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新国难——艾滋病

　　15年前还是一片净土的中国，现在已经是到处都能发现艾滋病的国度。

　　15年前，人们谈论起艾滋病的时候，脸上还都带着一种暧昧的笑；现在，人们谈论起艾滋病，就像谈论晚餐吃什么。

　　官方报告：到1999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共为15000多例；专家估计：保守数字至少50万人，并且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专家断言：艾滋病在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

　　艾滋病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200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累计达到60-100万人，由此，中国将为此付出4602-7700亿元人民币的代价。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

　　预防和控制还来得及。但可怕的是否认和冷漠，并由此而引发“不作为”。不幸的是，一些官僚和政府机构正在这样做。

　　难道，中国真的要为这场灾难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开始总结经验教训，才开始亡羊补牢？

　　“假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灾难。”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的报告令举座鸦雀无声。

　　按照曾毅的测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60-100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达人民币4600亿元到7700亿元。这个数字曾让中国有关领导人担心：艾滋病一旦流行会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辛勤建设的成果。

　　卫生部公开披露的数字是：从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人到1999年9月底，中国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5088例，其中艾滋病病人477例，死亡240例。

　　在一些长期在艾滋病防治一线工作的专家学者看来，这类数据远不能描述艾滋病蔓延的险恶。“这在流行病学上毫无意义，区区几百人的死亡数字，只能误导决策者，错失抵抗艾滋病之害的良机。”

　　1994年以前，艾滋病毒感染者大多数为云南的吸毒者。1994年后，艾滋病传播超出云南省，迅速向全国扩散。1998年6月，青海省最后报告发现了感染者，短短四年间，艾滋病毒感染报告全面覆盖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专家估计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直线上升，1993年为1万，1994年为3万，1995年为10万，1998年是30万，1999年，保守的估计数字是50万。

　　“开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是一片红，现在全国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了艾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过非洲。”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说。

　　血、毒、性

　　目前中国出现大批死亡的地区，是血源性感染的重灾区。比如河南、河北、山西、安徽、湖北几省的一些乡村。欧美国家基本杜绝了血源感染这一途径，这使得因卖血浆、输血而染上艾滋病，几乎成了中国的一大特色。

　　从1993年开始，全国有10多个省发现卖血浆人群中，存在艾滋病毒感染者，数量极大。知情人士透露，血源性感染严重的一个原因，是基层血站的操作：把同血型的多袋血液混入离心机搅拌处理，上层的血浆保留，沉淀的血球重新注入职业卖血者体内，以便快速再造血。如此一来，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10倍速地增加。

　　90年代，中国颁布了《献血法》，意在通过无偿献血阻断由有偿献血等原因发生的感染。令人担心的是：因此而感染艾滋病的职业献血者并未彻底清查，这些人员又通过性传播、母婴传播渠道扩散艾滋病。由于管理上的不严密，一些人仍在流动各地卖血。出售的含有艾滋病毒的血浆，又可能成为新的传播源。

　　地下采血也难以根绝。2000年7月，河南汝洲市公安机关捣毁一个地下采血窝点。三个血头召集20多名卖血人，吃住在窝点内，进行封闭式采血，10天之内，采血400余袋。化验结果显示：血液中含有多种病毒。

　　吸毒人员中的艾滋病感染者近几年急剧增加。中国的吸毒活动现已经蔓延到全国2000多个县市。根据公开的病例统计，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毒的，约占总感染人数的2/3。

　　1992-1995年，云南省吸毒人群中艾滋病毒感染率为5%左右，近年则上升到20%-30%。在新疆、广西、四川、重庆、广东、贵州等地，吸毒人群中共用注射器的人数快速上升。新疆步云南后尘，成为因吸毒而发病率上升最快的地区。一种艾滋病毒——1重组病毒，从开始流行到达接近饱和的70%感染率，在云南用了五至六年，在新疆只用了二至三年。

　　在非洲、亚洲的一些艾滋病高流行的国家，70%-80%的艾滋病毒感染是因性传播引起的。性传播虽然目前还不是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渠道，但在一些地区已呈迅猛发展之势。1991年云南省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人员占艾滋病毒感染者的3.8%。199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0.3%。在中国的沿海城市，性传播已经成为艾滋病毒传播的主要形式。

