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没人管问的童年，时代的震荡只在不经意间偶尔路过；二是经历平凡的少年，写诗写歌，读书幻想；三是加快速度的成年，生活开始从玩味滑向无玩味，从精神世界落向无精神世界。

　　这种必经的心路，让他们不能毫无顾忌地投身拥抱新的世界，因为过去在他们脑海里留下对理想和道义的敬重，极端的矛盾心态，必然带来天生的感伤。不过“伤”得轻与重也是因人而异。

　　有的人因特殊的经历，有了特殊的伤痛，等到事过境迁后，不自觉地会夸大自己的苦难，这个感伤的基调就更为严重。这时候，物质婚姻的琐事在他心目中都变得不重要了，因为伤痛太难愈合。

　　学问——病态崇拜

　　“我们中的好些人，对做学问有着病态的崇拜，老想让自己名正言顺地说话。”王泓说道。据他讲，现在他们很多同学一聚会，有些人不自觉地会发表些言论看法，甚至比那些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专家们还有见地。“可问题的关键是你要发言，看谁听了。人到了这个年龄就有了表达的欲望，可没有人给你说话的机会，所以我们中大多数人的失落感是很强的。”

　　正是由于这份对做学问执着的崇拜，让尽管已经很成功的王泓一直有摆脱不掉的尴尬思绪。吕祥也回忆道，自己上中学那会儿，和要好的朋友聊得都是些关于托尔斯泰等大而遥远的话题，“那时候我们的求知欲望很强烈，总想着能做个影响别人的人。”以至于他大学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哲学，后来还拿到了社科院的哲学博士。在他眼中，哲学就是种熏陶，像是一场思维的健身。

　　虽然投身商海，吕祥心底对做学问一直有深厚的情结，他希望能有时间写两本书，探讨他感兴趣的话题。这也使他跟大多数生意人表现出了不同的气质。伽南至今回想起在大学狂热读西方哲学的日子还是激动不已，因为他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心境了。

　　李皖说，这代人在崇高事物面前，总是容易表现出深切的感情。他们不会像后辈那样浑不在意；在新事物面前，他们又不会像前辈那样一味地排斥。他们有天然的历史感和信念感。

　　所以在现在商品社会里，在人声鼎沸的餐馆中，依然能够听到来自这代人的骄傲：“当今能写这种旧体诗的人已绝种了；目前能像我们这样问心无愧，洁身自好的人也不复存在了……”

　　庆幸——60年代

　　出生于1967年的建筑师马鸣军，说到60年代，骄傲地用了两个字：庆幸。我们的父辈只讲奉献，不求所得；哥哥姐姐们赶上上山下乡，事后有着被耽误的伤痕。

　　这么看，我们这代人基本上说是没有被耽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的大转型也都让我们赶上了，尤其是近十年的经济腾飞，整个过程给人的感悟是很深的。

　　现在我们公司里招聘了很多70年代出生的人，有机会能和他们共事，我也觉得是种幸运。实际上想想不是他们年龄小，而是我们往老里去了。

　　马鸣军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我们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你们这代人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他认为50年代的人这么说60年代，60年代又接着往下说，周而复始，没有意思，因为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不管怎么说，我们经过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实属庆幸。”王泓也有同感，他甚至提及到自己物质极大匮乏的童年，“那都要比现在的小孩儿完整得多，我们那时候很多的游戏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都是今天的孩子所无法享受到的，这段过程对人将来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就像《60年代的气质》一书中所概括的：“出生60年代的人，就像一块沉睡的琥珀，它内部‘人’的梦千年万年都那么纯粹、恬静。”

　　自比琥珀，这份庆幸与骄傲早已包容其中了。

　　文/师欣

　　夹缝一代（1981年——1990年）

　　国 内

　　1981年 台湾校园歌曲流入大陆，受到热烈欢迎

　　1982年 萨特著作在我国出版，存在主义思潮开始泛滥

　　1983年 全国展开第一次轰轰烈烈的严打斗争，青少年犯 罪引起社会忧虑

　　1984年 国庆35周年，“小平你好！”成为全国人民的心 声

　　1985年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青年的信条

　　1987年 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刘勇为证明自己的不平凡，杀 死素不相识的女孩，引起了对青年缺乏社会责任 感的讨论；全国首届裸体艺术大展在北京举行

