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敦煌百年

　　2000年6月22日，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纪念日。历经千年苍桑的敦煌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

　　20世纪初一个春天的傍晚，中国西部一片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一个蓝眼睛、高鼻梁的男人，带着一队装满箱子的马车正要转过山脚。他回过头，恋恋不舍地望着苍穹下那片神秘洞窟。洞窟前，一个矮小身影向远方的客人作揖道别。

　　王道士把口袋里的银圆又认真地数了几遍，收起来,依旧放进那个密闭小洞里。那里已堆了不少钱币。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就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敦煌，用少量银圆换走了10大车6000多卷敦煌珍贵写本和画卷。

　　浩劫敦煌

　　莫高窟河对岸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其中一座保存得较为完整的塔，塔身碑文刻着一个名字：王圆　！

　　1900年6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旧起早。拿把扫帚，他仔仔细细地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忽然墙壁裂开一道缝。他探身一看，里边似乎还有一个深深的洞穴。王道士急忙打开洞穴，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出现在眼前！

　　这天早晨，他不经意地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印刷术发明前，手写本中国典籍文献的最大宝藏敦煌经卷就这样重见天日。

　　20世纪初，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刚刚展出《草地上的午餐》的马奈饶有兴致地把眼光投向东方。而千年敦煌艺术，正在一个道士手中。

　　斯坦因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已在藏经洞前守候了7个春秋。他用50两白银换走了24箱经卷和其它文物5大箱。历经1年多时间，才将这些宝物晃晃悠悠运到伦敦大英博物馆。

　　世界震动了。一批批欧美、日本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学家、冒险家不远万里，朝敦煌赶来。

　　1915年10月，俄国人鄂登堡带走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找“老朋友”王道士，拿走了5大箱700多件经卷；

　　1914年，法国人伯希和意犹未尽，用一点银圆又换去了5大箱600多卷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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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斯坦因运送到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敦煌文物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时，中国当朝命官才意识到敦煌的价值。但他们考虑的不是如何保护，而是千方百计窃为己有。一时间，偷窃成风。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来最大的劫难。

　　1910年，清政府做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运送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伤心敦煌学

　　法国人伯希和携带着一批敦煌文献珍本穿越沙漠，直奔北京，下榻苏州胡同。他向一批中国著名学者发出邀请。

　　在京著名学者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曹元忠等纷纷前往苏州胡同。在伯希和寓所，中国学者们震惊了。走出苏州胡同的中国学者们几乎一夜未眠。

　　得知藏经洞还有数千残余经卷，罗振玉即力促清廷电令陕甘总督查封藏经洞，把残余文献运京师图书馆保存。不久，他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将藏经洞文献目录公布于世，成为发表敦煌学文章最早的人。

　　同年9月，王仁俊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敦煌石室真迹录》。11月，罗振玉出版了他和蒋伯斧辑录的《敦煌石室遗书》。

　　中国的敦煌学研究由此拉开序幕。

　　1930年，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为陈垣所编《敦煌劫余录》一书作序，悲愤感怀：“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此篇序言振聋发聩，影响深远。

　　“敦煌学”一词由此产生。

　　自此，一代又一代学人加入到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的行列中。

　　有价值的敦煌文献被英、法、俄掠走，最后运到北京图书馆的写卷又有许多是残片。从20年代开始，有条件的中国学者只得远赴伦敦、巴黎看原件。

　　1957年，北京图书馆通过交换，得到英国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的部分缩微胶片。台湾史语所也于次年购得相同内容的缩印本。70年代，中国又买到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全部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

　　海峡两岸的敦煌学者们拿起那些买来的微缩胶卷，走到放大机前。

　　1961年，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编辑出版了《敦煌资料》(第一辑)。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王重民、刘铭恕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尽管敦煌研究出现了生机，但直到“文革”前，敦煌学研究因受到很多局限，发展平缓。这一时期，港台学者依旧为敦煌学研究孜孜努力。