　　有专家根据目前中国商业性性交易的规模和活跃程度预测：若再无有力措施，中国艾滋病大流行看来“万事俱备，只欠时日”。

　　抉择时刻

　　一些在一线工作的专家学者对中国防治工作的现状表示担忧。中国面临艾滋病的威胁，这跟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区别，区别在于：中国对于艾滋病的流行控制非常滞后。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资料，1996-1997年印度政府对艾滋病防治的投入为746.7万美元，泰国为7406.2万美元，越南为454.5万美元，我国则为275.6万美元。

　　曾毅认为，几个问题争论不休，直接影响着中国艾滋病公共政策的正确选择。

　　第一， 中国的艾滋病蔓延究竟严重不严重？

　　在许多地区，艾滋病防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地方官员“讳疾忌医”，生怕透露出当地艾滋病病情后影响“政绩”，艾滋病防治人员被排挤、革职的现象时有发生。学者或者一些机构十分有限的调查也只得偷偷摸摸地进行。

　　1998年，河南血源性感染事件，有关部门调查感染人数，当查出132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调查被停止了。

　　“我们的工作有两个：搞研究，和政府官员作斗争。”一位因披露河南血源性感染问题而被停薪停职的地方学者说。

　　第二， 要不要下大力气对公众宣传教育？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1995年和1997年在火车上进行过两次随机调查，结果显示，当艾滋病在以每年3倍的速度蔓延时，公众对艾滋病的知晓度反而下降了3个百分点。

　　而另一项对京、津、沪8个城市居民（包括医生）的性病、艾滋病知识调查表明，医生对艾滋病的了解并不比一般民众多。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可靠的药物能治愈艾滋病，这使得预防格外重要。首先要投入的是对公众的宣传教育，让人们懂得保护自己。”曾毅说，“我们想开展工作，可是没有钱。”

　　第三，要不要对“高危人群”开展有效的干预措施？

　　艾滋病蔓延的一般规律是，从“起始人群”吸毒者向“核心人群”卖淫嫖娼者传播，然后覆盖公众。

　　如何对待吸毒人群？强制戒毒的成功率之低有目共睹，1998年，中国国家卫生部准备借鉴国外经验，试点向吸毒人群提供清洁针具和使用口吸美沙酮代替静脉注射海洛因。而公安戒毒部门认为：为吸毒人群提供针具和药品公众不会接受，不符合中国国情。

　　如何对待性交易人群？中国政府一贯“禁娼”作为预防艾滋病的措施，公安部门一度把携带安全套作为抓获妓女的证据。中国“严打”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使卖淫人群转入地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卖淫人群中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十分困难。

　　90年代，当艾滋病成倍蔓延的十年间，中国试图用贞洁教育对抗现代恶魔。

　　“中国艾滋病人数在未来几年内可能增加到100万，也可能增加到1000万，关键要看政府如何教育民众，提供防御措施。” 1999年12月，著名艾滋病研究专家何大一说，“中国的艾滋病防御正处在关键时刻。”

　　本刊记者/张捷

　　探访

　　河南艾 滋村落

　　“艾滋病人报复县里不管他们，把自己的血液注射到西瓜里。”

　　自今年夏天始，这个谣言在河南省上蔡县广为流传，至今未散。

　　谣言起源于该县芦岗乡文楼村。

　　在这个距县城不过三里地的村庄，近3000人生活在艾滋病的阴影中，并且已有十几人陆续死于艾滋病。

　　8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这个据称已震动高层并且还将震惊世界的“艾滋村”，耳闻目睹，超乎想像。

　　那病

　　面色蜡黄，口部生疮，脸上、手上、胳膊和腿，凡是能看见的部位，无不黑斑点点，像一群苍蝇吸附在上面。

　　这是李娟留给本刊记者的第一印象。

　　29岁的李娟远远地站在自家门前，看我们跟他公公老陈说话，两只眼睛咕碌碌地转。没一会儿，两条瘦得像芦柴棒一样的腿，折了下去。

　　“她站不住。”老陈解释道。

　　对艾滋病并没有太多忌讳的老陈，抱起小孙子，有些惨淡地笑，“我这小孙子才两岁零四个月。”

