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谁解心忧？

　　接受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已成为现代人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改善的标志

　　本刊记者/孙亚菲

　　“我的世界很灰，有时候甚至想到死，一了百了。”李倩予一身时髦的名牌衣着和面部精致的化妆，都掩饰不住她眉宇间透露出来的疲惫与憔悴。

　　李倩予是北京典型的高级白领：在国内名牌高校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之后凭着优秀的外语水平，受雇于建国门CBD商圈的一家跨国公司，薪水以美金结算，开着一辆红色“波罗”，还供着一套地段不错的商品房。

　　步入“中产”的她，生活却并不快乐。

　　“感觉很累！工作累，生活累，恋爱累，交际累，件件事都累，每天下来疲惫不堪，逐渐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李倩予说，事实上，外企的工作按部就班，并不十分忙碌，但自己总有做不完的事，匆匆忙忙，感觉每件事完成的质量都不高，一向信心十足的她，甚至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怀疑。在感情上，她常常莫名其妙地跟男朋友陷入冷战状态，次数多了之后，双方都失去激情乃至兴趣，几乎到了分手边缘，尽管她不想一份感情就此烟消云散，却又不知道如何改变现状。

　　更让她感到无奈的是，由于工作和恋爱占去了她绝大部分时间，已经很久没有跟朋友联络，“觉得所有的朋友都抛弃了自己，心理上非常孤独。”

　　“明年我就30岁了，想起事业无进展，爱情没有着落，年龄逐年增大，新人又层出不穷，我就感到一阵阵恐慌。”

　　夜间长期失眠，早上没有动力起床，开始大量掉头发，对烟酒依赖加重，经常出现一时间记不起同事姓名的情况……李倩予知道自己病了，找到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告诉她，她患有轻度抑郁症，需要药物和心理辅导。目前，她已经在中日友好医院心理门诊接受了抑郁症第一个疗程的治疗。

　　来一碗“心灵鸡汤”

　　在北京“今雨来”心理健康研究中心，窗帘是绿色原野图案的，柔软的布艺沙发，轻音乐和熏香炉的幽幽香气一起在小小的屋子里蔓延。为了让前来咨询的人能更加放松，减少可能产生的抵触情绪或敌意，心理咨询师舒唱在做咨询时一般都会换上色彩柔和的黄色外套。

　　“咨询者来到我的咨询室，我会和他45度角相对，以便于观察他的身体语言，因为人的内心含义，90％以上不是靠说话，而是靠眼神、表情、肢体动作等来表达。之后，帮他尽量放松，回忆童年时的东西，给他一个意象，把那些不愉快的东西呼到太阳上去，燃烧掉，然后再回来。通常呼气宣泄的时候，咨询者会控制不住自己，泪流满面，甚至放声大哭。”舒唱说，当咨询者宣泄完了整个过程，不少人就会想蹦想跳，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一般治疗一次就会见效，开业半年来我已经接受了大约150个人的咨询，凡是配合的，事后认真按我教的方法积极进行训练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好的改善。”

　　大学专业为心理学、毕业后在新华社干了十多年记者工作的舒唱，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了不少心理问题，在治疗过程中对“老本行”萌生了极大兴趣，继而重返学堂，进行系统学习培训，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

　　“人的精神世界奥妙无穷，心理问题复杂多样，出了心理问题，就必须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你找症结，帮助你改善心理状况，淤而不解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和伤害。”她说。

　　曾在美国从事多年音乐心理治疗工作的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高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心理问题，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心理咨询，另一种则是心理治疗。

　　“这是有不同含意的两个概念。心理咨询主要是语言劝诱，层次浅些，针对的是有某些心理疑问和障碍的健康人群；而心理治疗则更深入，涉及到潜意识的层面，针对的是已有明显症状的心理疾病患者，经常辅以药物等医疗手段。”而高天主要通过音乐来让人宣泄，产生更多自我体验。现在，他每周要做五六个病例。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给有心理问题的人带来了福音。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钱铭怡教授，把心理咨询的作用总结为“帮助人们心理成长的心灵鸡汤”。