　　此时，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一浪高过一浪，成绩斐然。日本人因而自负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解读敦煌

　　敦煌莫高窟傲视群雄之处，在于它那千年的层层累聚，它那跃动了千年的生命力。

　　公元366年的一个傍晚，乐樽和尚手持锡杖，云游至敦煌。突然，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似有千佛在跃动。乐樽和尚似有所悟。他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佛，使之成为圣地。

　　不久，第一个石窟开工了。远近信士闻听奇遇，纷纷前来朝拜。上至王公，下至平民，或独筑，或合建。从此，这片山峦，终年响彻斧凿的叮口当声。岁岁年年。

　　至今人们依然无法明白，究竟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在什么情况下使得敦煌文献尘封幽暗的莫高窟长达千年之久。

　　一种说法是，大约11世纪时，北方战乱频仍，敦煌此地一定发生了比较急迫的战乱，和尚们仓促之下，将这批文书放在洞窟内密封起来；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批文书被认为是废弃之物，故而堆放于17号窟内封存了。

　　或许我们永远无法解开这个谜团了。但不管怎样，在莫高窟空气干燥的条件下，那些写在纸上的文书历经千年岁月而令今人梦萦魂牵。

　　对敦煌学者而言，哪怕摄取一个线条，手捧一本残卷，就足以忘言。

　　2000年6月22日，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纪念日。

　　“敦煌学”也由此走过了近百年历程。

　　纵观历史，敦煌学研究大致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此为人文学者关注方面；一是对敦煌壁画美术的研究，此为艺术研究范围；关于敦煌石窟保护方面的研究，则属于自然科学研究方向。

　　十年动乱曾使中国大陆敦煌学的研究被迫中断一个时期，但是，以铙宗颐、潘重规等人为代表的港台地区的敦煌学家们却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辉煌业绩；

　　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就率先培养敦煌学的硕士、博士。1975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成立了敦煌学会；

　　香港在新亚研究所也成立了敦煌学会，并于1974年创办了全世界第一本《敦煌学》杂志。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敦煌学研究迅速发展。

　　季羡林、周一良、唐长孺、王永兴、韩国磬等老一辈学者带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这批学者成为今天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如今，国内已有数百位来自不同学科的敦煌学学者。1998年，中国社科院成立了“敦煌学研究中心”，利用自己多学科的优势，组织了6个学科的20多位专家学者，进行多学科合作综合研究的尝试；

　　据不完全统计，1981至1997年，全世界敦煌学界共举办36次有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有25次是中国敦煌学界在中国举办的；

　　由季羡林先生主编、100多位学者参与编纂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是全世界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反映敦煌学学科内容和研究成果的大型辞书。它的面世，标志着中国敦煌学已发展成熟、走向繁荣。

　　近百年来，出版界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不遗余力的支持。一大批敦煌学研究专著通过大陆和港台出版社出版，一些美术作品集也相继问世。

　　自陈寅恪提出“敦煌学”名称至今已七十年。“敦煌学”已成国际显学。然而，陈寅恪“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一语仍令人久久不能释怀。

　　中国敦煌学学者曾联合呼吁，希望能采取适当措施，争取流失海外的国宝回归故土。

　　敦煌：常氏财富

　　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他回答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回首已过去的人生，我自豪地认为，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我们奉献给敦煌的应该是许许多多代人的努力和工作。”

　　2000年7月，中国人隆重纪念敦煌藏经洞被发现100周年，也由衷感谢和怀念“敦煌艺术守护神”——常书鸿。7月29日将在敦煌莫高窟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由国家文物局、甘肃省文物局和敦煌研究院首次联合颁发“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将此殊荣赠予包括常书鸿、 邵逸夫、季羡林、平山郁夫在内的10位中外人士和机构。

　　常书鸿，这个名字当之无愧地与敦煌艺术熔铸一体，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一个人的敦煌