　　孩子的腿出奇的细，无骨一般。擦满粉的头上满是疙瘩，李娟紧张地说是“痱子”。

　　这个因为超生还被罚了款的孙子，是爷爷心中的最痛。

　　刚刚满月，孩子就发烧、咳嗽不止，到县医院一检查，说是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让吃了一千元的药。稍稍有些好转，孙子的病又犯了。

　　祸不单行。

　　去年中秋节，李娟病倒了。老陈说，“开始腿上长了几个疮，后来身上起疙瘩，接着是持续的低烧、咳嗽，不能吃饭，烂嘴。”

　　老陈曾哭着跟县检察院的朋友说，“我心理镜子似的，我晓得他们娘俩得的是啥病。我怕老伴知道受不了打击。只有一个人晚上躲在被窝里哭。”

　　老陈的怀疑，与一个教授的到来有关。

　　去年7月的一天，湖北医科大学一附院传染病教授桂希恩来到文楼村。晚上，桂教授来到陈家，从身上掏出50元钱，叫李娟和孩子去医院拍个片子。

　　第二天，老陈带着在医院拍的片子，找到桂教授。桂抽了媳妇的血，说县里的条件有限，回到武汉才能确诊。

　　桂教授也要给孙子抽血，老陈没同意。“孙女个把月去一次医院，两岁才会喊爸爸妈妈。我家所有的希望都在孙子身上，我怕——”

　　“后来，桂教授来信了，说李娟得的是那个病。”

　　春节过后，老陈终于没有憋住，带着孙子抽血检查。“万一不是呢？！”

　　没有万一。

　　李娟找了一包老鼠药，所幸被邻居夺了下来。

　　老陈说：从此后，李娟几乎从不说一句话。

　　死亡

　　距离老陈家大略30米处，几间平房藏在一片蒿草和杂树丛中。孔运星——一位熟知当地情况的、大胆为本刊作向导的乡干部——用手一推，院子的篱笆门立即倒下。院子门早就腐烂了。

　　房子的男主人也姓陈，年初死了。孔说，“刚说他得了艾滋病，没几天，就不行了。”

　　孔很悲戚，“他老婆一个月不到，就带着儿子走了。”

　　人去楼空。

　　死得最早的是44岁的吴平。

　　孔从地里找回正在干活的陈新，吴平的丈夫。

　　陈新朝茶几上吴平的黑白遗像瞥了几眼。

　　1997年吴平开始犯病，胸口疼。“我在齐齐哈尔打工，家里几亩地，她一个人干得很好。她身体很壮实，我以为吃吃药就好了。等我1999年春节回家过年，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

　　陈新说，他背着妻子去郑州、漯河、驻马店的大医院治疗，医生说是胆囊炎。

　　去年7月18日，她老是拉肚子、发低烧。县医院的大夫最后给她做了血样化验。

　　大夫给我讲：吃过药，能挨过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

　　第四天，吴平死了。

　　记者离开陈家，一个小伙子抱着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追过来。

　　“你们是来发药的吗？”他问。

　　“我父亲年初死的，53岁，我哥6天后也死了。可怜我哥才30几岁，留下一个小孩，怎么办？”

　　村民说，他父亲和哥哥就埋在村口，还有对妯娌也埋在那里。

　　孔运星说，从去年至今，死于艾滋病的有12个人。蛇年的春节，文楼村异常恐怖。噼噼啪啪的鞭炮，很多是为死人而响起。从农历正月初一到三月初一，两个月零一天的时间，七个人相继死去。