　　“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使他能面对问题，产生改变，以后碰到此类问题，知道怎样去想，怎样去做，可以正确处理。更完美的效果，就是使病人达到人格上的成熟，当然，这需要做长期的治疗。”

　　即使是心理医生本身，也需要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以心理学上的专业术语讲，叫做接受督导。”安定医院的刘军医师解释道，心理医生也是普通人，一样上下班，一样吃五谷杂粮，本质上与普通人的心理问题没什么区别。“所以，普通人可能一时间需要心理医生，事关他人心理健康的心理工作者，却一辈子都需要被治疗。”

　　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在国外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们生活质量得以改善和提高的衡量标准之一。美国有85％的人每半年看一次牙医，30％的人定期看心理医生，80％的人会不定期去心理诊所。而在中国，接受心理医生咨询治疗的人数比例不到5％。最近的一个调查数据更让人感觉痛心：93%的有自杀行为的人从未看过心理医生！

　　传统观念是阻碍人们接受心理咨询或治疗的重要因素。

　　“一个人身体有病，上医院视为理所当然，但有心理问题，找专家却要藏着掖着，害怕人知道后被骂作‘有神经病’。”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研究生钟杰认为，传统力量还表现在不少人不习惯于把“隐私的东西”向外讲，以至于有病也“讳疾忌医”。

　　“另一方面是经济原因。看心理医生是自费项目，不能报销，不少人难以或不愿承担这笔费用。”据钟杰介绍，在美国，根据医疗保险购买级别的不同，看心理医生是纳入医保体系，可以“报销”的。而中国要推进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行业的发展，解决老百姓的心理健康问题，政府有必要出面，在医保问题上进行变革和调整，让更多有心理问题的人能坦然走进心理诊所接受辅导或治疗。

　　每个人都有心理问题？

　　“可以这么说，几乎现代社会的每个人都存在心理问题，不过表现程度有所不同。严重的话，不仅影响个人健康、工作和生活，还可能影响他人和社会，诱发一些不稳定因素，给社会财富和秩序造成重大损失。”北京市安定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刘军说。

　　美国学者坎布斯曾提出人们心理人格健康、健全的四个特质：积极的自我观念；恰当地认同他人；面对和接受现实；主观经验丰富，较清楚地认知周围的人和事。

　　按照这样的标准，有专家指出，中国有70%左右的人属于精神“亚健康”。有国外心理学家曾把心理问题比作精神上的“感冒”，看来，中国人正陷入一场“集体感冒”之中。

　　“人人都可能产生心理问题。”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钟杰说，心理问题的产生一般没有严格的性别区分，无论男女，一生中无一例外逃脱不了心理问题的困扰。且每个人生阶段的问题都有所不同，比如儿童中孤独症、社交焦虑、社交恐惧等症状发病率较高，老年人中一半人左右易患老年抑郁症；青少年的问题最多，大概有1/5有心理问题，神经症的发病率大概在10％左右。

　　“每五个青少年中就有一个有心理问题，整个社会有多少？这些心理不健康的人若占据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岗位，可能造成的损害难以估计。”钟杰说。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的一位官员公开透露，按照国际通行准则计算，神经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已排名首位，约占总负担的20％。名列精神疾病前5位的依次是：抑郁症6.2％、自杀3.9％、双相情感障碍1.8％、精神分裂症1.3％、强迫症1.1％。2002年4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一次会议上着重提出了精神卫生的问题。有专家表示，此举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精神卫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一项有趣的对比调查显示了中国人的心理卫生现状。有关机构曾向随机抽样的人群询问：“一年中你有否感到有特别幸福的事？”美国回答“有”的人占一半以上，而中国人中做肯定回答的只有20％多，中国人的“幸福感”似乎大大低于西方。