　　1935年秋，巴黎塞纳河畔。一位中国小伙子蹲在旧书摊前，凝神翻阅。忽然，一本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吸引他的视线。这本由法国人伯希和编辑的画册共分6册，登载了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小伙子看呆了。此时，他方知在中国还存在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外国人为敦煌而疯狂，而他作为中国人却浑然不知。这位青年名叫常书鸿，来自中国杭州。

　　塞纳河畔与敦煌的邂逅，改变了常书鸿生命的轨迹。中国，因此少了一位绘画大师。敦煌，则多了一位守护神。

　　常书鸿四处奔走游说。在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先生的建议下，经多方努力，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想摆上了议事日程。1943年3月27日，常书鸿肩负着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敦煌莫高窟。自此，他将自己大半生50年的生命，献给了敦煌。

　　直到1944年秋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才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1948年常书鸿在给报纸的文章《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中写到，于右任先生在他即将动身赴西北时对他说：“这一个不宜久居的地方，所以我要找你们艺术家去担负久常的保管工作。因为只有爱好艺术的人，能从富有的千佛洞历代艺术宝库中用安慰与快乐来抵消孤僻生活中的苦闷。”

　　常书鸿在破败凋敝的千佛洞下筑围墙、战风沙，调查、临摹之余，还要为全所起码的工作生活条件奔走，甚至修筑工事、筹备粮食，随时准备抵御土匪和溃逃的国民党军队的劫掠。其所作为、所牺牲，实为世所罕见。

　　常书鸿遗孀李承仙回忆道，80年代他们迁居北京时，家中也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仿佛，他们又回到了敦煌，仿佛，敦煌9层楼的铁马在声声呼唤着他。

　　1994年春，常书鸿以90高龄的病卧之躯,仍念念不忘敦煌的未来。他在致江泽民主席的信中说:“余致力敦煌文物五十年，尚觉未竟之事倍矣，然羸弱之躯力有不逮。忆及当年受周总理‘敦煌工作一辈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之重托，现吾妻承仙、小儿嘉煌均有志继承我的事业，……吾心稍安。

　　嘉煌去敦煌

　　当年，常书鸿病危住院，处于昏迷状态，从东京赶来的儿子常嘉煌在父亲耳边轻轻呼唤，常老终于微微睁开眼睛，嘴唇嚅动着，眼角流出了泪水。

　　这时常嘉煌结束了在日本15年的留学、侨居生活，受聘为敦煌市政府的顾问，按照父亲的指点，把在日本学到的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带回敦煌，筹建“国际敦煌艺术中心”。

　　如今，在中国西北莽莽戈壁沙滩下，一处鲜为人知的巨大艺术构想——“敦煌现代石窟艺术工程”，已默默实施了3年。支撑着这个艺术梦想付诸现实者，是常嘉煌 。为此他已直接投入了几十万元、间接投入100多万元，用父母亲的稿费和积蓄，加上自己在日本卖画的钱。

　　敦煌现代石窟距千佛洞两公里，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颇具创意地开凿于党河古河床的断崖上。从地面仅有的一幢泥土房顺石梯进入“地下”10多米，来到宽敞明亮的中央通道。通道目前已开凿了近200米，两侧已凿出3个艺术石窟和4间艺术家生活洞窟。由于走廊及生活窟开窗于古河床的峭壁上，窟内阳光充沛，空气清新干爽，洞下流水潺潺，天然平添一派气韵和浪漫。常嘉煌雇请的民工正用铁锹、镐头挖掘着洞窟，终日不断。

　　77岁高龄的李承仙女士全身心地支持着儿子，去实现那艰难而渺茫的梦想。这位奋斗了半个世纪的“敦煌痴人”健步行走于新石窟的上上下下。她说：“经过敦煌研究院和中科院涂料研究所20年的研究，已经考证出古代敦煌壁画使用的20余种颜料成分，现在我们只需要按照唐代的原样，在墙上再现当年的景象。”