　　他们的症状几乎一样：拉肚子，持续的低烧。

　　血祸

　　“都是买血惹的祸！” 陈新说起妻子的死因，一脸的痛苦。

　　他掏出妻子生前留下的“献血证”。

　　这两本1992年的“献血证”，片断地记载着吴新的“卖血史”。

　　仅1992年9月30日，到1992年12月18日，吴就卖了12次，有时只间隔一天。

　　村民们说，文楼的12个死者，全部有“卖血史”。有的长达10年之久。

　　孔运星说，文楼卖血的历史有20年左右。

　　“前些年，村里人卖血跟疯了似的，卖血盖房子。十几岁以上的人，没有几个没有卖过血的。谁不卖血，村里人会戳他脊梁骨，说他不务正业。有人为了把血卖出去，还给血头送礼，一天重复卖好几次。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有个‘黑血站’在俺村采血。村里头人山人海，卖油条的，卖菜的，像个自由市场。那场面真让人痛心。没有消毒器材，也不用化验，反正大家都卖过血，知道自己是啥血型。只要你叫一声，人就躺在脏兮兮的地上抽起来。我上去指责血贩子。村里人都骂我，‘谁像你月月都有工资，我们不卖血，喝西北风呀。’”

　　上蔡县政法部门一位曾在文楼村开展过工作的干部说，上蔡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穷，当年卖血成风。

　　民间有句口头禅：“想发财，到汝南，一伸一卷十八元。”

　　上蔡县的农民，很多人一门心思卖血，成了“铁血敢死队”。“敢死队员”不单跑遍了省里的血站，还远赴武汉、长沙、甚至于新疆去卖血。

　　一些村民介绍说，起初是“全采”，后来是“单采”：把血抽出来，提取血浆，把红蛋白加些营养液再输回体内。

　　外界流传着一个关于文楼卖血的传说：7个人去驻马店卖血，连续抽了7天。钱凑到一起，买了一辆7000元的拖拉机。7个人摆弄一阵后，没有力气开回来。

　　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是文楼卖血的高峰期。3000个人的村子，1000人卖过血。 那位政法部门的干部说，“按每人每年卖20公斤血计算，可以清洗上蔡县城。这些血里的病毒，能不得艾滋病？”

　　现在，包括迟迟不愿承认的官方也说，“上蔡的艾滋病是由卖血感染的。”

　　上蔡会震惊世界

　　今年3月，河南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高耀洁教授到文楼村送药，100多人的队伍让高触目惊心。

　　周围一些村庄的村民也赶来，拖住高耀洁，“去我们村吧，我们那儿比这儿艾滋病人还多。”

　　孔运星说，“不远的南大屋村，这两年死了三四十个青壮年劳力。症状和我们村的人一样。”

　　上蔡县一位机关干部说，“县城这几天又死了好几个艾滋病人。”

　　文楼村乃至上蔡县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一些文字材料上说：桂教授在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由10例检验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由80多例呈阳性。

　　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数字不准确。我将结果告诉了一个帮我的当地医生。他凭印象跟别人说了这个数字。我向有关部门承诺过，具体数字不对外公布。我所能说的是，这里的艾滋病的确严重，非常严重。”

　　桂说，艾滋病患者或者艾滋病毒携带者，不仅仅在文楼村。“上蔡县其他的村庄，也很多。”

　　年初，河南省卫生厅去文楼抽取了152个人的血样。

　　化验结果如何？

　　村民们不得而知。

　　担心和恐惧压迫着他们。

　　8月18日，在上蔡县防疫站。一大早，就有五六个村民在抽血检查。

　　然而，据了解，真正肯花80元钱检查的村民，很少很少。

　　本刊记者和孔运星走到村尾。一个农民对孔大骂了一声。

　　孔说，“他们现在不相信记者。”

　　河南一位王姓女记者初来文楼时，大家争着接受采访。“他们希望舆论能促使县里面帮帮他们。可是陆陆续续10几家记者来了，什么作用也没有。相反，他们的蔬菜没人买，他们子女的婚嫁也变得麻烦起来。”

　　担心自己有艾滋病的人，确诊有艾滋病毒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人，开始坐卧不安。花几万元医疗费仍然死去的艾滋病人，让他们倍感绝望。

　　桂希恩也感到不安：绝望的村民对艾滋病非常无知。

　　一个丈夫得艾滋病死去的少妇，改嫁了。桂希恩说，“我非常害怕。村民们愚昧到不知道性传播会得艾滋病。”