　　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正逐渐凸显出来。那么，心理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其根源究竟何在？

　　安定医院精神科刘军医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正是学术界目前重点讨论的话题。除性格因素、遗传病症等器质原因外，中国现代社会各方面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不公平现象，可能是诱使心理失衡、问题增多的重要原因。

　　2003.1.20争挤朝阳行业早班车

　　中国最少需要13万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现有从业者的状况是良莠不齐

　　本刊记者/孙亚菲

　　四川大学政治学院院长王国敏教授最近忙得不可开交。

　　由设在政治学院下面的四川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举办的首期心理咨询师培训班，于2002年11月16日正式开班。有媒体称，这标志着“中国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统一培训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因而，前来报名要求学习和采访的络绎不绝，王教授几乎疲于接待。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这个培训班并不是全国第一个心理咨询师培训班，在北京等地还有更早的类似性质的培训班。但在西南地区，我们是惟一一家试点培训单位。”据王国敏介绍，培训班请的全是心理学研究或应用方面的副教授级以上专家讲学，尽管学费每人高达3600元，但来报名咨询的场面非常“火爆”，多达200多人。为保证培训质量，最后择优录取了60多名学员。“他们接受300小时正规培训后，参加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一组织的考试，获得上岗资格。”

　　“这表明了我们这个行业越来越受人们关注，市场前景一片光明。”她说。

　　朝阳行业

　　“婴儿在母亲体内3个月构成神经系统网络框架，3岁以内形成我们的思维框架。”2002年11月27日晚，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分部院内一栋古老建筑内，一位医学教授正在给心理咨询师培训班的学员们讲授《神经系统》课程。当晚，没有一名学员“逃课”，60多名学员聚精会神地听讲。

　　“我是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从德阳赶到这儿来上课的。下课后还要开车回去。”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政委刘俊也是培训班的成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是自己掏了3600元学费来上这个班的。

　　“干了20多年刑侦工作，心理一直压力很大，希望借助专业学习，对日后工作能有所帮助。”刘俊说，由于职业原因，刑警很容易出心理问题，他的一个朋友兼同行，就是因为压力过大造成精神分裂。“当不当心理咨询师倒是其次，主要希望能借此学习自我调解，同时也可以帮助别人。”

　　花名册上，学员的职业涵盖很广，学生、老师、记者、公务员、外企职员，甚至不乏“老总”、“经理”级别的人。

　　兰锡鹏，高级经济师和注册评估师，四川海林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具有如此身份的他，像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里做着笔记。“我想了解我自己，同时，如果可能，希望有一天能从事这个行业。”

　　绝大多数学员都与兰锡鹏持相同态度：一是对心理学感兴趣，想通过这门学科来认识自己；二是感到这个行业未来前景广阔，有意致力于向这方面发展。

　　“尽管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已经有20来年历史，但以前发展并不好，人们的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目前这个行业还是一个新兴的朝阳行业，未来市场需求很大。” 中国心理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张侃研究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到，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和应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一批心理学家在医院里开设心理门诊，但总体影响力比较小，前去咨询的人也比较少；到了90年代，心理咨询开始“大发展”，但却处于混乱无序状态，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参与进去做咨询，由于没有严格的制度，鱼龙混杂，最后绝大部分都垮掉了。

　　“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国家统管阶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教育部都分别进行了一些人员培训，有的部门还制订或准备制订一些标准。我相信，这次会正规一些，可能促进这个行业取得迅猛发展。”

　　心理咨询师市场有多大？

　　张侃把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做了一个对比：目前中国正牌的心理学工作者大概约1万人，而美国有20万人；中国受过正规系统训练的心理工作者80％做研究工作，只有20％做应用工作；美国20万人中90％做应用工作，其中绝大部分是心理咨询师。美国人口是中国的1/6，也就是说，平均人口中，中国有一个心理咨询师，美国就有130个。