　　1990年 中国首次举行大规模的性文明调查

　　世 界

　　1981年 艾滋病被鉴定出来

　　1983年 里根推出“星球大 战”防务计划

　　1984年 迈克尔·杰克逊的 唱片风靡全球

　　1985年 “恐怖主义”浪潮袭 击全球

　　1986年 “挑战号”宇宙飞船 发射才74秒就化为 灰烬

　　1990年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一个出生的符号

　　“60一代”是个宽泛、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的指称，从字面上看，所有出生于60年代的人都可以划归其中，但实际上在时间界定的前提下，我们更关心的是内在的气质和精神。就像荣格在讨论现代人的心灵问题时诘问一样，一个人仅凭生活在现代他就有资格被称为现代人吗？尽管我的朋友许晖从90年代下半叶就致力于对“60一代”进行学理上的梳理，但迄今为止，可以说他的研究还远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响和应有的重视。这一代正面临着“无名”的威胁，在时间悄然的流逝中彻底消亡影子，直至被遗忘。

　　泛泛把所有60年代出生的人都网罗进“60一代”并无多大的意思。从时间上看，这十年出生的人正好处在以“老三届”为主体、以上山下乡运动为标志的“第三代人”与所谓的“新新人类”之间，这群人处在一个时间的夹缝里——前者有苦难作人生的资本，后者中盛行的是轻的美学。如果你不想上靠下移，就只有悬空。尴尬也由此而来，他们生命中没有无法承受之重，也没有无法承受之轻，他们在不轻不重中无所适从。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有可能是最不引人注目又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社会变革的速度同时也加剧着遗忘的速度，面对匿名的黑暗，这代人的先觉者从命名开始打响了反抗遗忘的第一枪。共有的经历和禀赋使我们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60年代出生的人”也好，“60一代”也好，命名虽不一致，其实质都是有意识地对一代人身份的确证，更深层的动机则是对遗忘的反抗和斗争。

　　60年代让我联想到一阵摧枯拉朽的龙卷风，一场惊世骇俗的大水，一曲乌托邦的狂想曲，它冲破了禁忌和惯例，它要造一切体制和旧文化的反。60年代在我出生的城市里，游行、政治集会、标语口号和五颜六色的大字报构成了街头节日般的狂欢景象。这些印象，来自一些纪实、文艺类的读物，和一点词语上的联想，它不是我经验中的60年代。60年代，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我们出生的符号。那个红色梦境一样的年代，像一个加速旋转的螺旋体一样把我们这些人从它的尾部轻易甩了出来，真正渗透进我们的记忆和骨髓的不是60年代令人沸腾、不安和激动的空气。

　　文/赵柏田

　　夹缝一代（1991年——1997年）

　　国 内

　　1991年 全国第一次禁毒工作会议召开

　　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第二职业热”兴起

　　1993年 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杀妻自缢；知识分子纷纷 下海，大众文化成为讨论的焦点

　　1994年 知识界开始讨伐“伪气功”

　　1996年 爆发股市热潮，更多的人投身股市大军

　　1997年 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

　　世 界

　　1991年 爆发海湾战争

　　1992年 俄罗斯全面推行私有 化休克疗法，中国人 开始大批进入俄罗斯

　　1995年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及中国抗战胜 利50周年

　　文化领域的主角

　　60年代人在今天会逐渐成为一些领域里的主角，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它会是很厚实的一股潜流，但不会像70年代人那样闹腾和耀眼。因为三四十岁的人会是社会的中坚，正常的社会都是如此。从社会角度来看，60年代人是过渡和中介的一代，由他来连接着上一代和下一代，他理解上一代人，也理解下一代人。这个特质上下都没有，上下都会很极端和激烈，与对方尖锐对立，而60年代人会显得很宽容，乐于在新旧两代之间和稀泥。