　　最近一次去上蔡，桂希恩专门去了妇幼保健站，婚前检查竟然没有艾滋病这一项。

　　“这太可怕了。”

　　桂建议河南省有关部门大力宣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

　　“他们竟然说农民没有电视，宣传了不管用。他们只是给有问题的人家悄悄塞一张宣传单。”

　　桂颇为忧伤地说；“等着吧，有一天，上蔡将会震惊整个世界。”

　　冷漠

　　“上蔡艾滋病的严重程度，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对此，我非常寒心。”桂希恩说。

　　让他知道文楼有艾滋病的是他的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是一个当地医生，老家在文楼。文楼人生病了，都喜欢找他。乡亲们为何接二连三死于“怪病”？迷惑不解的学生给老师写了一封信。

　　1999年7月，桂第一次来到文楼村。

　　他的发现让他震惊。

　　他找到上蔡县卫生局。“我愿意无偿地进行检验，调查报告交给你们。”

　　卫生局拒绝了他的“热情”。

　　他又找到一些部门和地方官员。依旧是拒绝。

　　两个月后，桂教授再次自费来到文楼。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一回，我是偷偷的进村的。”

　　他检验了一些村民的血样。尔后，他惊慌失措地向河南省有关部门反映。

　　没有多少人理他。

　　1999年10月，桂带着调查报告去了北京。报告最后被呈送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李岚清批示后，河南省委也做了批示。

　　今年春天，河南省某部门一位处长去武汉找到桂，双方的交谈让桂很不高兴。

　　他频频去河南省有关部门推销自己的看法：

　　赶快告诉有艾滋病毒的人和他们的家属；

　　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艾滋病人。

　　他认为：基层政府没有管住非法采血，以至于艾滋病的出现，基层官员是有责任的。如今，应该作些弥补。

　　没有人接受他的建议。

　　对于前者，桂说，“他们可能怕患者找政府的麻烦，我知道有一个干部，一家三口都有艾滋病毒，他们在和政府纠缠。”

　　桂遇到的冷漠，也让记者从另外一个层面感受到了。

　　8月18日，记者来到上蔡县防疫站。在站长计飞舟的办公室前，记者听到他和一个人说，“美国还轰炸中国大使馆”。敲敲门，记者通报来意。他挥挥手，示意等等。

　　等待的间隙，站长对门“HIV检测室”的医生在给人抽血化验。本刊摄影记者手拿相机站在一边。

　　“你敢照像？”

　　突然，一个中年妇女大声叫了起来，

　　“您误会了。”

　　本刊记者当场解释。并拿出胶卷，交给了她。

　　熟料，这位妇女转身后不久，风波陡起。几个人冲近站长室破口大骂。那位中年妇女扣留了记者的证件长达一个小时，直到公安局110的干警赶到。

　　本刊记者连连向站长道歉，“影响了您的办公”。请站长协调一下，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在一边批评记者不懂规矩，“这些农民无法对付。”

　　事后，记者获悉，哪个中年妇女就是防疫站的职工。

　　从县委宣传部办公室魏主任口中，本刊记者还得知：记者刚到防疫站，他们就向县委宣传部通了气。

　　事态平息后的采访中，计飞舟说了两点意见：保密；县政府措施得力，艾滋病感染人数在逐年下降。

　　在宣传部，卫生局王副局长回了本刊记者的传呼。他说，“我在开民主生活会，没空。”

　　此时是中午12点多钟。

　　找到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后，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一再要求下，他告知了“一把手”张局长的电话。

　　电话那端，听者略一沉吟，“你打错了。”

　　手机断了。

　　从县委到县政府，记者想找的人，一个都没找到。

　　此前一天，在文楼村，村委会副主任刘志发跟记者握了握手，一言不发，转身就走了。

　　一个村民在一边大声说，“县里打过招呼，不准接待记者。”

　　桂希恩说，“我听说，上蔡县怕影响投资环境，怕农民出去打工没人要，怕上面追究起以前放任非法采血的责任。所以他们保持沉默。”

　　高耀洁说，“他们想保政绩，捂盖子。”

　　河南省一位检察官对《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看法：“捂盖子是对人民的犯罪。”