　　这是父母亲终生的宿愿，常嘉煌解释道。莫高窟220窟是唐贞观时期最精美的洞窟，但岁月久远，已严重损坏变色，目前只有历史文物价值。父亲生前一直希望恢复1000年前鲜活时期的唐代洞窟，让灿烂绚丽的壁画重新显现敦煌艺术美的震撼力。早在50年代末，常书鸿就曾筹划建立新石窟，创作新壁画、新彩塑，将中断了600年的敦煌石窟艺术继续下去，但都未能付诸实施。

　　90年代初，常嘉煌在日本东京都美术馆的“大丝绸之路展”，亲眼见到60年前改变了父亲人生道路的大批敦煌绢画，同样受到极大震动，决心从日本回到祖国，回到出生地敦煌，实现父亲的遗愿。

　　在常嘉煌的电脑设计彩图中，这座沙漠地下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如同外太空建筑基地：钢结构拱型玻璃罩连结的阳光走廊，不加修饰的岩石内墙与镜面般大理石地面相呼应，多媒体石窟展厅全方位的电视屏幕，可随时展现世界壁画名作或艺术大师的作品；充分运用现代环保技术，太阳能技术，自然凝水、调温、通风技术，和无土栽培技术等等，一派艺术家的奇思妙想，要在大漠中创造出一个“人类精神的伊甸园”。

　　拒绝了一日本商人要求指定日本画家进行第一窟壁画创作、由日本商社开发并享有10年独占权的合作条件，常嘉煌自筹资金投入工程。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拒绝了国外公司和团体用常书鸿的画作为投资交换条件，将父亲生前作品无偿捐赠给浙江、甘肃两省。

　　池田大作1997年对此举曾高度评价道：“新的石窟壁画的制作是敦煌的文化复兴，是重大的和平文化事业，是作为世界文化交流据点，将使人类的心更加宽广的原点。” 1998年10月，日本NHK卫星一台播出了专题片《中国——苏醒的敦煌壁画》，观众反映强烈，要求详细报道进展。

　　去年夏，西北师范大学在接受常家捐赠的常书鸿作品时，宣布成立敦煌艺术学院和常书鸿敦煌艺术工作室。今年新学期学院开设了“敦煌壁画技术”的课程，还要在新石窟开放壁画技巧艺术实践课，常氏母子都将亲自讲课，培养敦煌艺术研究新人。

　　为了广泛征集对新石窟艺术项目的意见方案，寻求海内外艺术家的关注和支持，常嘉煌特制作了中文、日文、英文网页，于2月份登上国际互联网，同时设立工程事务局；最近又在日本设立了办事处。

　　“在日本繁华之地生活了15年，披着父母的光彩，现在这样默默无言地去做事业，才深刻体会到父辈的艰辛和意义。无论如何，我会把这件事做下去，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着我。”

　　常书鸿、常嘉煌，父子两代所作为、所憧憬不尽相同,不变的是为梦想不屈不挠的痴情与执拗，即使如追逐太阳的夸父，将自己燃烧在敦煌的祭坛上。

　　文/游夏茵

　　两个敦煌：脉脉相对

　　100年以来，敦煌学研究在全世界兴起。但长时间来，一直有人认为敦煌学研究在国外。在发现藏经洞一百周年的时候，记者采访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秘书长柴剑虹教授。

　　记：以前有个日本人曾经在中国公开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您了解这一件事吗？

　　柴：有这么一回事。1979—1980年，一位日本的学者在南开大学和甘肃西北师范学院曾公开地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时间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一位老学者很生气，当时就起来反驳他，和他辩论了半个小时。日本人的讲话一方面确实表明他很傲，另一方面反映了一种事实，确实是当时实际的情况。