　　他说：“假定我们没美国那么发达，只需要美国十分之一的心理工作者的话，我们也要发展到13万人才能满足需要。”

　　这是最保守的估计。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钱铭怡教授的估计数更大：按现代社会标准，每1000人中应有一名心理咨询师。也就是说，中国需要130万心理医生。而目前，正规执业医生不到2000人，每百万人口中只有24名心理医生，离需求差距还很大。

　　事实也证明，中国正规的心理咨询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在四川大学附属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部，每天六七十名患者排队“抢”号。北京同仁医院心理科门诊大夫赵梅告诉记者，医院规定每个医生每天看5个病人，5个医生忙得团团转，也只能接待20多位患者，还有不少人排队候诊。上海市的综合医院中，有49所开设了心理健康咨询门诊，只有139名心理医生，其中只有29人受过6个月以上的医学心理咨询培训。

　　鱼龙混杂

　　乱——这个字简洁概括了中国心理咨询行业目前的状况。

　　尽管迄今为止中央国家有关部门没有颁发过一个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但在中国，打着“心理咨询”旗号的“诊所”、“门诊”、“热线”却不计其数。一个不完全统计，中国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人员达40万！

　　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水分和泡沫，鱼龙混杂的局面相当严重。

　　南京一位遭遇丈夫外遇的妇女到一家私人心理诊所寻求治疗，却被医生骂为“没有女人魅力，管不住老公”，痛苦绝望的她又受伤害，最后不得不到北京接受正规的心理治疗。

　　一些声讯台也办起了所谓的“心理咨询热线”，还闹出声讯台小姐对咨询者提出“找个情人消除寂寞”之类建议的荒唐事件，甚至在一些地区的发廊里面，都设有“心理咨询室”。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中心高天副教授自己创办了一间“心理健康音乐治疗中心”。在注册过程中他发现，除医院系统的心理治疗属于卫生部门统管外，非医疗类的心理咨询机构，由于没有业务主管和认证部门，任何人都可以创办。只要按照咨询类注册标准，有3万元注册资金，哪怕没有一点心理学基础，都可以堂而皇之在工商局取得合法登记资格开诊所营业。一些完全没有师资力量的民间培训机构，大量“制造心理咨询师”。譬如四川一家名叫“荷芙蔓”的美容美发学校，就曾招收过“心理咨询师”；在广东一些地区， 620元就可以买一个“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心理咨询师”的泛滥大大冲击了正规心理咨询市场的发展。

　　“恐怕到最后，人人都认为心理咨询这玩意儿是骗人的，把整个行业都砸了。”高天忧心忡忡地说。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钟杰也表示了这种担忧：“事实上，中国现有精神科医生不到一万人，其中我认为真正能进行较为专业治疗的不到300人。如果严格按照欧美标准，包括我自己在内，中国目前没有一个真正合格的心理治疗师。”

　　为什么这么说？钟杰解释道：按照欧美标准，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首先应有专业的高级学位，譬如临床心理学博士、临床治疗学博士、心理咨询学博士等，尔后有不少于2000小时的实践培训，才有资格获得执业资格。同时，还要不间断接受高质量的心理督导（即对心理咨询师进行的心理治疗）。

　　“北大心理学系在全国高校中师资力量和实践条件数一数二，但是读博士的5年中，我总共的培训时间也不过1500小时，而且，在接受督导方面尤为欠缺。按照国际标准，我也没有达标。”钟博士表示，目前能够进行心理治疗方面培训与教学的专家非常少，即使在北大这种国内心理学界执牛耳者，包括钱铭怡教授在内，不过4人能够进行这方面的教学。师资力量的严重匮乏，使中国的心理咨询和治疗行业在短期内难以正规和系统化，可能继续流于低层次低水平。