　　（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报道中涉及到的艾滋病病人皆为化名。）

　　本刊记者/章敬平 赵飞

　　高耀洁：与艾滋病孤独作战

　　8月17日早晨，在河南省郑州市经三路一栋简易而破旧的楼房里，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教授、72岁的高耀洁为记者打开了门。50平米的旧屋内，零散地堆积了他自费编印的防艾小报。老伴正在为她整理药品。她打算后天去上蔡县，给那里的艾滋病人送药。她说话的时候很容易激动，很直率，像市井中的老太太。感动于《中国新闻周刊》对艾滋病的真诚关注，高耀洁首次披露了她在防艾中的种种“遭遇”。

　　我本是妇产科的教授、医生。宣传防艾是最近四年的事。

　　1996年4月7日，省内一家部队医院请我去会诊。女患者42岁，病很怪：下腹部大片暗紫色斑点，高烧不退。是不是艾滋病？化验结果证实了我的猜测。10天后，她死了。她是输血感染的。

　　联想到我们河南省猖獗的非法采血史，我意识到血液传播艾滋病的严重性。

　　回来后，我编了本防艾的小书，印了一些防艾的传单，叫上一些同志去火车站、汽车站，到处散发。

　　尔后，我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发现中原地区的艾滋病大多数是由于卖血或输血感染的。

　　我们河南是个艾滋病大省，尽管一些官们不愿意承认，但驻马店地区、周口地区、开封市、信阳市、商丘市都发现了或多或少的艾滋病人，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1999年11月份，我在省内联系了12个艾滋病人。其中8个是卖血感染的，3个是输血感染的，1个“三陪女”，感染原因不清楚，但她有卖血史。春节前，我给8个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每人寄去100元。半个月后，4张汇款单退回，收款人死了。

　　农历6月初一那一天，驻马店市一个村子因为艾滋病1天死了3个人。

　　那些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农民太穷了。上蔡县一个叫程寄领的病人，从发病到死，10几个月的时间里，只吃了我给他的100多片退烧止痛药。

　　官们不管他们。骗子倒出现了。一些自称有“祖传秘方”的“治艾专家”，去上蔡的一些村子里行骗。

　　官们怕影响河南的形象，一个劲地捂盖子。

　　今年4月，泌阳县赊湾乡有个乡村医生给我写信，让我去他们哪儿看看艾滋病人，他信中反复叮嘱：您来时一定要保密。不能坐有“十”字的小车，不能和县里的人交流，不能透露我跟您的联系。

　　7月27日，我在沈丘讲学，县防疫站一个消毒员告诉我：有个村死了30几个艾滋病人。话还没说完，卫生局一个头来了，那个消毒员吓得躲进了厕所。

　　艾滋病是不可治愈的，但艾滋病是可以预防的。

　　现在，河南省出现了这么多的艾滋病人，我凭着一个医生的良心，大力宣传预防艾滋病又有什么不对呢？

　　可是，偏有那么多的人管我，阻止我。

　　去年12月1日下午4点来钟，卫生系统一个“大官”命令一个“小官”找我谈话：“至今，河南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病人……”

　　我不听，麻烦接踵而来：

　　女儿是一家医院的主治医师，所在科室被性病游医承包了。此次全省清理整顿，有关主管部门赶走了游医，医院受到损失，女儿连遭打击报复。我要求把她调到中医学院系统，领导都同意了，可就是至今办不了；

　　1999年度，我和15个同志一起被教育部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可有人不让我赴北京领奖，怕我见了中央领导，反映河南的艾滋病；

　　今年3月18日，我去农村给艾滋病人送药，我抱着艾滋病患儿拍了照，一共30多张，都被扣留了；

　　老干部处通知我去乡下义诊，我说：“去了，调查一下艾滋病。”于是，不让我去了。

　　现在，连老伴也烦我了，把我的钱也管起来了。

　　我劝老伴支持我。我也希望官们能支持我。我已步入古稀之年，名利早看破了，不图什么，我曾是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更重要的，我是个职业医生，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关心艾滋病人，防止艾滋病的蔓延。

　　关心艾滋病，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本刊记者/ 赵飞 章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