　　这主要是由于敦煌的大部分经卷已经流失到了国外，中国学者在二三十年代研究敦煌学时，就相当困难，必须要到国外去寻访，要费很大工夫。由于大部分好的材料在国外，国外的学者有有利的条件，尤其是日本学者由于用的是跟中国传统研究相近的方法，日本的文化与中国又比较密切，所以（当时）他们的成果比较多。日本研究的人数也较多，经济、法律、宗教文书等方面日本确实走在了世界敦煌学的前面。还有日本到现在有连续4代学者从没有中断过，确实很厉害。

　　中国从50年代开始，研究条件开始有所改善，得到了一些国外（收藏）的一些缩微胶片，编制了一些相关研究书籍。但相对而言，当时中国研究敦煌学的人较少，获得资料又困难，所以当时取得的成就并不大。文革时期，敦煌学的研究曾一度中断过。六十年代的“反右”，也使我们的研究搞得一塌糊涂。

　　季羡林先生对此的看法是，这是我们自己咎由自取。这件事对中国学者刺激很大，激励中国学者更加努力，千方百计地走在研究的前沿阵地。

　　记：那这几年研究的成果怎么样，国外的学者还这么认为吗？

　　柴：前些天开学术交流会的时候，一位日本的朋友，送给我一本关于敦煌的书，书的封面做得很有意思。写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藏经洞的发现形成了敦煌学这门学问，它是中外学者共同开拓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

　　记：这句话不是季老（季羡林）前几年提出的吗？

　　柴：是的，这是季老1988年在北京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敦煌学从此成为国际性学问。季羡林观点的被认同也表明了敦煌学在中国的发展。

　　记：那日本学者是怎样接受这一观点的呢？

　　柴：当然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学者努力了。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国家财政一次给了100多万。学会成立后，老中青的梯队开始形成，敦煌学研究的范围开始增大，成果也不断涌现。80年代末我们在敦煌学的研究上还有空白，但是在各个分支学科里都大踏步地向前，成果相当多，每年的论文都上百篇，专著几十本。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学者也就再无话可说了。这几年确实能看到中国敦煌学的进步。

　　记：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研究的方法上有什么区别吗？

　　柴：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思想方法，用传统的思想文化修养方法来研究敦煌学。而外国人毕竟是外国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积累、修养、方法来研究敦煌学，这跟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外国人是用外国人的眼光、方法、态度来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东西。

　　记：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1993年后发表的论著，虽不乏佳作，但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可同日而语。

　　柴：这么说不完全准确。1993年后，我们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是与外方合作对于流失海外的文献进行了大量地影印出版，从而大大地改善了敦煌研究的条件。这是敦煌研究史上的重大事情；二是对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这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分类整理是一种很重要的基础研究。此外90年代后，还出现了大量的专著，所以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当然现在我们还有一些缺陷。

　　记：中国现在从事敦煌研究的人多吗？

　　柴：现在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并不多，因为敦煌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不过在各个门类的研究上以及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影响的大约有一百多人。而现在日本真正有成就的也就二三十人。

　　记：现在的学者与以前的学者的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柴：年轻学者在学术功底、学术修养上和前一代的大师王国维、罗振玉、季羡林他们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必须得正视这一点，很多东西我们记不住。我们小时候还要背外语、政治，不可能像他们那样背四书五经。但是年轻的学者也有自身的优势，在接受外来文化的熏陶上更开放一些。现在可以方便地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这在过去是很困难的，现在很多学者懂外语，可以和外国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

　　季羡林他们认为年轻的学者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过了老一代的学者。超越其实是应该的，但我们还不能够自满。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做得不够，很多中青年做学术做得不够规范。

　　记：那么现在从学术上比较中外尤其是中日相比还有差距吗？

　　柴：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中国，比如道教方面我们一直都没有赶上，对道教的研究我们国内一直很少，虽然国内已经有人开始研究，但我们还是刚刚起步，而他们却一直都做得很好。但在敦煌古代文学的研究上,中国始终走在前面。在科技、医药、体育、历法、语言等方面日本也没有什么突出成就。中国在语言研究上以杭大为中心，一直在世界上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