　　发展阻碍

　　2001年8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结束了这个行业没有标准的时代。2002年4月，该部还联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和中国心理学会有关专家，编写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7月组建了“全国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培训鉴定工作指导委员会”，心理咨询师持证上岗工程正式启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技术指导中心一位陶姓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以前该部从没有颁发过心理咨询方面的资格证，2003年4月将由该部统一组织考试，从而将诞生中国第一批心理咨询工作者。

　　“但这只是国家职业资格的三级心理咨询员，只有辅助咨询资格，不能单独执业。二级和一级职业资格的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师什么时候考，标准如何，目前还在慎重讨论之中。”陶女士还表示，以前由地方各级劳动部门颁发的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将全部收回作废。

　　国家对心理咨询师行业的管理从无到有，在很多专家看来是“一次巨大的进步”，但仍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考试门槛太低，恐怕难以保障从业者质量。”中央音乐学院高天副教授指出，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职业标准中，凡相关专业大专毕业就可以申报咨询员，“对如此重要的涉及他人身心健康的职业来说，条件低得有点离谱。”

　　过低的收费标准，是专家认为行业无法高水平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按卫生部规定，医院系统心理门诊的收费标准在30～60元之间浮动。

　　“这点收费几乎是象征性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得起心理医生。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并不好。”高天表示，事实上，看心理医生在外国是为中产阶级改善生活质量而进行的一种医疗服务，每小时大概为100～150美金，心理咨询师与律师一样享有高尚的地位和丰厚的收入。而在中国，过低的收费标准使这个行业极难有人能单独靠此赚钱谋生，无以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心理卫生医疗服务体系，阻碍了全行业的发展。

　　“为什么‘法轮功’这样的邪教，能够占领不在少数的一部分人的精神和心理？这就要考虑全国心理卫生体系问题。目前的状况是，老百姓有了心理问题了，找不到科学合适的方法去处理，找不到专家，因而只有去信教。”北京大学钟杰博士认为，政府要像关心百姓的身体健康一样关心大家的心理健康，当务之急是在专家的帮助下立法，建立法律体系。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有关精神卫生方面的法律，台湾于2001年也通过了《心理医师法》，而中国大陆，这方面的法律环境却十分薄弱。

　　“立法可以约定行业标准，保证行业质量，让法律体系和行业职业道德之间和谐衔接，使整个行业行为更加科学、规范。”

　　专家们相信，政府只有在健全的法律体系下才能建立完善行业体系，然后在行业体系下建立老百姓的心理卫生防御系统，包括自杀干预，心理疾病的干预、预防和监控等。也惟有整个体系建立起来，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才能真正提高。 ■

　　自杀：心理 防线待筑

　　自杀率是一个国家人群心理卫生状况的重要参照指数

　　本刊记者/孙亚菲

　　位于北京偏远郊区的回龙观医院，这些日子开始变得热闹起来。2002年12月3日，北京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在这里成立。这个由政府支持成立并直辖的机构，主要负责对有自杀倾向的人群进行心理干预。这也是中国首家专门研究治疗自杀、抑郁症疾病的专业机构。

　　在机构成立仪式上，一份有关中国人自杀问题状况的研究报告，引起了公众对自杀前所未有的关注。

　　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平均年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23人。这是回龙观医院这份最新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

　　还有两个数字对比让人更感势态的严重性：自杀在中国人死因中列第5位，前四位是脑血管疾病、支气管炎和慢性肺气肿、肝癌、肺炎。而在15至34岁的青少年人群的死因中，因自杀失去生命的占总人数的26.04％，是首位原因。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自杀成为青少年第一死亡因素，证明自杀不仅严重影响健康，还影响国家的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是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博士说。

　　这个在中国生活了18年之久的美国人，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基本上被汉化了。尽管普通话依然带着浓浓的“外国腔”，但费立鹏的表述却相当“中国”：“预防自杀，就要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这很重要。没有群众重视，建立自杀预防网络，肯定做不了。”