　　60年代出生的背景对我最大影响，应该是不僵化地看待事物，不固执地对待生活；崇尚精神和情感，但又不把精神、情感固化成主义或真理，要求人人必须如此；但我真心希望人人都崇尚灵魂的生活，用精神生活提升和拯救物质的生活。

　　我认为自己骨子里浪漫主义占了很大的成分，我崇尚诗意、美、超越、灵魂，它们能给我最大的愉悦，是赚大钱、吃大餐、住大房所不能给予的。

　　现在最让我动心的东西是感受、认识和在感受与认识中的陶醉，我称之为我的事业。现在我主要以写音乐评论的方式来实现，其实我最中意的是小说、诗歌、美学、哲学这些东西，我希望今后能够实现。

　　其实不实现也无妨，感受和认识在生命中，就可以了，书啊、个人成就什么的，不过是存在于世的一些证物，就像出去玩儿留下了一些留影，证明经历了，好像就更圆满了一些，没什么遗憾。其实最重要的是那经历本身，你细心地经历了，丰富地想过了，让它们留在心里，让它们在心里时时流动、发生，就会让你变得崇高。你自然地参与着自然发生的各种事务，以那样的态度，也便造福了身边的人，并造福了自己。

　　因此我抓住一切的机会让我的孩子感受对万事万物的兴趣，对无用的知识和技能的兴趣，我想让他懂得快乐、懂得欣赏、懂得经历中的享受、懂得各种各样的事物里都有非常有趣的东西。

　　我希望我的孩子成长，但我又不非要他成才，我觉得他能做到他自己，就算是幸福。

　　同代人的精神分化

　　这代人的分化其实早已悄悄地来临了，它无视我们的感情，更无视血水交融、不可分割的友谊。来自结盟的一代人内部的思想、姿势、生活方式，从此统统区别开了。

　　共同的成长背景，共同的历史，曾经让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相濡以沫，可是很快地，他们转变了，而且开始嘲笑我们了。进入体制，靠拢潮流，是他们的明智选择。分化是如此彻底，曾经号称是一代人的底色和声音，模糊了、暗淡了。

　　当年我们在校园里一同喝醉，一同反叛，矫情，感伤，做一些今天想起来脸红的事。他们是校园里面的风流人物，才子佳人；是主流派。我们和他们相濡以沫。那是一个万众一心的年代。

　　而今，他们已经是白领了：从学生会干部到坐班族，从诗人到记者，从嬉皮士到绅士；从反叛到皈依，从散漫到守时，从感伤到优雅……社会转型，而他们已经定型，全身心地投入了潮流和体制。因为拥有共同的历史，因为是患难之交，我们远远地看着他们，仍然像看着我们亲爱的兄弟。

　　忽然有一天，他们，开始嘲笑我们了。

　　在现实中，他们如鱼得水；曾经的困惑和苦痛，也早已变成“青春无悔”。历史的经历者和许愿的记录者，都灰飞烟灭了。河岸边的卵石是多么容易打磨光滑啊！

　　来自结盟的一代人内部的思想、姿势、生活方式，从此统统区别开了。其中也有更年轻者的皮同骨异和无言退出，也有调侃对沟通的损害。

　　以前办《东方艺术》杂志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野心”：整体地把这代人推出来。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现在我更强调独立，“代”不能永远地跟随我们，人的变化是非常大也是非常快的，有时快得让人绝望。

　　我们这代人的一生都在寻找，但是，终其一生的寻找，其实明白：什么都不可能找到。

　　文/许晖

　　人口出生率

　　1962年 千分之37.01

　　1965年 千分之37.88

　　1970年 千分之33.43

　　1975年 千分之23.01

　　1978年 千分之18.25

　　1985年 千分之21.04

　　1986年 千分之22.43

　　1987年 千分之23.33

　　1988年 千分之22.37

　　1998年 千分之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