　　当然，敦煌学是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21世纪的敦煌学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要进行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外国的学者已经承认，他们国家敦煌学的发展取决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因为他们大多材料我们现在都已经拿到手。中国不对他们开放，他们的研究也就会有很多的困难。

　　记：现在在敦煌学的研究上经常提到“二重证据法”，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柴：二重证据法是指在研究的时候把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地下的文物和地上的文献相结合；出土的文物和传世文献相结合。现在还有人提出了三重证据说，就是再加上把外国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相结合。

　　记：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者在研究敦煌学呢？

　　柴：现在到敦煌参观的人很多，但真正懂行却不多。敦煌学，一方面是显学，很热；一方面是冷门。这种反差说明了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今天如果使敦煌学真正变热，就应该从培养个人文化素质上下功夫。敦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懂得敦煌文化，就不能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在莫高窟参观的日本人手里都有一本日文的说明书，而中国人手里却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日本人看的津津有味，中国人却看不懂。

　　敦煌学研究与西北开发问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敦煌的材料在二十世纪初被西方的列强拿走，这是外国列强来开发你的西北，开发你的资源。他们当时是很野蛮的，是一种掠夺，壁画可以给你切下来，经卷可以给你拿走。我们今天再开发西部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保护文物。否则再过10年很多文物就在也看不到了。西北是中国从近代开始就比较荒漠，比较闭塞的，而恰恰在这个地方是中国古代文化交流最热闹的地方，最不保守，最不闭塞的地方。这个很值得我们来深思。

　　记：以前有报道说在敦煌学的研究上我们应该感谢王道士、伯希和，对此不知你怎么看？

　　柴：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把中国的文物拿走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文物他们没有权利拿走。如果说拿走就是保护中国文物，这句话是说不通的。比方说，一个人的家里被小偷偷了，第二天他的家里失火了，家里的东西被火烧光了，是不是就要感谢这个小偷偷了他的东西呢？所以说尽管后来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文物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所以他们拿走就是对的，拿走拿得好？另外从考古学的角度上说，文物搬离了原地，文物价值就损失了很多。文物的流失为后来的研究工作人为地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必要一个劲地责怪王道士，骂王道士，他就是那个水平，另一方面也决不能称赞伯希和拿得对，斯坦因拿得对。以前有的文章说王道士、伯希和有功，这是绝对错误的。伯希和，我是很尊重的，他是位大学者，但是伯希和拿敦煌经卷就是不对。他在编制西方汉学家桂冠的同时，也已经永久地背上了一幅劫掠中国文物的沉重的十字架。这一点他是永远也逃不掉的。

　　文/赵建华

　　以暴力关怀世界

　　杨少斌和他的作品

　　杨少斌去法国了，去参加“当代中国肖像”展。从法国回来，他一定又会被晒黑一圈。他的皮肤有些像相纸，在欧洲的阳光下不断显影他每次从欧洲回来，皮肤的颜色都会自然地加重。这也有些像他的画，他的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深层发展，越来越局部，也越来越铺张。

　　少斌是一个亲切的人，他喜欢说话，但又不太会说话。我的意思是他说的话往往太“正式”，少了些趣味。少斌从骨子里也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他对自己有比别人更多的要求，不管想得对与错，不管是否想得明白，他总是在自省。当然这仅仅是指他对自己的作品，我之所以说他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比较”的意思是他其实对自己又是一个很放松的人，他也想活得自由自在。

　　我曾经和少斌有过一段非常抒情非常美好非常朋友的时光，这有别于和女人在一起，但也非常开心也非常亲切非常快乐。我们每天打电话，或者我去通县，或者他进城，有时甚至也住在一起。少斌是摇滚迷，在三里屯他总是让我给他推荐CD，一买就是一大堆，然后回家放大声猛听，然后打电话告诉我听后的想法，然后又叫我一起去买新的。后来有很长一段日子我们没在一起玩了，后来有一天我们碰上，他说：“老黄，现在又出了很多新碟，都是些新人的，可能你都不知道了，以后该我带你去买碟了”，然后他得意地笑，象一个山大王，憨憨的土气里面还有点儿洋味儿。我知道他那时最喜欢的是“佐治童子第二”玛森。