　　从1995年开始，回龙观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便开始了几个大型合作项目的研究工作，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一起，在全国23个疾病监测点开展自杀死亡的心理解剖研究，共调查了923例自杀和754例其他死亡案例，还收集了一万多个自杀未遂病例。

　　研究结果颇出人意料：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3至5倍，即中国90％的自杀事件发生在农村；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这与西方国家的自杀情况完全不同，在欧美一些国家，男性的自杀比例至少是女性的3到4倍。

　　费立鹏不同意中国女性自杀人数多于男性，是因为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男女不平等现象都相当严重，尤其非洲一些国家，那里更加歧视妇女，但在自杀率上，并没有普遍反映出女性多于男性。

　　“这说明另有原因。我怀疑，更多使用危险品是主要原因。农药的容易获得和极端致命性使她们自杀更易获得成功。”费立鹏主持研究的报告中显示，55％的自杀成功者和43％的自杀未遂者服用了农药。

　　更让人不安的是，中国与世界10/10万的平均自杀率相比，高出2.3倍，是美国的近2倍，台湾地区的3倍多，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费立鹏认为，从1987年开始，中国的自杀率就一直保持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增减幅度，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专家认为，中国的自杀现象带有强大的传统文化色彩。整个社会对自杀现象的宽容，是导致自杀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曾经有一部名叫《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的电影，就反映了中国某些落后地区集体自杀的习俗。而在民间，像《梁祝》一样的“殉情”方式被歌颂，也给民众以心理暗示。

　　“中国没有强大的反对自杀的宗教或法律禁令，因此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或长期存在不良生活刺激的个体，就会把自杀视为解脱痛苦、减轻经济或感情负担的可接受方式。”费立鹏在报告中分析道。

　　“自杀率是反映一个国家民众心理卫生健康的重要参考指标。”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研究生钟杰认为。他的根据是，在自杀者中，只有7％的人进行过某种形式的心理咨询或治疗。患有精神障碍的自杀成功者中仅34％曾因心理问题请求过帮助，在自杀未遂者中这一比例是33％。

　　钟杰说，在国外，从精神科医生，到专职的心理治疗师，再到社区工作者，从社区到学校，从政府心理危机干预机构到民间心理咨询热线，整个社会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完善的社会心理支持系统，而在中国，专家们评价，“起码落后15至20年”。

　　面对记者，费立鹏多次把自杀与艾滋病做比较：“自杀带来的危害猛于艾滋病。每年的自杀者人数是被艾滋病夺去生命人数的2.3倍。因此，对自杀的预防任务非常急迫。”费立鹏心中有这样的构想：在回龙观的干预中心建立全国性的自杀干预热线，并建起面向综合医院的24小时自杀未遂者心理帮助机制，逐步推到全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预防自杀体系，降低中国的自杀率。

　　费立鹏勾勒出中心未来的“蓝图”：在随后的8年内，力争将中国的自杀率降低2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通过中心的工作，每年平均挽救5至6万人的生命，预防40万人自杀未遂。” ■

　　西方国家的四种心理咨询

　　（1）教育心理咨询：解决师生的各种心理问题和障碍，如新生入学后的适应问题、学习困难和学习障碍、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的调适、有关报考学校及选择专业的指导、业务活动的选择、如何提高学习效率、如何进行智力开发，以及不良行为的矫正等等。

　　（2）选择职业的心理咨询：对就业者来说，包括对自己能力、特长、职业兴趣、发展潜力等的测查，以及有关职业分析、素质要求、录用条件等信息的指导咨询。对于雇主来讲，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评定、筛选、调配、安置应聘者，以及如何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

　　（3）家庭、婚姻问题的心理咨询：家庭成员间关系的调适、家政管理、夫妻关系、性问题以及离婚、再婚、婚外性关系、老人、子女教养等方面的问题都属于这一类别。

　　（4）临床心理咨询：主要针对各种心理疾病和心理症状，包括一些精神病、神经症、情绪障碍、行为障碍、人格问题等。