　　少斌艺术上的转折期很漫长，他曾经有四年没怎么画画儿，只是在想，他也是用四年的时间把问题想清楚，再把过去完全抛开，不知是他太较真儿还是脑子转得太慢。但少斌艺术上的转折点却其实来得很快也很及时，这里所说的“快”和“及时”都与一般意义上的“成功”有关，也就是与“商业”有关。商业在思维混乱道德混乱标准混乱的当代艺术圈，几乎成了评判艺术作品的“唯一”可供参照的标准。

　　少斌的转变是指他的绘画从“泼皮”脱皮蜕变成现在的“没脸没皮”这个过程，这个过程真正使他成为了一个艺术家。少斌早期曾被评论界笼统地归入“玩世现实主义”流派，那个时期他的作品政治、玩闹，甚至有些滑稽（不是幽默），他不是扛大旗的人，最多算个追风赶潮站脚助威的，少斌因此很苦恼。苦恼的少斌终于成就了他，因为苦恼所以清醒，他说：“我知道我如果再这样画下去，我一辈子都只是个丫环，在‘泼皮’里方力钧已远远走在前面，不可逾越，我必须有自己的东西。”然后少斌就真的有了自己的东西。

　　少斌从年龄上看，应该是和方力钧、岳敏君一拨的，但一个年轻的杨少斌从他更年轻的作品中站了起来，像旷野中奔驰而来的一匹千里追风兔，引人瞩目。他全新的作品以全新的姿态再战江湖，吸引了评论界、策展人和收藏家最多的目光，我个人也以为他是“新兴”的最有冲击力的画家，他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梦想即将成真。

　　少斌的新作品极度（或称急速）地发展了他早期绘画中的暴力倾向，这种暴力不再是过去为那种夸张和简单，而是“面目全非”的渲染和简捷，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冲突”，不再是画面的游戏和纸牌似的玩耍，而是回归人本的一种人性摸索，是一种观点性地描述。少斌本来是个亲和的人，对这个世界暴力冲突的关注，反映出一个艺术家的敏感、良心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画面中的焦虑和焦躁不安，用一种强力的方式控制，体现出艺术家内心世界中光明与黑暗的对垒。少斌说：“作品中的人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本身。我极其喜欢对人的心理有刺激的事情，这种刺激的感觉是很难忘记的，因为它给了你极大的震动，已经成了你一生经验中的一部分。有人说我表达的感受是用硫酸水泡过的东西，也有人说看作品时的感觉象是被很软的东西击中了似的，观者的视觉经验和理解让我佩服，比我说出的感觉更具体。我的思考线路是以当代背景和人的关系为切入点，而我本人也是被考虑对象，体验生活中常常被人忽视，而又对人的心理造成伤害的故事。我曾经写过‘在空气中我闻到了血的味道’、‘一个人嘴里含着别人带血的耳朵’、‘一只凶狠的手抓住男人的生殖器挤出软组织’等等，这都是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人在惨酷现实压迫下的极端行为。受伤害者、满脸委屈、嘴巴肿胀、流着鼻血、两眼含泪这世界怎么了？”“这世界怎么了”是杨少斌的提问，当代艺术的一个最重要方式就是提问，然后是问谁。如果从生活中的形态来看，少斌基本上不是一个提问者，即使提问也是问自己，但表面形态上的“收缩”，使得他的提问更加具有质感也更有力量问，问世界。我看少斌的画其实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比如鲁迅先生写的“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有一种关怀和呵护，或者海绵海藻那种柔软，或者鲸鱼海豚那种笨拙，有一种可爱。

　　少斌终将成大器，这不是给他打气，也不是阿谀，是我看到的他的未来。

　　文/黄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